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血戰，無疑是中華民族最為屈辱、最為血腥也最為自豪的一段歷史。

而鮮為人知的，有一個抗戰劇團，從山東到四川，歷經七千裡流亡，用自己唯一的喉嚨宣傳抗戰，喚起了魯南、中原、鄂西、陝南和川北地區民眾的抗日救亡熱情。

這個抗戰劇團叫“狂飆劇團”，團長是一代人民音樂家瞿亞先。

抗戰前夕的瞿亞先

20年前，我與瞿亞先的長子瞿雷相識，並將瞿亞先寫進了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踏不滅的薪火》中。下為當時採訪瞿雷的文字，謹以此紀念一代人民音樂家瞿亞先先生。

我的故鄉在“五鎮”之首沂山北麓的臨朐縣，哪裡有一個“北國江南”的地方，人稱“老龍灣”。

“老龍灣”的泉水東流彌河，匯入近在咫尺的冶源水庫。冶源水庫的岸邊，有一個叫瞿家圈的村落。

這裡是傳說中的臥龍之地，三面環山，彌河半繞，肥田沃土。

1911年，我的父親瞿亞先出生在這個山清水秀的小山村。

我的祖父叫瞿珉，在家鄉臨朐頗有名氣。1927年春，為接應北伐軍進魯，臨朐縣民眾舉行起義，祖父是組織領導人之一。起義失敗後，祖父逃到了綏遠的五原縣，投奔馮玉祥的部隊當了一名軍醫。北伐勝利後，祖父回到了瞿家圈，辦起了一個診所。

父親自幼受祖父設家館啟蒙，11歲到青州英國人辦的浸禮會崇實小學讀書，14歲進浸禮會守善中學。1929年，18歲的父親又考入了濟南山東省立一中讀書。

作為臨朐縣的第一名西醫大夫，祖父希望父親學醫，以子承父業。而父親自小喜歡藝術，尤其酷愛音樂。迷茫之中，他請教恩師孫東生。孫東生告訴他：興趣是學習的最大動力，教育能拯民救國，當老師是一種神聖的職業。

1931年，20歲的父親考入了私立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音樂系，並立志將來要當一名音樂老師。

萊陽鄉師

1934年，瞿亞先上海美專畢業後，經曹香谷（山東鉅野人，教育家）先生介紹，受聘於省立萊陽鄉師（山東第四鄉村師範學校）任音樂教員。

才華橫溢的父親，任教伊始就自己動手編寫了《萊陽鄉師音樂課堂教案》，整理教務主任王衷一自莫斯科中山大學帶回的俄文版《國際歌》《馬賽曲》，以及自己從自上海帶來的《義勇軍進行曲》《大路歌》《畢業歌》《勞動歌》和《賣布謠》等歌譜，石印後發放給學生，開了萊陽鄉師音樂課全部採用五線譜教學的先河。

一時間，嘹亮的進步歌聲響徹萊陽鄉師上空，極大地鼓舞了師生的學習興趣和愛國熱忱。這些石印教材，父親一直珍藏到“文革”前。

作為上海美專音樂系的高材生，在萊陽鄉師，父親首先排演了大型合唱曲《海韻》。

《海韻》的作曲趙元任江蘇常州人，是中國現代語言和現代音樂學先驅。他於1927年創作的《海韻》，是中國第一部以西方專業音樂體裁形式寫就的合唱作品，代表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音樂創作的最高水平。剛出校門的父親，能擔綱排演如此水準的大型合唱曲，可見其深厚的音樂藝術造詣。

與此同時，父親也向人們顯示出了其不凡的話劇天賦。在萊陽鄉師，父親的另一個第一次，作為導演排演了洪深（江蘇常州人，著名劇作家、導演）的獨幕話劇《五奎橋》。

首演是在一個禮拜六的晚上，舞臺將就萊陽鄉師大操場的檢閱臺，三隻雪亮的大汽燈下，學校的全體師生席地而坐，四里八鄉的老鄉們也湧來看戲。這是萊陽古城上演的第一部話劇，一時間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

