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經濟新聞》網站11月8日報道，日本和印度將在近期舉行外交和防衛部門的“2+2”對話，年底安倍晉三還將訪問印度會晤莫迪。這是印日兩國領導人年度會晤機制建立後的第十四次會晤，也是莫迪上臺以來同安倍首相的第六次互訪會晤。

據悉，今年的“2+2”會談和首腦會晤，印日兩國將力爭在年內初步達成《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協定》。目前，與日本擁有“2+2”對話機制且《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協定》業已生效的，只有美國、英國、澳洲和法國。由於日印已經簽署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和《防衛裝備及技術轉讓協定》，該協定的簽署，將意味著兩國成為安保和外交領域的“準同盟國”。

主要進展

印度和日本在防務與安全領域的互動由來已久。在安全與防務政策的溝通上，印日有著廣泛的交流機制。自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訪印，印度與日本的總理級年度會晤機制就得以確立並保持至今。印日還相繼建立了防務合作與交流結構框架、國防部長年度互訪以及外交與防務“2+2”對話機制。

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臺後提出了“民主安全菱形”概念，試圖構建貫穿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聯合陣線”，愈加看重印度的戰略地位和作用。2013年5月，印度總理辛格訪日，表示“印度將日本視為在亞洲保持和平與穩定的天然及不可或缺的夥伴”。2014年9月，印度總理莫迪訪日，兩國確立了“特殊的全球戰略伙伴關係”，印日“2+2”對話機制也升級為副部長級。此後，日本迅速強化了對印度的貿易、援助和投資，雙方的安全防務關係迅速提升。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訪印，兩國將“2+2”對話機制正式由副部長級提升為部長級。

莫迪執政以來的印日防務與安全合作呈現出新的態勢。最重要的成果體現在兩國攜手推進印太戰略的進展上。在美國新國防戰略鼓吹“大國競爭”並推動“印太戰略”落地生根的背景下，印日作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重要合作伙伴國與親密盟友，其在防務安全領域的互動與合作自然備受關注。2016年安倍提出了“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與莫迪政府在2015年提出的“東進政策”找到了新的戰略契合點。莫迪曾於2017年9月在推特上表示，“我已經下定決心日印兩國將領導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甚至世界走上和平和繁榮的道路。” 可以說，共同推進印太戰略的實施是印日雙方的戰略黏合劑。

印日兩國的防務合作已經超越簡單的軍售關係。自2007年日本海上自衛隊首次派出軍艦參加美印“馬拉巴爾”聯合軍演，2015年日本已正式加入“馬拉巴爾”海上軍演機制。2017年7月的“馬拉巴爾-2017”聯合軍演，共有3艘航母或準航母在內的16艘主戰艦艇、2艘潛艇及近百架岸基作戰飛機和艦載機參加，創歷史之最。2018年11月，印度陸軍和日本陸上自衛隊首次在印度東北部米佐拉姆邦進行了為期兩週的聯合反恐演習，從而建立了兩國海陸空全覆蓋的聯合軍演合作機制。印度更是在繼同美國簽署《美印後勤保障協定》、同新加坡簽署《印新海軍合作協定》後，於2018年8月開始同日本談判簽訂類似後勤保障的《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協定》(ACSA)，以實現允許兩國可以互相使用軍事後勤基地的協議。印度海軍和日本海上自衛隊還簽署了另一項合作協定，致力於兩國在海域感知方面的資訊交換。

印日在推進地區的互聯互通建設，特別是在共同應對“一帶一路”專案的問題上也有高度共識。除了孟買至艾哈邁達巴德的高鐵專案外，德里至孟買工業走廊、清奈至班加羅爾經濟走廊以及印度東北部的互聯互通工程，都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援。2017年，印日兩國聯合發表了共建“亞非增長走廊”的政策檔案。印度的“東進政策”與日本“高品質基礎設施倡議”對接，雙方在斯里蘭卡、緬甸、孟加拉國都在推動建設共同專案。在非洲，印度的“對非關係10條原則”與日本《內羅畢宣言》對接。印日還決定建立“印日在亞非地區商業合作平臺”，以提升兩國在這一地區發展工業走廊和工業園網路。

