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地鐵的“狂歡”

有道是，天作孽不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一段疑似紐約警察在地鐵站暴力執法的視訊不脛而走，引得憤怒的紐約人民走上布魯克林街頭抗議。

抗議者或圍巾蒙面，打砸公物、路牌和公共汽車，還有直接翻越閘機，逃票進站的。在警察權威極大的美國，這場民眾自發的夜間活動，很快演變為紐約警察廣泛參與的“警民大聯歡”。

因為視訊中被暴力執法的人是個黑人男孩，抗議者指責紐約警察種族歧視。

更有甚者，指責紐約警察是“佩奇”。

一番“街頭搏鬥”之後，紐約“黑警”正式上線。

示威者打出標語，拒絕讓“佩奇”警察碰自己。可見警民關係十分融洽。

歷經一場全球漂流之後，美國這項完全獨立自主的“智慧財產權”，終於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紐約拉起一道靚麗風景線。終於親自用上“國貨”的紐約布魯克林人民喜極而泣，紛紛要求，警察應停止濫用執法權，應免費交通，抗議紐約政府“倒行逆施”，有錢增加警力抓捕逃票，卻沒錢更新地鐵設施。

據悉，抗議導火索，是一位15歲的黑人男孩，因為逃掉了2.75美元的地鐵票，遭到警察拳腳相加。故而抗議人群將自己對警察和昂貴地鐵票的憤怒一洩而出。

智利騷亂餘音繞樑，美國紐約旋律又起，莫非美國人民也因為坐不起地鐵“起義”了？智利如此，尚有歷史遺留原因，美國可是一個人均收入達3.6萬美元的發達經濟體，經濟規模全球最大，要說這裡的人民坐不起地鐵，簡直滑天下之大稽。

然而美利堅的“神奇”現實，遠勝馬爾克斯的魔幻之筆。即便是在美國最富有的大城市紐約，貧窮依舊如苔蘚一般，在Sunny不及之處瘋狂生長。

城市裡的“苔蘚”

在近十年的人口普查中，紐約的極端貧困社群（貧困率超過40%）一直在擴大。2017年，約有23.5%的貧困人口住在這種社群中，在2006到2010年間，這個比例還是19.4%。極端貧困社群的犯罪率是低貧困社群的三倍，這裡的學校，能達到學業合格水準的學生數也只有其他地區的一半。

紐約市布魯克林區擁有260萬居民，是紐約最大且發展最快的地區，面積超過了波士頓、亞特蘭大、華盛頓特區和明尼阿波利斯之和。

▲ 1974年經濟危機，紐約的失業者排隊領取救濟

這裡也是美國第三收入最不平等的地區。五分之一的布魯克林家庭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另外五分之一則要靠食品救濟券維持生計。幾乎每四個居民中，就有一個活在貧困之中。紐約十個最貧窮的人口普查區中，有五個在布魯克林。在2011年，有3319個布魯克林家庭因無家可歸而寄身於收容所，只因為租不起房子。超過30%的布魯克林租客要用一半以上的收入支付房租。

布魯克林的貧困兒童也是全紐約最多的，而貧困也限制他們接受教育，每五個居民中就有一個沒有高中文憑。

在紐約的貧困人口中，黑人和拉美裔佔了很大比例。布魯克林最貧困的社群布朗斯維爾（Brownsville）幾乎就是一個黑人聚居的貧民窟。這裡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沒有工作，54%的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頻繁的犯罪令這裡變成兒童最危險的成長環境。

▲ 現在紐約地鐵治安比過去要大為好轉，但搶劫、猥褻、暴力犯罪依然並不罕見。

這裡的基建水平也匪夷所思的糟糕，40%的居民住地周圍沒有超市和銀行，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能夠在步行範圍內坐上地鐵。當地居民不僅極難獲取新鮮食物和便捷交通，而且與許多社群服務絕緣，活在一種“物競天擇”的自生自滅狀態中。

▲ 33歲的Timothy Brown拍下了紐約地鐵的畫面，並把視訊傳到了Ins上："這節地鐵車廂上午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的。實在太瘋狂了。他們還想要我們花錢乘地鐵？看看這畫面。”

