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導演佐藤純彌說過一段話：人在奮鬥的頭十年裡是為了解決生存問題，隨後的十年是為了賺錢，第三個十年則開始反思曾經做過的事情。對於一個人來說，是這樣的。

如果換成一個國家，似乎佐藤純彌的話也可以適用，這個國家是二戰後的日本。

戰後的日本人為了生存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然後經濟經過快速發展不僅解決了溫飽也再次成為經濟強國，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時，很多日本人開始反思過去，也出現了他們的傷痕文學。

在反思日本戰後歷史上，做的比較好的電影就是《人證》，也就是《人間的證明》，筆者更願意叫它《人性的證明》。

一、一部不那麼出色的推理電影

《人證》改編自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家森村誠一的小說《人性的證明》，這部小說的創作靈感來自於日本著名詩人和詞作家西條八十的《草帽歌》，這部小說也是森村誠一“證明三部曲”的首部和成名作。

《人證》的開頭還是不錯的，短時間內，一個在日本社會並不多見的黑人被殺，身邊留有一部西條八十的舊詩集。一個做招待的女孩在雨夜被撞隨後失蹤。

不過，該片出場人物很少，因此觀眾並不難猜到誰是兇手，要看的只是解謎過程。然後劇情迅速分成三條線糾纏在一起走下去。

兇手八杉恭子和混血兒喬尼的關係是一條線，八杉恭子的兒子恭平撞死了人逃亡美國是一條線，警察棟居心中關於父親在當年被美軍士兵打死的回憶是第三條線（國內公映版本好像刪除了棟居父親是因為救八杉恭子被打死的這個細節） 可以說，這三條線推理難度都不大，謎底也很快被揭開，比如阿鍾老太太的表妹直接一句“那個女人叫八杉恭子”就把所有謎團給公佈了，因此如果你是衝著推理破案來的，那這部電影恐怕會讓你失望。

《人證》的成功主要是因為該片中有濃厚的歷史傷痕和關於人性的反思。

二、影片內外滲透的歷史傷痕

《人性的證明》，這本小說最開始定調的兩個字就是“證明”，原因是作者森村誠一早年的經歷，那時候他很窮，用積蓄買了一條美軍軍用褲，沒想到正趕上美軍打擊黑市交易，稽查隊發現森村誠一穿著軍褲就斷定他是黑市交易來的，於是不需要什麼程式當街讓他脫下來，周圍的人都在圍觀，那一刻森村誠一死去的心都有，這份屈辱並不只來自於當街脫褲，更多是因為他無法證明自己有資格在公開場合穿這條褲子。

美軍、圍觀、屈辱和證明，這是電影《人證》裡的幾個要素，在森村誠一的親身經歷裡都可以找到。

影片中讓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就三個，八杉恭子、喬尼和棟居。 在電影中，喬尼是一個日美混血兒，父親是美國黑人士兵威利，母親是日本酒吧女招待八杉恭子。他很小就隨父親回到美國，在紐約黑人區窮困潦倒，老威利用碰瓷訛來的六千美元送他回日本找媽媽。但已經功成名就的八杉恭子無法和喬尼相認，在糾纏中八杉恭子用刀刺了喬尼。

喬尼是一個不可不扣的悲劇人物，飾演他的日本歌星喬山中和喬尼的命運相似，他的父親也是美國軍人，但父親走之後把他留給了母親。在喬山中上小學時母親病死，成為孤兒的喬山中由於混血兒的身份在日本社會備受歧視連工作都找不到只能去打拳，後來才逐漸步入歌壇。 正因為喬山中有著和喬尼相似的命運，因此他被找來飾演這個角色，並且獻唱了那首充滿感情的《草帽歌》。

片中警察棟居也有一段悲慘的歷史，他的父親曾在街頭制止美軍強暴八杉恭子，結果就在一幫日本人的圍觀下被美軍打死，年幼的棟居心裡埋下了陰影。 事實上飾演棟居的松田優作曾在拍攝該片時嚮導演佐藤純彌坦言，他的母親當年也曾在美軍軍營附近做過酒吧女招待，對這段歷史他深有感觸。

可能就是因為這浸透影片內外的歷史傷痕，才讓該片用了一種難言的吸引力，讓人忍不住去探尋。

三、被內涵的日美關係

《人證》一開始確實是被當成人性反思電影看的，但該片中存在不少內涵的元素，尤其是在日美關係上。

比如八杉恭子的兩個兒子，和美國黑人威利生的喬尼，代表著戰後日本人在美國管制下的黑暗歷史，就像佐藤純彌說的生存的十年，為了生存不得不做一些委屈的事情。

八杉恭子和現任丈夫結婚時很窮，兩人透過奮鬥最終成為富豪和社會名流，這就像佐藤純彌說的賺錢的十年。

恭平是八杉恭子和現任丈夫生的兒子，但這個兒子卻是一個紈絝子弟，對待自己父親受賄和養情人的事情嗤之以鼻，對八杉恭子的隱忍也看不起。這樣的狀態更像是七十年代暴發戶一樣的日本社會，是需要反思的十年。 還有警察棟居的歷史，他去紐約辦案的時候，發現協助他辦案的美國警察肖夫坦就是當年殺害自己父親的兇手之一。

