作者回故鄉 2019年攝

我十四歲那年，因為我們生產隊的會計去當兵了，我剛讀完五年級就被送到寧蒗縣跑馬坪文化學校會計培訓班學習。結業了，回村當了一名生產隊會計。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集體經濟合作化時代，生產隊上面是大隊，大隊上面是公社，公社上面是縣，人民公社形成了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生產隊是國家體制中最小的行政機構。

七十年代作者老家永寧公社拉伯大隊格莊生產隊，這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大山深處。

格莊村最初是一個生產隊，後來分為兩個隊，摩梭人為第一生產隊，納西為第二生產隊（後來合併成一個隊）。一隊隊長是我的父親，父親五十年代曾經參加過小涼山平叛戰鬥，入了黨，他勤勞誠實，剛毅無私，一身正氣，在村裡村外有很高的威望。副隊長叫拉木高若，他勤勞聰慧，多才多藝，是一個山鷹般的男人。加上保管員、記工員、會計，我們5個人就是生產隊的“領導班子”，我們是共和國這個龐大的行政體制裡唯一不脫產、不拿工資、不計報酬、不呼職務、沒有特權的“官”。我們和其它社員一樣出工出勤，一樣按勞動拿工分，一樣憑工分參加分配，大家根植於腳下的這一片土地上，為了擺脫貧窮落後的面貌，無怨無悔帶領村民謀幸福。

生產隊時期我的父親母親，父親是格莊生產隊隊長。1976年 和紹全攝

生產隊作為當時中國農業經濟中的一種組織形式，它實行的是集體所有制經濟。那時我們村裡的田地、牲畜、山林都歸集體所有，農戶自己能夠支配的只有自家房前屋後少量自留地、果樹以及自家養的少量豬和雞，生產隊的日常事務聽從生產隊長的安排，重要事情由生產隊領導商量決定。

生產隊時期我們隊的水磨坊。當年每當我晚上去磨坊磨糧食，就睡在磨坊，第二天清晨才揹著磨好的糧回家。1979年攝

生產隊實行的是工分制，勞動報酬以工分形式體現，工分是一切分配的基本依據。我們隊男勞力一人一天給十二個工分，婦女一人一天給十個工分，年齡較小或者少數年齡偏大的勞力作適當調整，如果農忙季節有加班任務時根據勞動時間和強度評給加班工分。記得我雖然已經當了會計，父親以我年齡小不能照男全勞力標準為藉口，經常安排我和婦女們一道做活，每天只評給10個工分，我覺得在村民面前沒有面子，時常與父親發生爭吵。生產隊領導中最辛苦的是計工員阿爾松納支，不僅要按時評定當日勞動量，而且要面對村民對工分稍有不滿意就發生不愉快的事情。每天快收工，他揹著一個包穿梭於各個勞動場發放工分單，記工分卡，有時踏著月光，沿著崎嶇的山村小路，把當日的工分單送到每一戶村民家中，年復一年從不懈怠，最後英年病逝在記工員崗位上。

農業合作社時期的集體勞動場景 1963年 楊光海攝

到了分配的季節，村民最高興，而我這個生產隊會計是最繁忙的時候。首先要與記工員一道準確地綜合出每戶村民的年度工分總數，作為分配的依據。爾後根據全村的工分總數和生產隊收成情況評估進行計算。首先留足上交國家的公糧和餘糧，公糧是生產隊必須無償上交國家的，餘糧是需要賣給國家的部分。這些公、餘糧的數目，是由大隊根據生產隊年度糧食產量總數的比例確定的。除了上交的部分外，生產隊還要留一部分提留糧，用於救濟、飼料、種子和用於年終結算時多退少補的預備糧。最後剩下的才是按照工分值分配到每家每戶，這就是社員勞動一年的成果。為了做到公平公正，不同區域的糧食力求分別統一公平分配到每一戶，為了照顧老弱病殘和孩子多、勞動力少的困難戶，除了按照工分分配之外，還拿出部分糧食按照人口數分配。那幾年隊裡想方設法組織了兩隊馬幫和一個木工組在外地跑運輸和做工，加上生產隊的餘糧款，隊裡年底還能夠分紅一些現錢給農戶，這些舉措深受社員們的好評。

生產隊的放牧員 1963年 楊光海攝

分配季節是生產隊最熱鬧的時候，特別是豐收之年，社員們興高采烈，一派喜氣洋洋的景象。你家分了多少斤？她家分到多少糧？我家分到多少錢？相互打聽著，比對著，分得少的羨慕分得多的，就算有的不夠如意，不滿的表情掛在臉上，但是鄉里鄉親，親戚朋友，又無正當理由發氣，很少有人當面開口。我看在眼裡，心裡酸酸的，農民辛辛苦苦一年，最後盼的不就是分配這一天嗎？我父親每次分糧、分瓜總是最後一個去領取，有時領到的已經是最後打掃場壩的渣渣，為了這事母親沒有少責備父親。回想當年生產隊的分配場景，要把每一粒糧食，每一個瓜果，每一分錢準確地計算分配給每一戶農民，做到公平公正，村民滿意，看似很小，其實不簡單。

摩梭人家庭就餐一般實行分餐，我們村當年苞谷是主糧。 1963年 楊光海攝

那年月，我們偏遠的少數民族農村都很窮，那是買什麼都要供應票的時代，再說也不是人人都隨便上購銷店買得起貨的。我最深的記憶就是我們村每年到六、七月份許多農戶就斷糧了，地裡的苞谷和瓜果還未成熟，只好到後山的彝族寨子，賒著借一些洋芋來填補生活，每年我都跟著爺爺到彝族山寨去馱洋芋，這種困難要熬到八、九月苞谷和瓜果成熟。到了農曆十月，地裡的秋糧收完了，又種下蠶豆和麥子，進入了相對農閒時節。這時家家開始集中宰年豬，宰一頭的，一半上交給國家，宰兩頭的得上交一頭，另外一頭製成豬膘肉，供來年計劃著吃。到那時，經常看見揹著豬肉去供銷店的人，賣得的錢用來買一些衣服和茶、鹽回來，準備過新年。

生產隊裡開大會 1973年 楊光海攝

如今我們生產隊時代村裡當過“官”的人，大多早已逝去。他們生活在國家風雲變幻的年代，他們是滄桑、艱辛、奉獻、幸福的集合體。當年這些生產隊裡的領路人，在那方土地上個個是頂天立地的人，可是在共和國發展歷程中只不過是一些“小人物”，他們懷著樸素的感情在生產隊這個小小的舞臺上曾經瀟灑過，但是他們一生未曾想過自己從事的工作會流芳百世，因為他們就是為耕耘這片土地而生的。

今日格莊村已經通車、通電、通電視、通通訊，村容村貌、村民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2019年和紹全攝

與孫子們一起回到格莊村 2015年 埃多安娜攝

隨著改革開放，生產隊這個我國農村最低的生產組織單位，80年代初就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生產隊這個名字只不過是一個朦朧的詞彙，但是對於新中國的發展史來說，它是一段重要的歷史程序。對於像我這樣出生在農村的中國農民來說，生產隊始終是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