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現存的醫療體系問題主要是：相對高的嬰兒死亡率、慢性病的普遍性、超長的候診時間、工作時間以外的護理不到位、政府不負擔處方藥和看牙的費用。
加拿大在公眾印象中是個高福利國家。1984年，現任總理小特魯多的父親老特魯多領導的自由黨政府頒佈了《加拿大健康法案》。法案規定，為收到聯邦醫療撥款，各省及原住民領地必須嚴格執行健康保險計劃。由此，加拿大改變了醫療費用主要由省級政府負擔的歷史。省級政府為界內居民提供醫療保健服務，10個省3個原住民領地所有的公民、楓葉卡居民、工籤持有者，都能在當地申請醫療卡，享受免費醫療。如果打算搬離原省，有三個月的過渡期。這三個月中可以申請新省的醫療卡，其間發生的醫療費用仍由原在省負擔。
2017年，加拿大國民看病支出超過2400億加幣，佔GDP的11.5%，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各成員國中名列第11。根據該組織的健康指數標準，在加拿大看病等待就醫時間長於平均值，國家整體治療水平和資源的使用趨於平均值，政府負擔的牙醫費用名列倒數第二，綜合醫療體系排名第九位。報告指出，加拿大現存的醫療體系問題主要是：相對高的嬰兒死亡率、慢性病的普遍性、超長的候診時間、工作時間以外的護理不到位、政府不負擔處方藥和看牙的費用。
醫療保險普惠貧困病人
加拿大公眾醫療系統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工業革命、城市化和科學理論的普及，加速了社會的發展。人們享受社會進步帶來的便利時，也深感隨之而來的衍生物對社會和個人帶來的負面影響。當時，大部分家庭無力支付看病的開銷，醫院透過設立私人病房吸引中產階級，以期獲得收入和贏得更廣泛的認可。
私人病房
政府也對此無能為力，傳統教會也無力解決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諸如貧困人口的居住條件、性別衝突、階級對立、娼妓、酗酒、疾病、童工、女權、精神健康以及公眾衛生等問題。建立一個新的福利制度，也就成為應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解決方案。
啟蒙運動使科技烏托邦的概念應運而生，為現有的醫療保險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但科技興國的計劃因一戰的爆發被擱置。1914至1918年，加拿大幾乎所有的醫療資源都投入了戰場。戰後加拿大經濟虛弱，戰場上回來的老弱病殘只能依靠少量的撫卹金和社會捐助，只有受重傷的老兵才能領到有限的醫療費用。
從戰場上返回的醫生們，更加支援先前科技烏托邦主義者的倡議，確信只有科學理論體系才能保障一個健康的戰後世界。戰爭雖然致使改革擱淺，但戰場上的經驗使加拿大意識到國家健康保險體系的必要性。
1939年二戰爆發前，貧困家庭看病主要依賴社會援助。私人病房和大病房之間的環境和治療差別巨大。二戰期間，多倫多兒童醫院裡70%的孩子來自貧困家庭。家裡的父親上了戰場，母親是家裡唯一養家餬口的勞動力。
1940年，一名加拿大男孩與奔赴戰場的父親道別
醫院將此狀況上報省政府，以期政府能給予貧困家庭補助。1941年，安大略省醫院聯盟被省政府授權推行北美醫院聯盟 的“藍十字計劃” ——該計劃使得更多家庭的醫療費用由保險負擔。當越來越多的家庭能夠使用保險，公眾病房裡的病人數逐漸減少。
1958年，安省政府通過了《320法案》和《醫療保險和診斷服務法案》。同年，無力支付醫療費用的安省居民受惠於新發布的《安省政府服務委員會》政策。隨著上世紀60年代醫療保險範圍的擴大，私人病房於1966年不復存在，普通病人長期沒有醫療保險的歷史徹底終結。
1969年安省執行全民醫療保險的聯邦政策。到1972年，全加拿大境內都在執行《醫療保險法案》。新的醫療保險政策，使得貧困家庭也能在醫院被公平地對待。病床的分配也不再受家庭經濟條件和階級差別的影響。
全國醫療訴訟過半為可預防事故
如今，免費醫療的重點在於提供醫療救治，而非考慮病人的經濟能力。這制度聽上去很讓人產生安全感，但事實上，加拿大醫生和護士嚴重緊缺，病床緊張。去看急診，全國平均候診時間是7.9小時。在糟糕的情況下，不但候診時間超過16小時，而且沒有座位。
2019年，一條影片在加拿大的社交媒體上走紅，33歲的Marilyn Inez在該影片中哭訴，因為預約不上醫生，自己的癌症被拖了兩年才被診斷出來