雖然確定了兇手，但棟居卻只能將仇恨隱忍，只有在肖夫坦打死持槍拒捕的恭平時他才發洩了一回：你殺了多少日本人了？ 案子辦完之後，棟居在肖夫坦的家裡用肖夫坦的槍瞄準了鏡子裡的殺父仇人，然後扣動了扳機。

這就像日本人對美國的感情，一方面他們認為戰後美國人給了日本人太多的屈辱和傷害（殺父）。另一方面美國人也在幫助日本人（協助辦案），由於美國的強大，日本人敢怒不敢言，最後只能採取射擊鏡子裡仇人的方式找一個心理上的平衡。 可以說，整部電影都瀰漫著一股日本人對待美國人的複雜情緒，幾乎毫不掩飾。

四、《人證》的延伸

在案件、人性和情緒三個大脈絡引導下，《人證》的劇情顯得充滿吸引力又符合邏輯，而在該片主要脈絡之外，還有一些劇情上的延伸。

比如為什麼喬尼的父親是黑人威利？為什麼那個殺死棟居父親的美國兵叫肖夫坦？

其實，威利代表的就是美國黑人階層，肖夫坦這個名字代表的是美國的愛爾蘭人，恰好，這兩部分人在美國都曾是弱勢群體。

換句話說，兩個在美國的弱勢群體成員藉著戰爭的機會到了日本作威作福，讓日本人成了更弱勢的群體。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該片裡除了棟居之外，幾乎所有的弱勢群體都死了。混血兒喬尼死於母親無法面對的歷史，八杉恭子死於對自己的悔恨，恭平死於一個美國警察，當年的佔領軍威利死於衰老、貧窮和思念。

就連那個殺了棟居父親和恭平的美國警察肖夫坦，最後也死於同樣是弱勢群體的黑人流氓，其被殺死的“罪名”是幫助日本人。劇情在這裡好像畫了一個圈。 同時，該片還有一些小細節，比如肖夫坦的上司說過，他不喜歡日本人，因為他的弟弟死於珍珠港。

阿鐘太太的表妹是從滿洲回到日本的，沒有地方去，就在阿鐘太太的酒吧裡工作，在那裡認識了八杉恭子。 看似不起眼的兩個小細節，其實也交代了日美關係的重大起因，中國和珍珠港。

可能有中國觀眾看到這裡會覺得不舒服，為什麼該片裡日本人把自己打扮得就像一個受害者？他們明明是因為侵略才落到這步田地的，怪不得誰。

這話沒錯，不過我們可以用割裂的眼光看待《人證》，卻不能用割裂的眼光看待作者森村誠一，他在成名後寫過不少書，其中有兩本叫《人性的證明新編》和《食人魔窟》，這兩本書的核心主題是，用推理小說和寫實文學的方式揭露日本731部隊在中國犯下的罪惡。 就像我們國家在八十年代流行的傷痕文學一樣，《人證》體現的也是日本在七十年代反思的傷痕，肯定是會有一些侷限性的。

五、催人淚下的《草帽歌》

如果《人證》按照一般的推理小說結局，真相大白就是結束的話，那麼該片的魅力將減色不少。

影片的最後，身為警察的棟居選擇讓罪犯八杉恭子自行了斷無疑是一個充滿人性的行為，據說棟居這裡本來有一句臺詞：母親，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後來被導演刪掉了，松田優作也認為刪得好，這裡應該就是凝視、沉默和淚水。 在悠揚的《草帽歌》旋律中，喬山中用他滄桑的嗓音唱響了一首催人淚下的歌曲，這首歌也將整部影片推向高潮。

也許你不懂英文，也許你不懂日語，但《草帽歌》裡的“mama”是全世界都能聽懂的語言。

《追捕》和《生死戀》在我國火得一塌糊塗，但在日本的票房卻相當一般。《人證》不一樣，這部電影不僅在我國很火，在日本同樣高居當年票房榜第二，是一部叫好又賣座的電影。《草帽歌》也被很多大陸歌手反覆翻唱，成為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歌曲之一。

過了這麼多年，《草帽歌》依然魅力不減，這裡面有著深厚的感情和純真的人性，在一部人性扭曲的電影裡更顯得彌足珍貴。

《人證》的最後一個鏡頭也許是巧合，佐藤純彌非常喜歡用大的標誌性的建築去代表自己的電影，《追捕》最後一個鏡頭是東京的國會大廈，《人證》的最後一個鏡頭是美國的代表，曼哈頓和世貿雙子塔。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