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傅雷和妻子朱馥梅把一床土布被單撕成長條，吊在窗框上告別了人世。

這位中國翻譯界的巨匠、美術批評家，在經歷了數年的運動，被人不斷地批判，被拉去跪了四天三夜之後，望著花園裡自己精心栽培的月季被連根拔掉，看著書櫃裡的信件全被燒燬，他再也不想承受這樣的侮辱了。

桌上白色布包裡放著遺書和幾個信封：“現鈔53.3元，作為我們的火葬費；九月份房租55.29元請代付……600元存單給保姆周菊娣，作為過渡時期的生活費。”

所有錢物歸類得整整齊齊，生怕欠下別人什麼，就連保姆的生活也考慮到了。

“人”字這兩筆，看似簡單，要寫好，實則不易。如果說撇代表事業，捺代表為人，整體的神韻代表國家的話，傅雷則是把這個字寫得穩穩當當。

他的一生，無愧於事業，無愧於朋友，無愧於國家，唯一有愧的，埋藏在心底深處。

同一位作者的書，讀過傅雷的譯作後，再讀別人的，總會覺得缺少了點什麼。

《約翰.克利斯朵夫》開篇第一句，有人翻譯成：江流滾滾，震動了房屋後牆。

有人翻譯成：屋後江河咆哮，向上湧動。

傅雷則這樣翻譯：江聲浩蕩，自屋後升起。

格局氣魄，不言自明。

他一生翻譯了33本譯作，除了文章本身的人名之外，看不出任何翻譯的痕跡。所有讀過傅雷譯本的翻譯家，對他的譯作除了驚歎，還是驚歎。

然而，傅雷值得！

他對待自己的每一部譯作，都像對待一個新生嬰兒般細緻，生怕哪裡一個不小心便會讓嬰兒受傷。

每翻譯一本書之前，他總是要把原著讀上個四五遍，加點註釋。不但要弄懂弄通，而且還必須對原著的神韻風格瞭然於心，才肯動筆。

手頭一本《國語大辭典》早已被翻爛，所有的外文成語或俗話，傅雷都會從中找出最妥帖的中文詞彙來與之匹配。

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傅雷從1936年一直譯到1939年才結束。幾年後，當他再次重讀原作時，又覺得自己的理解仍然不夠深刻，於是再次花費了兩年的時間重譯。

“翻譯工作要做得好，必須一改再改，文字總難一勞永逸。”重複一次，很多人還可忍受；重複多次，人的耐心和細緻受到的挑戰就可想而知了。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他不僅對待自己的譯作要求嚴格，對待別人的翻譯，點評起來也絕不心慈手軟。

全國翻譯工作大會上，傅雷本人沒有親自參加，卻提出了一份書面意見。

他在信中舉出了許多謬誤的例子，這些例句的主人有很多都在與會者中。這下，傅雷算是觸犯了眾怒，一位老翻譯家當場痛哭。

要罵就罵，想哭就哭吧，怕什麼，我傅雷對事不對人。

很多人罵傅雷狂傲，孰不知，他對自己的譯文也會經常感到不滿，幾乎用挑刺的態度對待。

他揮舞著鞭子不斷地抽打自己，為了使譯文活潑生動，把老舍讀了個遍吃了個透，之後又去啃別人。

將一件事做到極致，便是大師。既然選擇了翻譯事業，傅雷便把畢生的心血傾注其中。

法國人說：“再也沒人能把我們的名著翻譯得如此傳神。”那是因為，再也無人願像傅雷一樣，把自己一次次格式化、重置。

為朋友說話時，他不會權衡對方的地位與權勢；堅持正確的主張時，更不會計較從前的恩怨。

留法期間，傅雷與劉海粟關係要好，回國後，劉海粟任上海美專校長，聘請了傅雷當校辦公室主任。

兩人共同的朋友張弦，平日裡教學任務重，有兩次週末還被劉海粟叫去家裡。說是吃飯，其實是要張弦臨摹畫作，劉海粟自己則出去應酬交際，回來後竟在畫作上署了自己的大名。

傅雷看不慣劉海粟這種行為，常站出來替張弦打抱不平。

他不願與自己看不慣的人和事過多糾纏，不久後，以母親過世為由，向劉海粟提出辭職。

這件事，《傅雷自述》中曾被提及：“劉海粟待我個人極好，但待別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等母親一死即辭職。”

幾年後，張弦去世，傅雷給劉海粟寫信，想讓他替張弦籌備遺作展覽會，設法替張弦賣掉一些作品，給張弦的孩子籌備點教育費。一封信過去，石沉大海。

傅雷大罵：“永不和劉海粟來往。“

自此，20餘年，傅雷和劉海粟再無交集。

可是到了1957年，劉海粟反對將華東藝專遷往西安，傅雷認為這次劉的主張是對的，便極力支援，自己也因此事被牽連，打成右派。

當劉海粟因此事對過往表示愧疚時，一向愛較真的傅雷卻嘿嘿一聲：“算了”。

深厚的友情，不在於來往得有多頻繁，互動得有多親密，它是一種對人格的認可，是一種關鍵時刻能挺身而出的勇敢。

楊絳曾說：“傅雷滿頭稜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之脾氣急躁，止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圓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書齋。”