在萊陽鄉師的日子，是父親人生中一段不可多得的愉悅時光。他回憶說：“萊陽民風淳樸，有文化積澱。膠東的學生，性格外向，嗓音洪亮，落落大方，表現力強，聰穎上進，能學成藝術的苗子很多。”

萊陽鄉師最後一屆畢業生

可天有不測風雲。這時，傳來風言，說萊陽鄉師有人宣傳赤化，對抗政府，想陰謀造反，當局要對學校大開殺戒。頓時，校園內風聲鶴唳。

一天，董鳳宸校長派人暗示有留蘇背景的教務主任王衷一和平日有激進傾向的父親，說最好離開學校暫避一時。於是，父親和母親段蓮春帶上兩個姐姐，連夜逃回濟南。事後，當局果然動手，抓走了一些進步學生。

回到濟南不久，父親應恩師孫東生之邀，來到母校當了一名音樂教員。當時的山東省立一中，無論在山東還是全國都是一所名校，以北大畢業生為主的師資力量十分雄厚。能在這樣的一所學校任教，24歲的父親意氣風發，決心發奮努力，幹出些成績，回報自己的恩師和母校。但這只是他的一腔願望而已。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這年10月，山東省立一中開始南下流亡。離開濟南時，父親就組織了20餘人的歌詠隊，沿途進行抗日宣傳，這個歌詠隊就是狂飆劇團的前身。

1938年初，父親隨同學校師生冒著敵機的轟炸，一路步行，經泰安、寧陽、濟寧、金鄉、單縣、曹縣、商丘，再爬火車到達山東流亡學生的集結地河南許昌，臨時住在許昌中學的一個院落裡。

當晚，傳來濟南失守的訊息。一時間，大家眼淚汪汪，有的竟失聲痛哭。

這時，父親高聲對大家說：“濟南失守了，我們還有大後方，我們還有唯一的喉嚨。好吧，那就讓我們用唯一的喉嚨去抗戰。”

當天夜裡，父親去找同行的國文教師李廣田。當時，李廣田已經是大名鼎鼎的青年文學家了。父親對他說：“濟南失守了，但我們的精神不能失守，你非得寫一首歌不可。”

李廣田上半夜寫出了一首叫《聽訊號》的歌詞，父親下半夜就譜成了曲子。

山東省立一中

第二天上午，許昌中學的院落裡響起了《聽訊號》的歌聲：

“咚咚咚咚咚∕戰鼓∕噠噠噠噠噠∕軍號∕全國同胞∕時候到了∕聽訊號∕聽訊號∕抗日的時候到了∕抗日的時候到了……”

《聽訊號》是父親和李廣田合作的第一首抗日救亡歌曲，而兩人的首次合作還是在抗戰前的濟南。

李廣田，北京大學畢業，1935年到濟南山東省立一中教國文。而立之年，他就與卞之琳﹑何其芳出版了合寫的詩集《漢園集》，有“漢園三詩人”的美譽。

“我們是紫色的一群∕我們是早晨的太陽∕我們是迎日的朝雲∕我們是永久的少年人∕……∕看佛山常碧∕明湖常清∕趵突水常噴∕…… ∕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我們的精神長存。”

1936年，暑假的一天早晨，才華橫溢的李廣田拿著他創作的《少年人》歌詞來找父親。父親接過還帶著墨香的歌詞稿，在第二天的拂曉就完成了譜曲。這首進行速度、昂揚向上、旋律優美又有地域風格的《少年人》，成了山東省立一中的校歌。

轉眼就到了1938年的春節。在大雪紛飛的的許昌大街上，父親與當年上海美專的同學王式廓(山東萊州人，著名畫家）不期而遇。

原來上海美專畢業後，王式廓東渡日本考入國立東京美術學校，師從日本西洋畫的一代宗師滕島武二繼續學業。“盧溝橋事變”後，回到山東的王式廓跟隨著難民潮流落到了許昌。 他鄉遇故知，兩人彼此拍打著對方的肩膀，激動地一時說不出話來。

