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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生活在所謂的“資訊時代”，資訊時代之前是工業時代。我們從審美上頗有講究的系統化一路發展而來——從大量生產實體物品，講究效率，到混亂怪誕、不斷擴大的大規模的資訊生產。

這種轉變不僅是種類上的差異，還有速度和數量上的差異。這也重新塑造了我們社會的形態。像21世紀眾多的產品一樣，資訊時代的蓬勃發展也呈指數級爆發，而不是過去的線性發展。也就是說，資訊時代的產物——資訊，是在人們精力充沛的剪輯中產生的。

在數字化和高度互聯的世界中，龐大的體量不僅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奇觀，而且還是對人類社會的巨大壓力，它包含了正規化轉變的所有破壞力。對系統來說也有所壓力。毫無疑問：當代社會很難消化這種資訊氾濫。

因此，我們在當今世界上目睹的許多困境都可以歸因於資訊時代的深刻破壞。這意味著什麼？資訊時代不僅在社會上造成破壞，而且也是政治和個人層面上動盪的根源。想想全球民粹主義浪潮，想想人們焦慮的機率上升。這是一種即將誕生人類偉大事業的關係嗎？筆者卻不這樣認為。

筆者認為，人們經常陷入一種假設，即更多的資訊會帶來更多的靈感。這種簡單明瞭的推理的確是樂觀的。畢竟，我們是人類，而不是機器。我們的能力有限，因此，不能期盼無止境地透過新資訊來提高我們的能力。

請允許筆者概述資訊時代帶來的一些重大轉變：

· 中央權威的概念已經崩潰。制度上的信任已經減弱，尤其是政府受到在社會的質疑。這是一個全球化發展時代，它與對民主制度下自發的集體偏愛無關，而與西方社會的資訊處理的結構轉變有很大關係。

· 更多資訊傳播具備更多不確定性。為什麼？資訊數量更多，具有更大的故事發掘潛力。在實踐中，如理論上所假設的那樣，更多的資料實際上可能會造成混亂，而不是促進人類發展和定義人類身份。

· 前所未有的資訊氾濫出現，人類經歷了一種生存主義的動盪，這是在西方國家觀察到的體現虛無主義現象的一個令人信服的指標。

在人類的大多數歷史中，資訊都是可悲的有限商品。它是昂貴的，而且是受過教育的、有錢人和貴族階層所獨有的。回想一下印刷機首次亮相之前在頁面上記錄文字所涉及的繁瑣工作。即使在印刷機開始使用後，書籍的相對稀有性和價值並沒有改變。

在人類的大部分歷史中，人們都必須為獲取資訊而競爭，以獲取資訊。當代社會已經以一種令人震驚的方式扭轉了這種動態。我們不是為獲得資訊而競爭，而是資訊為人類而競爭。獲取資訊無須成本，人類就是成本。參與資訊領域是指同意將其產品出售給廣告商。

本質上，對資訊的追求（或者說缺少資訊）看起來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數字革命全面啟動之前，人們通常傾向於達成共識，這必然是上級人士選擇傳播的產物。總的來說，人們傾向於信任專家和精英，而不是僅選擇相處起來舒適的人。目前尚不存在達成專家們的共識的吸引力。

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個人會被大量的資訊所困擾，他們不一定會花費精力去尋找資訊，而是資訊會來主動地尋找他們。資訊體量太大而人們無法合理地均衡資訊，因此個人往往會有很多選擇。

· 他們可以把自己扔進戰場，並盡力處理各種資訊（資訊可能是混亂且具有壓倒性的，但人可能會佔上風）。

· 他們可以塞住提供資訊流的數字管道，因此，選擇不去接觸資訊。

· 他們可以在資訊氾濫中抓住一些可靠的資訊源，這通常需要個人發揮自身意識。

因此，強硬的意識形態立場就是針對資訊氾濫這一人類問題的防禦機制。同樣，在資訊海洋中的一個小島上游泳會給我們帶來所謂的“資訊孤島”，這些資訊孤島被正確地認為是技術機會主義，但這也是為了穩定而進行人工搜尋的自然結果。