對於一個生活在布魯克林的黑人小孩而言，坐地鐵可能真是一件“稀罕事”，更“稀罕”的是，他可能真不一定能從兜裡掏出2.75美元的票錢。

面對這些“貧民窟”，紐約政府一不搞菜籃子工程，二不投資翻新延長地鐵線路，三不完善民生保障，反而任由貧困滋生罪惡，再花重金增加500名警力，用來維護地鐵治安，特別是抓捕逃票者。這才有了引發抗議的“暴力執法”視訊。除了那個15歲男孩，另一名19歲少年Adrian Napier也正面遭遇了地鐵警察。一群警察隔著車窗用槍指著他，他舉起手，警察便衝進車廂，一口咬定他攜帶武器，而後他又被指控偷竊公共財產。

▲ 幾天前的網上視訊顯示，紐約警察衝入車廂逮捕一名黑人逃票青年

嚴重的貧富差距、貧困問題、貧民窟落後的城建水平、警察暴力執法，所有這些事情積壓在紐約底層社會，發酵日久，地鐵事件不過是掉進這堆怨念炸藥的一根火柴而已，地鐵也成了貧民宣洩不滿的物件。

一座房子裡的兩個美國

不止是紐約，布魯克林恰是當前整個美國的縮影。如果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美國與智利有什麼相似之處，那就是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還有財富如日中天的資本寡頭。只不過在超級大國的光環和威嚇下，世界上很少有國家去掀開美國嚴重貧富差距的遮羞布。

但美國人自己不會沒有察覺。美國政治學者拉里·M·巴特爾斯曾在21世紀頭一個十年裡寫下《不平等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一書。

巴特爾斯將1980年代以來的30年稱為美國的新鍍金時代，因為在這30年光鮮的繁榮背景下，是美國社會愈加嚴重的財富不平等，劫掠中產階級匯聚財富的資本寡頭，又進一步侵蝕了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力，將民主政治變成資本遊說集團裹挾下的寡頭政治。

不過美國並非一直如此。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間，美國人的收入快速增長，並且伴隨著顯而易見的平等主義，收入分佈末尾約20%的貧窮勞動者家庭和頭部20%的富裕家庭的實際收入都增長了98%，中產階級收入增長相對快一些，而頭部5%的最富裕家庭收入增長則相對慢一些。

但1980年代之後，不僅收入增長放緩，貧苦家庭與富裕家庭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頭部5%的富裕家庭收入增長從每年2.4%下降到1.6%，末尾20%的貧困家庭收入增長則從每年2.6%下滑到0.4%。

▲ 圖為從2010以來進入破產保護程式的九個美國市鎮

《紐約時報》在2005年就指出，福布斯排行榜上的400位富豪，在1985到2005這20年間，平均淨資產增加了3倍多，他們的淨資產總和超過了加拿大的國內生產總值。2002年至2007年的全美經濟增長中，美國前1%的超級富豪們，佔據了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其餘99%，3.1億人，只佔到總收入的三分之一。2010年，經濟復甦的這一整年，前百分之一的尖端人群，拿下了國民總收入的93%。

這一系列顛覆性的轉變，同樣源於芝加哥學派的開山始祖弗裡德曼。在70年代摧毀了一連串南美國家之後，新自由主義趁著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滲入美國內部。弗裡德曼一向主張減稅、削減公共開支、放開管制，並且否定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反對工會等組織。這推翻了1940年代以來，羅斯福新政開拓出的政府幹預模式，很好迎合了大企業資本家的需求。

1981年，里根總統上臺伊始，藉資本主義世界“滯脹”危機之題，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削減財政開支，壓縮社保支出，放開金融管制，打壓工會運動，壓低工人工資，推行減稅政策。

但實際上，里根時代，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國債大幅度膨脹，金融投機氾濫，然而打壓工會、壓低工資、推行減稅等資本利好政策卻得到充分貫徹。

