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聲波”運動中的“落伍者”

就在應崇福把超聲推廣做得有聲有色的時候，卻毫無徵兆地來了一場風波， 險些讓他的努力付之東流。

這場風波源自上海，其導火索就是上海會議。這場會議開得很成功，因為會上聚集了方方面面、各行各業的人物，所以頗引人注目，很多人覺得超聲波既然能將這麼多行業串起來，那麼其應用自然是相當廣泛的，因此有必要推而廣之。由此結合當時全國還在搞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居然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鬧劇，即所謂“超聲運動”。

北京從大概1960年3月起陷入到對超聲波的狂熱之中。各行各業的人們幹勁沖天，加班加點參與各種土超聲的製作與推廣使用。所謂“土超聲”，很多就是用一根鐵管砸出個扁口來，再在扁口的尖上裝上刀片。為了做土超聲，人們到處蒐羅鐵管、刀片。科研院所也未能置身事外，中科院化學所實驗室的裝置被拆得七零八落。有位科學家從國外帶回來一套打孔器，全都被收走軋扁，做成超聲波噴嘴了。最後全所只剩下兩三個打孔器。有些單位的研究室裡連水管也被拆走了。

這種東西按說不難證偽，只要做出一個來試一試，看看有沒有效果就真相大白了。可大家都揣著明白裝糊塗，和光同塵以求自保，更有甚者還會渾水摸魚撈一把政治資本。雖然知道肥皂泡遲早要破，但大家還是合謀上演了一出末路狂歡。當時的輿論是把“洋超聲”與“土超聲”對立起來，打的口號是“土洋結合，以土為主”，事實上民間一哄而上的全是“土超聲”。

一時間，超聲在社會上炙手可熱，在那幾個月裡，開口不談超聲波，那這人就算落伍了。應崇福1年前與人合譯的《超聲工程》也跟著火了一把，多次加印仍供不應求。按照常理，應崇福和他所在的超聲室應該出盡風頭，可當時的情況卻恰恰相反。

作為專業的研究者，超聲室的諸同人當然明白“土超聲”的不可靠，但群眾運動的浩大聲勢使大家一時間茫然起來，不知所措。一開始，應崇福只是讓大家堅持開展原來的研究選題，同時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各種研究、應用成果報告和喜報，不要人云亦云、脫離實際。但是，在來勢洶洶的風潮之中，要想獨善其身又談何容易。很快，應崇福就發現原本的工作計劃很難推進下去了。

當時中科院正在加強對保密工作的重視，作為當時科技界熱點的超聲技術自然成為保密的重點。超聲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後來說：“此時超聲的密級逐漸上升，最後成為絕密的，所有涉及超聲的文章、書刊一律不能公開出版發行。1960年的超聲會議後，為了配合推廣和宣傳超聲，在應先生的率領下，我們將應先生以前寫的《超聲的原理和應用》科普小冊子進行改編和補充，修訂成一本技術性較強的科普書籍，約20萬字，由科學普及出版社出版，可是我們只見到樣書，因保密理由此書被禁止出版了。”

超聲室的正常工作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干擾，畢竟作為研究超聲的國家隊，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社會上的一些活動也經常會來找超聲室的人去參加，很多運動中湧現的“新成果”也想請專家來參評。應崇福不得不出席一些這樣的活動。兩三年來他是那樣熱心地致力於超聲的普及和推廣，可現在大家都在狂熱地談論超聲，他反倒惶惑了，開始感到當初大力普及超聲的決定是不是有些不妥。就是在這些活動中，他發現自己也越來越不合時宜了。在北京市舉行的一次大型超聲推廣宣傳活動中，他被邀請做報告，上臺以後，他輕車熟路地開始講超聲的原理和可能的應用。這些內容幾年來他不知道講了多少遍，可這個時候領導和群眾想聽的已經不是這個了，大家想要的是立竿見影的技術成果、直白易懂的語言表述和激動人心的革命口號！很快，臺下有人開始不滿，怒斥“他講的都是些什麼玩意？”接著，他在一片譏笑和斥責中被轟下講臺。他再一次深刻地體會到，超聲運動的“超聲”和他自己搞的“洋超聲”原來根本就不是同一種東西。

很快，作為保守分子的典型，他被從超聲室主任的位置上趕了下來，在轟轟烈烈的運動中靠邊站了。這使他的很多工作不得不停頓下來，這一停就是1年多。多年以後，他的老同事馬大猷回顧了超聲運動的情況並讚揚了應崇福的表現：“崇福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不但未推波作浪，乘風起帆，在氣勢洶洶的群眾運動前，他認真講解超聲應用的原理，被認為保守，但他不為所動。崇福同志可謂真科學家。”

繁花似錦，烈火烹油，超聲運動極端畸形的繁榮缺少科學理論和實用技術的支援，勢難持久。於是，在喧囂了1年多後，超聲運動終於在人們的厭倦中悄悄退場、無疾而終。1961年年底，超聲運動風潮落定，應崇福恢復了超聲室主任的職位，無奈地開始著手清理塵埃落定後的“一地雞毛”。