內在動機

印日強化安全與防務合作可謂各取所需。印度自1991年提出“東向”政策以來，其“東向”目標已經由最初的東南亞擴大為整個亞洲東部和南太地區，領域已經由單純的經貿合作升級為安全與防務等“高階政治領域”。日本作為經濟大國和潛在的軍事強國，自然在印度的“東向”政策中舉足輕重。可以說，印度“東向行動政策”與日本“自由開放印太戰略”的高度契合，構成了兩國合作的基礎。

美國的全球戰略調整為印日深化合作關係創造了條件。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更是進一步推動了印日的安全與防務合作。印度特殊的戰略位置和龐大的體量，無論是奧巴馬政府還是特朗普政府，都將其作為極其倚重的合作伙伴，並給予印度“準盟國”的地位和待遇。美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美國“歡迎印度崛起成為全球領導力量和強有力的戰略與防務夥伴，將增加與日本、澳洲和印度的四邊合作”。在美國的印太安全體系中，日本和印度為東西“兩翼”，澳洲為連線兩洋的“南錨”。在美日印、美日澳、美印澳合作取得進展的前提下，將印度拉入“美日澳印安全合作機制”，已成為落實美“印太戰略”不可或缺的一環。

特朗普政府對美國的亞太盟友採取“扔包袱”的態度，要求日本等盟友承擔更大責任，更加劇了日本的不安全感，促使日本積極接近印度。同時，為達到改變戰後秩序、謀求“正常國家”地位的目的，日本抓住美國鼓勵盟友承擔更多責任的機遇，全力推進其“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

作為貿易大國，印日兩國的合作特別是海上合作是保護海上交通線的現實需要。印度作為日本在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問題上的重要夥伴，幫助日本分解了維護印度洋海上航道安全等方面的壓力，並聯手向西亞和非洲等地繼續拓展影響力。同時，平衡“中國威脅”的共同戰略訴求，也是催生印日佈局印太地區的內生動力。在海陸爭端、入常等問題上，日本與印度也有著共同的利益交集點。

影響與侷限

從合作交流的層次和內容來看，印日安全與防務合作正在由主要聚焦於海上通道安全、打擊海盜等內容，向陸海空跨國跨域聯演聯訓、武器裝備出口與國防技術研發、軍事人才培養與交流等深層次和寬領域迅速拓展。特別是在安倍政府謀求在憲法中修改有關自衛隊運用條款的背景下，日本與印度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不僅為日本修訂“中期防衛計劃”、修改憲法鼓吹造勢和提前鋪路，更是為下一步日本自衛隊“海外用武”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美國印太戰略框架下，印日將藉助美國的戰略佈局強化自身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考慮到近年來日本軍事力量“海外用武”的衝動，特別是在美國印太戰略逐漸“實心化”的背景下，印日安全與防務合作的升級勢必會給印太地區的安全穩定帶來新的不確定性，其影響不容忽視。

首先，中國進出口貿易的 40% 都要經過印度洋，印日在印太地區進行的一系列防務合作，尤其是以中國為牽制目標的合作，必然會增加中國海上航道面臨的安全風險。其次，印日與部分東盟國家可能形成針對中國的政策協調與多邊聯合，增大中國解決海洋領土爭端的難度。近來印日不斷介入南海問題，向東南亞國家出售武器、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等，挑戰中國在南海海域的主權。第三，從陸上安全看，印日防務合作加大了中國西部邊境地區面臨的戰略壓力。特別在中印洞朗邊境對峙事件中，日本是唯一一個發出偏袒印度之音的域外國家，不排除未來印日以防務合作為槓桿，迫使中國在邊界問題上作出讓步的可能性。

客觀來說，印度與日本安全與防務合作在認知上存在一定的差異。日本更看重與印度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經濟合作則是次要目標或手段。印度的主要目標是引進日本的資金和先進技術，安全與防務合作則退居次席。目前來看，印日加強海洋戰略合作的趨勢還會持續，但國情體制差異、戰略訴求分歧、國家利益不同等限制性因素，也給兩國合作前景增添諸多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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