2000年，小布政府成立伊始，再度推進減稅政策，與里根政府一樣，都以犧牲中產階級利益為代價，貼補資本集團。

據美國“稅收正義公民聯盟”的研究報告，在布什減稅法案實行的十年間，位於社會財富頭部1%的居民獲得了4770億美元的稅收特定減免，而後60%的居民只獲得了總計2680億美元的額度，堪稱經典的“劫貧濟富”。

華爾街的“大鍊金術”

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在新自由主義風起雲湧的華爾街，“邪典”式人物輩出。艾爾·鄧拉普就是其中一員，此君最擅長股權套現的“大鍊金術”，就是藉機將自己空投到陷入困境的企業當高管，再通過大面積裁員迅速抬高股價，最後高點拋售，順帶著也為華爾街的基金經理們帶來了鉅額利潤。

90年代中期，鄧拉普空降斯科特紙業公司，這家公司曾開創了一個世界性潮流——卷式衛生紙，是個擁有百年曆史的老牌企業，當時卻陷入經營困難。在華爾街金融家們的施壓下，公司管理層引入了鄧拉普。

鄧拉普新官上任，立刻開除了1.1萬名員工，解僱了一大批高管，大幅度削減研發規模，並且取消了企業長期堅持的慈善捐贈。短短一年，斯科特股價翻翻兒。許多高管以為就此搭上鄧拉普的財富順風車，跟著鄧拉普大量購入公司股票。

不過斯科特紙業畢竟是個製造企業，靠著投機倒把很難“扭虧為盈”，業界對鄧拉普的“一頓操作”並不看好。就在鄧拉普接管公司18個月後，鄧拉普攜市場唱衰之勢，以90億美元的價格，把公司賣給了競爭對手。這筆錢為鄧拉普和華爾街支持者帶來了豐厚回報。鄧拉普從自己所持的斯科特公司股票期權中，就賺到了1億美元。

在過去二十多年裡，鄧拉普的企業股權“大鍊金術”一直都是美國企業家的“正常操作”。其他類似鄧拉普的CEO，對通用電氣、IBM、通用汽車、AT&T等大型企業施行了類似的野蠻手術，不僅加速了美國製造業的衰落和外流，還製造了大批的失業人口，讓無數企業中高層的個人財富蒸發殆盡，展開了對中產階級財富更加直接的掠奪。

電影《華爾街》非常細膩地描寫了金融投機商利用股票投機搞垮實業企業，打壓工會的全過程。結果就是，2011年4月，超過2500萬美國人失業。近1.5億中產被拋棄，超過9000萬低收入美國人掙扎在貧困線下，或者在貧困線上徘徊。

暴擊中產階級

華爾街金融寡頭不僅拿走了中產階級的工作機會，還對住房和養老金這兩個中產階級安身立命的必要保障下手。

2008年，美國“兩房”債務危機將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瘋狂信貸擴張暴露於外，早在2008年之前，與房地產捆綁的銀行信貸就在以各種形式，巧取豪奪中產階級的買房資金。

一位名為佈雷·海勒的三十歲“成功人士”就是這樣一位受害者。2003年，她入職一家抵押貸款公司，從事放貸業務，隨著信貸市場的擴張，她的業務發展也突飛猛進。2006年9月她申請了50萬美元的房貸，用於購買第二套房產。然而兩個月之後，由於東家華盛頓互惠銀行突然限制公司的貸款專案，佈雷的薪酬斷崖式下跌，從9月的13374美元，掉到11月的2288美元。

無力償還房貸的佈雷以為銀行會停掉她的貸款，但沒想到，在她申請貸款時，銀行篡改了她的申請條件，將她列為“年薪一美元貸款人”，並向她收取更高的貸款利息。這種高息貸款被廣泛應用於其他收入不穩定的客戶，但佈雷對此並不知情。她不僅失去了大部分收入，還不得不揹負高息貸款。佈雷只能賣掉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和男友一起與房貸搏鬥了好幾年。

遺憾的是，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她沒能堅持下去，2010年春，她的第二套房產被銀行強制拍賣，此時房地產泡沫已經破滅，售價遠低於貸款餘額。短短四年，佈雷從一個手握兩套房產的“優質”中產女性，變成了居無定所又負債累累的“無家可歸者”。