看著冰天雪地裡的王式廓，只穿一身藏青色單薄的西裝，凍得臉色發青、渾身發抖，父親就帶他去飯館吃了一頓熱氣騰騰的牛肉水餃，而後又一同去了裁縫鋪，為他量制了棉衣和棉大衣。

一週後，王式廓穿著新做的棉衣到許昌中學與父親告別：“看來，你是永遠捨不得這群孩子了。以後，你持樂譜，我拿畫筆，我們一起抗日救亡！”

許昌話別後，王式廓去了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任教員，後來成了一代油畫大師。而許昌一面，竟成了兩位愛國抗日藝術家的永別。

1938年3月，山東省立一中流亡到河南南陽的賒旗鎮（今社旗縣縣城），被編入“山東聯合中學”。在這裡，山東省立一中成立了以歌詠為主的“抗敵救亡工作團”，父親擔任團長。

“風景清潤，有如月明垂葉露；古樹勁健，乃似怒龍拔老湫”。這是李廣田在賒旗鎮日記中兩句十分獨特的話。

原來，為了活躍小鎮文化生活，這年的4月，父親和圖畫老師夏省吾舉辦了一次炭筆繪畫展覽。其中的“月明”和“怒龍”，分別是對父親和夏省吾畫作的惠評，一時在師生間廣為傳誦。

賒旗雖是一個小鎮，但水路可經丹江進秦蜀、穿長江進湖廣，陸路北抵京汴（今開封）、東去通皖魯，因而商號林立，貿易發達，成為當時中國商會經濟的“活標本”。

尤其是“通商情、敘鄉誼”的山陝會館（今社旗縣博物館），作為中國民間商會文化的“祖脈之地”，被稱為“天下第一會館”。

山陝會館

1938年4月10日，“抗敵救亡工作團”在賒旗鎮舉行舞臺話劇首演，地點就在山陝會館。

其中的《逃難到賒鎮》，由《放下你的鞭子》改編而成，作為導演的父親，巧妙地運用了河南和濟南方言，臺上演員發問，臺下觀眾有答，臺上臺下互動，場面氣氛熱烈，掌聲雷動。

此時，正值武漢會戰前夕，父親便教唱黃自（上海人，音樂教育家）作曲的《旗正飄飄》：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槍在肩/刀在腰/熱血似狂潮/好男兒∕好男兒∕報國∕報國∕在今朝……”

歌聲中，高年級的好幾位同學，毅然投筆從戎，去了武漢中央軍校。

1938年6月，徐州失守後，父親隨“山東聯合中學”離開了賒旗鎮。

45年後的1983年，父親仍清晰地記得當年在賒旗鎮的情景。他提筆寫道：

遠近聞名的賒旗山陝會館，建築造型古樸，氣勢恢宏，雕樑畫棟，美輪美奐。北面大殿，南面古戲臺，戲臺前院落寬敞，能容納一兩千人，我們全校大會和演出都是在此舉行。

我記得，馬克先同志（山東省立一中歷史教員）專門為賒旗山陝會館寫了一課鄉土歷史教材，寫在幾塊大黑板上，同學們紛紛圍聚在那裡抄寫。

在山陝會館，李廣田老師還給同學們做過一次精彩地勵志演講，演講的題目是《學好本領，重建家園》,他講到了淪陷的濟南，講到了那裡的山山水水，講到了家鄉的大明湖、趵突泉和千佛山，同學們感動的熱淚盈眶。

這期間，我和李廣田同居一小間寢室，每每夜不能寐，在閃爍的燭光下，由廣田作詞，我譜曲，他朗誦，我哼唱。其間創作了十餘首抗戰歌曲。

三個月後，時局驟變，開封被日寇攻陷，鄭州岌岌可危，隴海、平漢鐵路中段也隨之告急。“山東聯合中學”奉命遷移到了湖北鄖陽縣（今十堰市），易名“國立湖北中學”。

在湖北鄖陽，“抗敵救亡工作團”有了一個更響亮的名字——“狂飆劇團”，父親仍擔任團長。

“國立湖北中學”由國民政府教育部直轄，因而“狂飆劇團”每月可獲一元大洋的津貼，這在當年可是一個不的小數目。從此，“狂飆劇團”不但有了化妝費用，還製作了舞臺佈景，正規的舞臺劇也隨之上演。在湖北鄖陽期間，父親帶領“狂飆劇團”，整整演出了十場話劇和歌劇。