· 穩定性。這並不是網際網路分散式的文明專長。正是無底網際網路的蛻變通量使得機構權威人士先前的穩定性幾乎令人懷疑。

然而，無論如何，豐富的資訊仍然給人以自由的印象。有什麼驚喜嗎？開放的網際網路是個暢通無阻的場所，沒有歧視，沒有審查，沒有經過修修剪剪以供大眾消費。從本質上講，自下而上、獨立自主的企業的出現破壞了自上而下的舊傳統。

簡而言之，這種從上到下到自下而上的轉變足以為保守勢力—精英、新聞播報員，甚至是政治家，埋下不信任的種子。民粹主義浪潮中仍在蓬勃發展中，在過去的十年中，似乎沒有哪個西方國家能倖免於這股浪潮。

巨大的民粹主義浪潮與政客們看來無能的關係不大，而與資訊的結構性轉變有關係，特別是資訊的民主化和大規模傳播。兩者都降低了群眾的政治吸引力，其結果是權力轉移和許多與轉型有關的社會動盪。

資訊氾濫使舊的權力秩序崩潰了，使國家陷入了由公民引發的民粹主義叛亂的熱潮中。乍一看，資訊本身似乎是一個不太可能的罪魁禍首，但應該將其視為推動其發展的力量。

在現代資訊革命的中心，有一個巨大的悖論。一個自然的、不受抑制的資訊生態系統似乎為強化驗證人們想法提供了機會——確定性和篩選“正確答案”。但是，更多的資訊並不一定意味著更高的競爭力，道理不言自明。相反，它預示著更多的複雜性，資訊氾濫是一隻不守規矩的野獸。

這種現實表明，我們認為“資訊”並不總是真實可靠的東西，而可能只是毫無根據的喧囂。那麼在實踐中會發生什麼呢？更多資訊為更多故事提供了條件。而且，故事越多，遍歷它們還要判斷真實與否，更容易讓人感到疲勞。

資料的暴政（和資料時代的詛咒）在於可以無休無止地操縱資料以執行首選故事情節。資料不能免於敘事的挑釁。這就是資料的問題：容易發生選擇偏向。資料不是神聖的。一旦被人的手觸控並與其他變數一起編譯，並以圖形的藝術斜率呈現，它便成為故事的主體。

因此，最終，更多資訊的巨大悖論之一是，儘管據稱資訊誕生於民主化，但也為渴望權力的政界人士提供了武器。意思是，掌握的資訊越多，就越容易編造出自己喜歡的故事。自然地，現代敘事生態系統中人口激增，是因為資訊如此豐富地呈現出來。

而且不必看得太遠就可以看到隨之而來的動盪：“假新聞”和“虛假資訊”（甚至更公然的“資訊戰爭”）頻繁進入集體詞彙就是這樣一種暗示。

不確定性源於資訊氾濫。在處理了封閉的、依賴等級的世界之後，資訊從精英階層（他們被賦予了今天很少會遇到的信任和尊敬的水平）自上而下傳播，並交換了自下而上的資訊的指數膨脹。這似乎已將確定性換成真實性。

資訊的自由流通似乎是真實性的選擇，但令人不安的是，這裡又出現了麻煩：當人們將其用於政治目的時，更多的資訊可能會造成混亂和模稜兩可。更多資訊怎麼會等於更多不確定性？但事實確實如此。因為要分辨出哪些資訊具有價值以及什麼僅僅是上述毫無根據的喧囂，並不總是那麼容易。

將小麥與穀殼分開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這種不確定性可能會導致不穩定。對於個人而言，當更多的故事進行競爭時，就可能解決意義危機。在這裡，資訊革命降到了個人層面，開始涉足心理領域。

資訊是人類的巨大悖論。當資訊被集中和壓縮時，它會賦予人類安全感，並可能享受確定性帶來的樂趣，但資訊也會帶來威權主義壓制和潛在的不真實性的詛咒。

另一方面，資訊在分散和不受抑制的情況下會給人以真實性和不受限制的暴露的能力，但也會帶來潛在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的詛咒。

自由與安全之間的標準是書中最古老的標準之一。數字革命在現代發生的故事及其伴隨而生的資訊氾濫，只是這種古老的二分法在其行為過程中陷入的最新迭代。資訊密集時代的動盪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拔河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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