2019年3月，一位劇痛中的婦女在急診室等了11個小時後才輪到自己，但為時已晚，隔日早上告別了人世。這樣的新聞已算不上駭人聽聞，但各方都無能為力。診斷後如果需要進一步治療或手術，在等待時間最長的省需要45.1周，最短也需15.4周（2017年）。
國家的免費醫療政策，負擔公民70%的看病費用。除了魁北克省，其他省份剩下的30%（包括眼科、口腔、處方藥、救護車費用、家庭護理）不在免費醫療涵蓋範圍之內。在加拿大看牙是一筆不小的支出。有的人乾脆去墨西哥旅行時順便看當地的口腔醫生，能便宜80%～90%。
在加拿大看牙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去墨西哥旅行時順便看當地的口腔醫生，能便宜80%～90%
65%～75%的加拿大人為自己購買保險，來負擔這30%的費用，但報銷部分有上限，第一年最高不超過500加幣。98%的公司為僱員購買這部分的保險，一人被保，直系親屬都能使用。
經合組織的報告，忽略了加拿大醫療制度中很突出的一個問題，即醫療事故。在加國，醫療事故的死亡人數僅次於癌症和心臟病，位於第三，每78秒就會產生一位新的醫療事故受害者。醫療事故中最常見的失誤包括開錯藥或給錯劑量；疏忽了病人的過敏記錄致使病人服藥後過敏；在醫院裡發生感染或者誤診。
2018年全加拿大境內有900起醫療訴訟，超過一半是可以預防的醫療事故。加拿大打官司時間久，一樁訴訟拖幾年很正常。不少病人在醫療事故中喪失了工作能力，毫無生活質量而言，需要經濟補助。有研究者指出，醫療事故的問題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加拿大醫療劇《拯救希望》劇照
過於“樂觀”導致誤診
2017年11月中旬，她弟弟打籃球時右腿受了傷，因傷勢不見好轉，父親帶他去了診所，被醫生告知只是受了運動傷。第二次，醫生給他腿上打了石膏。回家後弟弟不停地哭，感覺腿部的腫痛越來越難以忍受，眼睛也開始腫大，需要用手指撐著才能把眼睛睜開。第三次去醫院，醫生說因為石膏太緊，拆了石膏，沒給弟弟做任何進一步的檢查。回家後弟弟出現發燒、失明、體重下降的症狀。
12月下旬第四次去醫院，有一個醫生意識到不是腿部的問題。第二天，醫生在男孩眼部、腦部、頸部、脊椎、膝蓋都發現了惡性腫瘤。2018年2月底，男孩離開了人世。這位女同學說，並不指望醫生能夠挽救她弟弟的生命。但男孩才14歲，一家人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眼睜睜地看著他被病痛折磨而無能為力。每次無論如何跟醫院描述弟弟的痛苦，所有的醫生和護士都一致認為，用不著做任何進一步的檢查。
被誤診的男孩 Erlen Ozkanli, 14歲
女同學的情況並不是個例。我個人經歷過非常主觀的加拿大醫生。習慣了中國的看病流程，在這裡看醫生的經歷讓我深感挫敗。在這裡如果症狀不嚴重，通常是找家庭醫生而不是直接去醫院。每次不論我如何向醫生描述各種難以忍受的症狀，對方從未建議過我做任何檢查，一律雲淡風輕地告訴我多鍛鍊身體，健康飲食，放鬆心情，如果身體感覺疼痛就吃泰利諾。
幾年前，我被蕁麻疹干擾得夜難寢，人憔悴。而初期，由於對突發的症狀沒有任何頭緒，我的壓力更大。而醫生很輕鬆地告訴我，我沒有任何病，只是壓力過大，讓我放鬆。我要求驗血，她告訴我沒必要；我要求看過敏醫生，她說用不著。我問我到底是什麼病？她說這種情況不少見，原因不明，持續一段時間會自行消失。我問多久會消失，回答是“不一定”。
轉天，半邊臉都腫起來，影響到呼吸。我去診所，當班醫生先給我嘗試性地開了過敏藥，並不確定是否對症，並讓我不要耽誤馬上去找家庭醫生或去看急診。好在過敏藥見效。後來，我還是在百度上查到自己大概得的是蕁麻疹。
一名加拿大女孩正在接受治療
每年一次的身體檢查，家庭醫生只量一下體重、身高、血壓，用一下聽診器，手指按壓兩下胸腹，全程不超過幾分鐘。對這樣的檢查我心存疑慮，便問醫生，如果我得了癌症，你怎麼能檢查出來？她說，你沒任何症狀。我說癌症是等出現症狀就是晚期了。她讓我不要想太多。
加拿大醫療保護協會（CMPA）是加拿大醫療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目標是保護醫生和維護他們的名譽。該協會依靠聯邦政府和省政府撥款，資金雄厚，為繳納年費的醫生提供法律援助和經濟支援。2018年，CMPA為醫療事故受害者支付了2.6億加幣。
CMPA被指責寧可走繁瑣的法律程式，花費幾百萬加幣的訴訟費，也不願化繁為簡，支付受害人賠償金。有請願者呼籲加拿大政府學習丹麥的無過失補償。依照丹麥的制度，醫療事故受害者會不經訴訟自動獲得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