1938年的深秋，真正的考驗來到了。

這年10月的下旬，武漢三鎮全部淪陷，11月初，“國立湖北中學”又奉命準備西遷入川。

出發前，父親下定了一個決心：“狂飆劇團”的25名團員劇團單獨出發宣，徒步沿路宣傳抗日。

校長孫東生問及經費問題，父親說：“國家都淪陷了，我們除了一副喉嚨一無所有，但能有一副喉嚨就足夠了！”

有著知遇之恩的孫東生校長，批准了父親的請求，並令人精心製作了一面“山東省立一中狂飆劇團”的大旗，鄭重地授給了父親。

父親接過“狂飆劇團”大旗的那一刻，就像戰場即將衝鋒陷陣的將士們一樣，滿臉的激情與悲壯。

父親親手擎著“狂飆劇團”的大旗，帶領全體團員，芒鞋竹杖，身挑肩扛，沿漢江兩岸，跋山涉水，奮勇前進。

西進途中，他們一路演出，一路高歌。所到之處，鄉民們奔走相告：快去看，快去聽啊！山東“狂飆劇團”的學生來了！

堵河是漢江在湖北界內的一條支流，也是由鄖陽向西必經的第一條大河。位於堵河岸邊的黃龍灘（今十堰市鄖縣黃龍鎮）是“狂飆劇團”演出的第一站。這裡老百姓的抗戰情緒異常高漲，看見劇團的學生要自己生火做飯，就紛紛搶著燒火、提水、做飯，父親和劇團的團員們被感動的熱淚盈眶。

在黃龍灘演出兩天後，“狂飆劇團”進入陝西的白河鎮（今白河縣城）。白河鎮緊鄰漢江，“狂飆劇團”就在到江邊的江灘上搭起了臨時舞臺，演出了拿手的舞臺話劇。可天公不作美，在三天的演出中，天氣陰沉不說，還颳起了大風。然而當地的觀眾卻十分熱情，上千名老百姓冒著風沙觀看演出，在最後落幕的哨音中才緩緩散去。

離開白河鎮，“狂飆劇團”沿著漢江兩岸經陝西的旬陽到達了安康縣城（今安康市）。在安康的兩天演出中，“狂飆劇團”首次用上了新制作的舞臺幕布。而在此前，舞臺的幕布是由劇團成員各自的被單縫連而成，演出後再拆開，每逢演出，都要如此這般。有了輕快、方便的新幕布，大家的演出更起勁了。

“狂飆劇團”自安康縣城離開一直相伴的漢江，循其支流月河西上，來到恆口古鎮（今屬安康市漢濱區）。恆口鎮是連線安康、漢陰、紫陽三縣的交通樞紐和商貿文化中心，古來人們就稱其為“三秦第一大鎮”。

瞿亞先到軍營教授抗戰歌曲

此時，正值1939年的元旦新年。在古鎮恆口，父親做出了流亡以來一個十分重要的決定：組織救亡歌曲“三不”速成班，即不分男女、不限年令、不收分文，每天用兩個小時，劇團團員輪流向當地民眾學教唱救亡歌曲。

海報清晨貼出，到傍晚就有三四十人報名，這在偏遠的古鎮恆口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父親倡導舉辦的“三不”速成班，讓“狂飆劇團”真正融入了人民百姓的生活中。在恆口鎮的半個多月，劇團成員不僅教會了當地民眾許多救亡歌曲，還學會了用陝南土語演話劇。