1962年9月應崇福（左）赴捷克斯洛伐克參加學術會議期間留影。

中斷的專案可以很快恢復起來，但是要想為超聲恢復名譽、打一場翻身仗就不那麼容易了。人們曾經把超聲波奉為神明， 把“土超聲”當成有中國特色的偉大技術發明，可一旦發現這些不過是自己一廂情願的痴人說夢，馬上態度就發生了180°的大轉彎，又將超聲波貶得一文不值。為了轉變人們對超聲的印象，應崇福又寫了一篇介紹超聲與超聲學的文章投給《人民日報》，更加詳細地闡述了相關的基本知識。考慮到當時《人民日報》在社會上尤其是黨員幹部中的廣泛影響，應崇福這篇文章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這也基本上是他為超聲工作改善輿論環境所能做的最佳選擇。

當時有些領導也對超聲的發展前景產生了懷疑。中科院領導指示電子所，要在3年內完成兩個超聲應用專案，證明超聲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應崇福深知答好這份考卷的重要性，因此經過慎重考慮，帶領全室人員刻苦攻關，超額完成了科學院交給的任務，證明了超聲研究在工業生產上的價值，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至此，才算徹底擺脫了超聲運動帶來的負面效應。

風雨兼程五十載

自1961年重新擔任超聲室主任，到2011年去世為止，只要客觀條件允許， 應崇福一直在為超聲事業奮鬥。但前期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不斷地打斷他的事業和生活，讓他既無奈又痛心。“四清”時期，他下鄉期間曾帶人去慰問家裡死了人的富農，鬧出了階級立場不清的風波。接下來的幾年越來越糟，尤其是1968年、1969年兩年，他經常被示眾羞辱、尋過短見、住過“牛棚”，在一遍又一遍的檢討中剖白自己、貶損自己，遭受著多重的煎熬和痛苦。從牛棚裡放出來以後，他越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家庭生活，只希望局勢就這樣維持下去，讓家人得以平靜地生活。可沒幾個月，妻子下放江西鯉魚洲五七幹校的一紙通知輕而易舉地就碾碎了他這一點點希望。僅僅1年之後，由於過度勞累、緊張導致腸癌，這個自從大理讀書時期就開始陪伴他的溫婉女子永遠地離開了他，這件事他後來一直耿耿於懷。

妻子遠去之後，支撐他生存下去的信念支柱也就是科研了。“文化大革命” 後期，只要一有機會，他就努力去參與研究。“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應崇福於1979年出任中科院聲學所副所長兼超聲室主任，他馬上就找到了工作的感覺。他並不纏綿於過去的不幸，也不自得於今天的地位，他想的是如何儘快讓超聲室動起來，如何選擇方向，如何佈局謀篇，如何調配人才。就像當初回國之初一樣，這次也要從頭開始，算是二次創業，只是這一次的工作要求更高，視野要更廣。

1980年，應崇福（中）帶領室內人員研究超聲換能器。

經過20多年的努力，中國的超聲事業從無到有，在各個工業部門和醫院都開展了廣泛的應用。在這種情況下，中科院超聲室的定位受到了挑戰，應崇福意識到，作為“國家隊”，超聲室應該在提高上下功夫，推動學科發展，因此他決定回到基礎研究上來，將多年實踐中發現的問題上升到理論層面加以研究，進行攻堅解決。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他組織了一支精幹的研究隊伍，開展了一系列基礎性研究，在固體中超聲傳播與散射、檢測用超聲壓電換能器、功率超聲、聲表面波技術、鐳射超聲、聲空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同時，在學會建設、期刊主辦、研究生培養等方面，他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1993年11月，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院士。這份榮譽雖然來得遲了些，但終究代表了中國科學界對應崇福多年來所取得的成就的承認與表彰。已經功成名就的應崇福並沒有功成身退吃老本，也沒有因年事已高就拋下研究工作去休養，他的頭腦仍然很靈活，思維敏捷清晰，把握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強。他仍然天天準時上班，指導研究生的論文，關心每個課題組的進展， 外出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撰寫各種報告。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年過八旬以後， 仍然在努力探索新的學術生長點，要跳出以往研究的圈子，探索全新的領域。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另一方面，蠟燭也是很奇妙的。在完全點完之前，它還可以點燃發光，有時只剩一小片已熔的蠟油，只要燭芯還能站直，這個形態已變的蠟燭還可以點上1分半分鐘的。那麼，何必不點呢？”

應崇福（中）晚年與同事們在一起。

2010年8月，在遠赴雲南參加一次學術會議後，應崇福回到北京就住進了醫院，從此身體時好時壞，一直住院治療，直到 2011年6月30日晚，病情突然惡化。至此，他燃盡了生命之燭，以自己的行動兌現了自己的承諾。

主編：張藜

出處：《跨越時代的百位中國科學家》

授權方：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