類似佈雷的受害者在美國不在少數。不堪忍受高房貸或高房租的個別白領選擇放棄定居，住在自己的汽車裡，由此造成了美國城市中的大型後現代“刻奇”現象：城市“遊牧”居民。

▲ 美國各州金融危機十年前後的房價對比

頗為諷刺的是，投機資本不分國界，在南美及世界其他地方掀起的金融投機浪潮，與美國國內的金融投機具有高度關聯性的邏輯同構關係。“兩房”債務卷積了佔總投資30%的境外資本，但比這更嚴重的是那70%的美國國內投資者，包括養老基金、共同基金、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等。很多人的養老金就此血本無歸。（中國也曾持有超3000億的兩房債券，也有說法中國被套牢，但後來兩房都緩過來了，而且兩房債券一直都是AAA評級，所以說血本無歸是沒有依據的。）

中產階級為晚年準備的龐大養老金儲備，早在1978年，就被銀行資本盯上了。這一年，國會將美國養老規劃的401K計劃納入稅法，這本來只是共和黨議員巴伯·科納布林給幾家紐約州銀行的好處——以養老金為由，給企業高管避稅。里根時代，401k計劃覆蓋到全部企業員工，而基金行業意外發現了海量商機。

里根政府革新401k的目的，是削減政府的養老保障支援，讓國民自理養老金，基金公司則以此為契機，吸收社會中的養老金，將其投入股票、基金市場，並基於委託管理人豐厚的彙報承諾。到2004年，參與401k的美國人高達4400萬，總額高達2.2萬億美元。401k與社保一道，成為中產階級退休收入的兩大支柱。

對於企業而言，401k真正的利好，是免除了企業支付員工養老保險的負擔，把員工的個人財政安全推到股票市場的輪盤賭之中。半數美國工人沒有獲得僱主制定的退休金方案，大約40%參加了401k計劃，或類似的養老金體系。

2008年，股市崩盤讓投資者損失了8萬億美元，6000萬401k的參與者遭遇了當頭一棒。即便損失不嚴重，微薄的投資利潤還要被負責管理的基金公司啃掉一小半。這一部分讓華爾街的基金公司可以毫無風險的收穫利益，而風險則完全由參與者承擔。

包括住房和養老金在內的金融投機遊戲，令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財富大量消耗。但這些“蒸發”的財富被悄悄轉移到了資本集團手中，在近30年的時間裡，持續拉大美國的貧富差距。

儘管克林頓時代的新技術革命為美國帶來了新的經濟增長點，但隨著新技術紅利的逐漸耗盡，里根時代埋下的新自由主義“毒瘤”，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逐個爆發，成為當前美國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根源。而特朗普這樣的非主流總統能贏得大選，也是因為那些失業又備受資本家盤剝的普通工人真的受夠了。

民主的“病變”

政治學者巴特爾斯在書中敏銳地指出了這一點，在30年鍍金繁榮的表象下，美國民主制度的“病變”比任何時代都要嚴重。華盛頓被涵蓋180萬家的六大商業利益集團的說客包圍，企業和商貿協會建立了2593個政治行動委員會，而工會只有272個，資本家與工人的力量對比高達14：1，這還不算動輒就能動員上千名前政府要員的華爾街。

中產階級財富的流失也讓他們日益失掉政治上的話語權，他們曾是美國60年代民權運動的主力。但現在，他們已無太多舞臺彰顯自己的利益。一切正如希拉里赤裸裸地宣講一樣，美國社會屬於資本家，不屬於人民。

在良性政治參與渠道淤塞之後，中產與底層人民要麼被極端意識形態俘獲，要麼只能壓抑自己的怨氣，在突如其來的契機中徹底爆發，紐約地鐵騷亂不過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可以想見，在根源性問題愈演愈烈的美國，這樣美麗的風景線只能越來越多。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美國極力向世界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現在新自由主義政策正禍及美國，反噬自體。

不過，美國可能依舊會揮著自由人權的大棒，“振長策而馭宇內”，絲毫不顧自己的一身蝨子，這種高度的文（臭）明（不）自（要）信（臉），真是比中國“先進”太多了。

（鐵血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