演出自編話劇《逃難到恆口》的時候，飾演青年工人的王保庸同學，化裝後擠在臺下的人群裡，用學會的當地方言與觀眾攀談，一位老人竟說他是本地的娃子，一時成為笑談。

恆口古鎮緊鄰起於安康縣城的月河川道，月河川道由自西而來的月河沖積而成，當地人管這一地段叫“白菜心”。而從恆口向西的漢陰一帶是“白菜心”中的“白菜心”，漢陰的美麗與富饒不言而喻。

在“白菜心”般的漢陰，“狂飆劇團”接連公演了三天，不僅收到許多慰勞書和紀念錦旗，還收到了一些捐款。在漢陰，留給當地百姓印象最深的是獨幕劇《荒漠笳聲》。

《荒漠笳聲》說的是一個悽婉動人而真實傳奇的故事。東漢末年，絕代才女蔡文姬，因戰亂被擄到了南匈奴。身居荒漠12年，蔡文姬生育一對兒女，能講一口流利的“胡話”，還學會了吹奏“胡笳”，但這仍不能撫慰她思鄉念親的痛苦。中原統一後，蔡文姬迴歸故土，寫出了名垂千史的《胡笳十八拍》。

20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的著名劇作家石凌鶴（江西省樂平人），根據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創作了獨幕劇《荒漠笳聲》。

石凌鶴先生或許至死也不知道，《荒漠笳聲》自問世以來，演出此劇最多的就是父親領導的“狂飆劇團”。《荒漠笳聲》劇本的影印本，也是父親畢業時自上海帶回了山東，並一直保留在自己的身邊。所以，父親對《荒漠笳聲》的導演格外用心，演員的表演更是入木三分，至於觀眾流淚，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荒漠笳聲》為“狂飆劇團”贏得了很高的聲譽。離漢陰去石泉縣池河鎮的那天清晨，步伐整齊的劇團全體成員從縣城內西門大街經過時，行路人及沿街商家都鼓掌歡送，不時振臂高呼：“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放下你的鞭子》也是“狂飆劇團”演出場次居多的一幕劇。起初，《放下你的鞭子》是田漢根據德國作家歌德的小說改編而成。“九·一八事變”後，左翼戲劇家趙銘彝等集體改編，由大劇作家陳鯉庭執筆，寫成了抗戰街頭劇。

街頭劇，顧名思義，就是適合於街頭演出的短劇。因其能夠真實迅速地反映現實生活，所以比獨幕劇更具鼓動力，也擁有更多的觀眾。

在石泉縣池河鎮，“狂飆劇團”演出的就是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臺上有這樣的情景：

高粱葉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先佔火藥庫，後佔北大營。殺人放火真是兇。殺人放火真是兇，中國的軍隊，有好幾十萬，恭恭敬敬讓出了瀋陽城！……突然，臺上唱歌的一位小姑娘（演員）咳嗽起來，歌唱不下去了。

拉琴的老人（演員）抱拳向四面觀眾哀求道：“這姑娘是我親生女兒！我們是在東北淪陷後，逃亡到關內來的。沒飯吃呀！她是餓的。”

老人在作揖舉躬後，接著又操琴要姑娘唱歌。可姑娘因過度飢餓，還是沒能唱下去。

老人怒了，拿起皮鞭抽打著女兒。姑娘躺倒在地，而老人手中的皮鞭還在揮舞……

此時，化裝成傷兵坐在臺下的劇團成員王保庸，站起來揮臂高呼：“放下你的鞭子！”

王保庸邊喊口號邊要挺身登臺，旁邊幾個真正的抗戰傷兵緊緊拽住他的衣服，說：“人家演戲哪!人家演戲哪！”同時，他的屁股還被人狠狠踢了幾腳。但為了逼真起見，王保庸還是不顧一切地奔上臺，完成了自己群眾演員的角色。直到演出結束，觀眾才恍然大悟。

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

1939年1月28日，是上海“一·二八”事變7週年紀念日，這一天池河鎮下起了雨來。因晚上沒法演出，父親組織當地青年學生，教大家唱《旗正飄飄》：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槍在肩，刀在腰，熱血似狂潮；