不善周旋的人，往往有著最為純真的一面，所謂赤子之心，也大抵如此吧。

口號喊得最響亮的人，未必真心；能言人所不敢言者，必定真情。

1939年，從國立藝專辭職回到上海的傅雷，看到已被日軍佔領的上海，給自己定下規矩：東不至黃浦，北不至白渡橋。

因為到了那，就得向日本憲兵點頭行禮，這樣的點頭，在傅雷心裡，絕對是另一種形式的背叛。

他閉門不出，把自己埋頭於翻譯之中。

只是，一個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有著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又怎能忍得住不發出自己內心的吶喊呢。

1957年，《人民日報》刊文鼓勵“大鳴大放“。傅雷滿腔熱情寫了篇《大家砌的牆大家拆》，文章中對少數黨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這篇文章，字字珠璣，全是他發自肺腑的聲音，然而，竟成了他的小辮子。

幾個月後，風雲突變，各大報紙連篇累牘地批判他。他寫過的文章，成為了罪證之一。

秉持著懷疑精神，想要追逐事實真相的人，常常會與時代格格不入。可是，真正讓他們格格不入的原因，卻往往在於情感的真摯。

傅雷在文中曾這樣寫道：“死抱著正統也罷，死抱住主義與教條也罷，不容忍決不會帶來和平，天下蒼生也不見得會沾光。一個民族到了思想統一，異端邪說誅盡滅絕的時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已死的時候。“

深切的恨來自於深沉的愛。怒目金剛的傅雷，對於這個國家，有著太多自己的想法，而這些想法卻一步步鋪墊成他走向末路的鵝卵石。

對朋友、對事業、對國家，傅雷始終認為自己的堅持問心無愧，但在給傅聰的信中，他曾這樣寫道：“可憐的孩子，怎麼你的童年會跟我的那麼相似呢？我也知道你從小受的挫折，對於你今日的成就並非沒有幫助；但我做爸爸的總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錯誤……”

“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樣的擁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與熱愛呢？”

讀《傅雷家書》，我們讀出了一位父親的悔，一位父親的愧。這本書的代序作者樓適夷，曾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因與傅雷多年的合作而成為至交。

憶起前塵往事，樓適夷感嘆道：“傅雷的孩子們在他面前都小心翼翼、大氣不敢出，只有等他出門了，才敢大聲笑鬧。”

這位嚴父，嚴到什麼程度呢？

怎樣說話，怎樣行動，不能有分毫的逾矩，稍有違背輕則怒斥，重則狠揍。就連家中熱水瓶擺放的方向和位置，也有著嚴格的要求。

錢鍾書和楊絳是傅雷的鄰居，經常在他家閒坐聊天。楊絳稱傅雷“老傅”，在她心裡，常把這個稱呼等同於“老虎”。

孩子都有好奇心，喜歡聽大人聊天。有時傅雷與錢鍾書夫婦聊得正開心，突然就會走到門口，把門忽地一拉。躲在門後的傅聰與弟弟傅敏正笑得咯咯咯的，被爸爸這麼一吼，哧溜一下，噔噔噔逃上了樓。

朱馥梅為了保護孩子，便總是搶先一步罵他們幾句，其實就是為了擋擋傅雷的火氣，這才把他重新拉回到座椅上。

客廳裡的氣氛慢慢恢復了一點之後，沒過多久，傅雷又突然過去把門一拉。這下，朱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了，因為兩個小鬼頭又坐在了遠處偷聽。

傅雷的呵斥，別說是孩子被罵得想哭，就連客廳裡的大人，也覺得手腳無處安放，更沒人敢上前去勸。

傅聰練琴時，稍一走調，傅雷便會大吼，有時還抓著傅聰的頭往牆上撞。

一次，傅聰把《水滸傳》擺在琴架上，邊彈琴邊看書，在三樓的傅雷聽出了不對勁，猛衝到鋼琴旁，一個菸灰缸就砸了過來，傅聰的鼻子頓時血流如注。

些許小事，傅聰就逃不掉捱打的份，甚至還曾被綁到屋外的柱子上。

直到多年後，已蜚聲國際的傅聰憶起往事仍在感嘆：“爸爸打得我是真疼啊。”

這樣的疼痛，不僅被刻在了記憶中，更被烙在了性格里。朱馥梅曾說過，傅聰的性格很像傅雷。

出國留學後，傅聰時常會收到傅雷寄去的家書。字裡行間的叮囑中，談藝術、談人生、談愛情。心中的歉意，有過為數不多的幾次表達。

然而一個高傲的父親，一個從不肯低下自己頭顱的文人，能夠在面對兒子的時候說出這樣一番道歉的話來，可見他心中的悔恨。

傅雷把所有的耐心都用在了對翻譯事業的執著上，他對得起每一本譯作、每一個字。

他還把全部的義氣用在了對待朋友上，他對得起自己的良知、自己的人格；

他更把心底的熱愛用在了對待這個國家上，他對得起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世界。

但可悲的是，他如同這個世界很多成功者一樣，唯獨對不起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

他把所有溫柔和美好留給了這個世界，卻把一顆粗糙的靈魂丟給了親人。

楊瀾在《一問一世界》中曾寫道：“真正的成功，不是賺了多少錢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這一切身份的時候，還有人願意在你身邊對你微笑。”

太多的成功者，他們活得足夠精彩，卻也充滿了悲情色彩。獲得了全世界，卻把最親的人推向了遠方。

在追逐這個世界的時候，如果能稍微停下自己的腳步，審視自己的周遭，擁抱一下家人，哪怕只是幾句溫暖的話語，就會憑添許多美好。

而這，才是我們每個人最終的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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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丹尼爾李】

【排版 | 毛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