旗正飄飄，馬正蕭蕭，好兒男，報國在今朝……

這時，門外進來了當地駐軍的一位青年軍官，說是要拜訪“狂飆劇團”的團長瞿亞先。

開始，這位青年軍官言談十分客氣，但不一會兒就情緒激動萬分，將桌上的幾個茶杯依次摔得粉碎。

青年軍官聲色俱厲地說：“老子也要唱歌，是為了紀念‘一·二八’！在‘九·一八’，在‘七·七’，我為國家流過兩次血了，今天我要流第三次血！”

說完，青年軍官高聲唱起雄壯的抗戰歌曲《旗正飄飄》。

慘痛的一幕就發生在這時，唱著唱著，青年軍官突然拔出佩劍，寒光閃耀的一剎那，鋒利的佩劍刺入了他的左腿，鮮血迅即順著褲腳流了出來。

頓時，父親和劇團的成員以及當地的學生都驚呆了。好在青年軍官的一位同仁也在場，立即將他送往了附近的軍隊醫院。

一位青年軍官用自殘來紀念“一·二八”這個日子，以表明自己誓死保衛祖國打敗日寇的決心！這令父親和“狂飆劇團”的每一位成員震撼不已。這一晚，父親整夜未眠。

自此，“狂飆劇團”在進軍漢中的途中，每當在路邊休息，大家便列隊高唱抗戰歌曲《旗正飄飄》。

有行路人大聲詢問：“同學們！何地而來？”

大家自豪地齊聲大喊：“山東濟南！”

“濟南府的娃娃，好樣的！”

一天正午，“狂飆劇團”到達“西北聯合大學”所在地城固縣城，這裡集聚了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師大、國立北洋工學院和國立西安大學的數千流亡師生。

人們聞訊出來迎接自山東狂飆而至的“狂飆劇團”。一位白髮蒼蒼的老教授顫顫巍巍地伸出雙手，摸著父親手中“狂飆劇團”的大旗，老淚縱橫。

另一位老教授則在一旁笑道：“孩子們！你們在課本上學到過‘地大物博’，今日方知我們祖國版圖之大了吧！小日本想吃掉我們，嘿嘿！它在孃胎裡就沒長出這個嘴巴！”

自城固向西不遠就是漢中。當時的漢中是中國抗戰後方三大文化教育資訊中心之一，但“狂飆劇團”在這裡卻沒有一場演出。

“狂飆劇團”走到距漢中整整9公里的十八里鋪時，因長時間日夜過度操勞，父親發起了高燒昏迷過去。劇團成員緊急護送他去了漢中救治。可病情稍有好轉，父親就催促“狂飆劇團”上路，奔走在赴沔縣（今勉縣）、寧強一帶崎嶇山路上。

“狂飆劇團”自湖北鄖陽出發時，校長孫東昇告知父親的西遷方向只是四川的川北，至於具體地點並沒有明確。

這時，先期到川的孫東生校長派人給父親送來訊息，說山東聯合中學已經被教育部按序列編為國立六中四分校，校址在四川羅江縣城（今德陽市市中區）。

什麼是理想？理想就是方向！何為方向？方向就是目標！此時父親帶領的“狂飆劇團”已不是在流亡，而是在朝著既定的目的地行進了。

腳下生風的“狂飆劇團”，跨越七盤關，進入川北第一重鎮廣元。在廣元，劇團與當地的業餘劇社聯合公演四天，所得票款悉數捐獻給了前方抗日將士，引來當地社會各界一片稱讚聲。

1938年3月8日，“狂飆劇團”從廣元出發，踏上了灑落了一路傳奇故事的劍門蜀道。

三月的川北，春暖花開，遍地油菜花黃。

一路上，“狂飆劇團”有這樣的歌聲作伴：

到敵人後方去/把鬼子趕出境/不論西，不論東/ 從北平，到南京/到處有我們游擊隊/到處有我們好弟兄……

《到敵人後方去》是一首著名的抗戰歌曲，曲作者冼星海是父親在上海讀書時的故交。抗戰時期，父親與在陝北延安的冼星海常有書信來往。

看著自己曾親手授予的“狂飆劇團”的大旗和沿途民眾贈送的十幾面錦旗，以及悉數凱旋的25名“狂飆劇團”成員，孫東生校長激動不已，緊緊握住父親的雙手，禁不住熱淚盈眶。

狂飆劇團團員成都合影

到達羅江後，“狂飆劇團”根據國立六中四分校的縮寫，改名為“六·四劇團”，仍由父親擔任團長，但對外他們仍以“狂飆劇團”自詡。

孫東生校長一貫倡導“相容幷包，自由辦學”的宗旨，他衝破層層壓力，開始招收本地生源，並破格招收了部分女生。瞿亞先挑選了幾名愛好表演的女生加入進劇團，劇中的女角色不再是男扮女裝，完全由女生擔任。

羅江時期，“狂飆劇團”有了很大的發展，職員有19人，演員達60餘人。在父親的帶領下，多次赴德陽、綿陽、成都公演，宣傳抗日，為前線將士募捐。“狂飆劇團”到成都公演，僅一次演出就募捐銀元6000餘元。

流亡途中，父親組織“狂飆劇團”演出了44個劇目，僅正式演出就達70場，觀眾8萬餘人，街頭宣傳和教唱抗戰歌曲不計其數，累計募捐銀元三萬多，除維持基本生活外，其餘悉數轉送給抗戰前線將士。父親創作的《聽訊號》和《青年之歌》等10幾首抗戰歌曲，後在陪都重慶出版。

即便在和平時期，人們的生活也不全是話劇和歌聲，這是一個無需置疑的事實，更何況父親身處波瀾壯闊的抗戰年代。

1940年暑假，國立六中四分校的校長孫東生因“宣傳赤化”被撤職，雖經全校師生奮力反抗也無濟於事。瞿亞先忿然辭職到四川省立重慶高階中學任教，“狂飆劇團”也隨之消失在歲月的長河中。

1941年2月，父親受聘返回國立六中二分校（德陽）任教，第二年赴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院進修。進修期滿後，父親先後輾轉至四川三臺縣的國立東北大學、陝西鄠縣（今戶縣）師範、西安技藝師範擔任音樂教員。

“血戰八年勝利告成，日寇投降還我山河。”抗戰勝利後，因內戰風雲密佈，交通時斷時續，直到1946年春天，父親才輾轉回到了濟南。

“光復”的途中，父親一行多人剛剛進入山東就碰上土匪，所帶行囊被洗劫一空。父親曾對我說：“我八年抗戰，回家兩手空空，就帶回了一身蝨子，但看到日本鬼子被我華夏兒女趕回了東瀛三島，我就沒有半點怨悔！”

流亡出發的前夜，父親對母親（段蓮春）講：“少則仨月，多則半年，等把日寇趕出華北，我即可帶學生們回濟南復課。”

父親還囑咐母親：“你暫回老家，侍奉好三位老人（段蓮春的祖父和自己奶奶）、照料好三個妹妹（瞿亞先三個倘在讀書的妹妹）、帶好一雙幼女（大女兒瞿萍、二女兒瞿蓉）。”

新中國成立後的瞿亞先、段蓮春、瞿雷（後中）

父親流亡9年後，才與母親及家人團聚。他常常對我們講：“你們的母親，雖然沒有同我一起流亡，但她是我們瞿家的功臣，同樣為抗戰做出了巨大犧牲。”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以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的資格，先後執教於山東師範學院藝術系、中國藝術專科學校和濟南第三中學，並創作了《歡慶豐收》和《春風盪漾柳條兒青》等一批樂曲與歌曲。

瞿亞先當年創作的國立6中校歌

1985年，我的父親、一代愛國音樂家、抗戰時期“狂飆劇團”的團長，因病在濟南去世，享年74歲。

父親去世後，他的學生林東深情地回憶道：

孟浪少年時，唱著瞿亞先老師教會的歌曲，走進了抗日戰爭的時代漩渦。

如今已是垂垂暮年，低聲哼哼幾句那時會唱的歌詞，彷彿又回到了“用自己唯一的喉嚨參加抗戰”的青少年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