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心學的現代政治價值: 一是其生命哲學走向實踐哲學，將道德本體置於宇宙本體的天賦之中，事實上其哲學並未遠離有為的經世致用; 二是從歷史情境中入手，其哲學思想對當時及後世產生政治影響;三是對儒家內聖外王在政治方面考量，人人可為堯舜、人人可以戰勝心中的善念惡念之差、人人可做到自己的內聖外王。
王陽明心學在其生前影響巨大，一方面是他心學順應了明朝統治者的需求，便於穩定民心、鞏固統治，對當時政府解決內部外部的問題都有所幫助;另一方面是王陽明倡導"有教無類"的授業解惑之道，雖然士人是他最重要的學生，但在其弟子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愚夫愚婦"，這是他哲學影響力大的主要原因。王陽明思想的形成和個人經歷緊密相關，古代聖賢無不是立德立功立名。王陽明在立功方面表現突出，有幾十年的戎馬生涯，戰功卓著，在長期征伐、封建社會體制搖搖欲墜中意識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朱熹也曾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王陽明從心的角度出發，把道德、倫理、天理內化，提出要"破心中賊"。從統治者角度來講，若無"心中賊"，明朝統治便一勞
永逸、永世長存。王陽明並未在政治方面進行詳細明確的闡述和說明，但是他對政治的影響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他的心學思想對政治的影響，從個體方面講，離不開儒家終極理想"內聖外王";從實踐角度講，用"心"作為一個標準或者法則運用到現實政治理想上，有的學者認為難免會有些單薄。但從歷史的實際出發，特別是在近現代，不僅影響了一些重要歷史人物，而且對近現代政治革命走向起到了助推的作用。其自由性與實用性之間的距離關係，極具啟發性，值得思考。
一、經世致用———體悟與實踐並行的生命哲學
一是王陽明哲學是以"心"為體的體悟式生命哲學。這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說，第一個角度是王陽明哲學的精髓是頓悟得出的。歷史上釋迦牟尼、穆罕默德這些宗教人物能夠頓悟得出教義的真諦。王陽明頓悟到天理與人慾兩者統一而非對立，這是王陽明在經歷人生磨難之際，經過長時間的修行之後，不斷反思，與舊思想對話，最終突破了困擾自己的瓶頸，體認和參悟生命得出的真理。有人說這是一種苦難哲學，這也是"心"學在近現代革命中能夠鼓舞人鬥志的一個重要原因。可以說，王陽明的"心即理"承自陸九淵，被朱熹啟蒙，用自己進行體證而得出，是一種自悟，有中國古代儒釋道的影子。在這之前的明朝以朱熹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學術氛圍中，王陽明深受其影響並踐履之，朱熹思想影響了他，也困擾了他，他向外不得解，遂從自身向內求，終於"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而自成一家。第二個角度是從儒家出發，因為心性一直是儒家學者探求的主要物件，內聖外王則是其最根本的主張和追求目標，而在不斷的衍化中，修己成了個體內聖的前提，這就使得內聖外王之道充滿了個體體驗性的特點。王陽明的"心"代表人在道德實踐中的仁義之理、忠君孝親中行為的原則，這種準則和秩序存於"吾之一心"。由此，朱熹思想的格物問題得到了解決，新的思維方式解決了現實中的疑問。與"心"相對的形而下的"物"，其"理"是由"心"賦予的。王陽明說"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物"又等同於"事"。"理"在這裡並非科學角度的道理、原理，而是道德角度的原理與準則，即"善"。對"物"的定義不是我們平常理解的外部世界，有時這難免會被人說是一種遁世的哲學，只存在於個人道德的精神體驗之中。
二是王陽明哲學是知行合一、求理於心的實踐哲學。可以說，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以"心即理"為源頭從理論走向實踐，尋求感性與理性的統一，即"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講"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良知良能"即"心之本體"。"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1］13
在這種表述下，知與行既是踐履的行為，也是踐履的原則。前者是從工夫層面，後者是從道德層面，其中道德層面是王陽明論述的主要物件。不管是形而上層面的"心"和"知"，還是形而下的"行"和"物"，在王陽明這裡都得到了體用不二的統一，而且內容豐富。一般而言，形而上與形而下是對立的，但是在道德層面，特別是在道德層面的知行關係中，若只是頭腦中有"知"的意識是不足以構成一個完整的道德過程的，同樣，只有行那道德的"知"就成了泛泛空談。一切道德、知識、理念都應該能實踐，知體現在行動上，行有知的支撐，才能叫"知行合一"。因此，王陽明心學其實是一種實踐哲學，這在中國古代哲學主張"修身齊家""內聖為主"的主流思想中是難得的，也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哲學高度。
有生命意義的哲學有兩個層面:一是內容上的意義，二是內容延伸到價值上的意義。王陽明懷有救世之心，其思想出發點是服務於政治，故能在個人體悟的道心上走向經世致用。從內容上來說，"心"的內涵是至高無上的絕對精神，"致良知"是道德先驗的觀點，所謂良知是人腦中與生俱來的，整個世界之理都是心中之理，是自我認知的投影，良知是認識的來源，也是是非的標準，嚴格地說是善惡的標準; 所謂"致良知"是達到本心良知，是對封建道德的認識; "格物"是去改正自己所思所念中與封建最高精神不一致的地方; "物"是主觀意識關注的內容，是大腦中的意念。從意義上的現實政治功用上來說，這種認識客觀上幫助封建統治階級穩定了時局，確實起到了經世致用的作用; 從意義的認識論上來說，這種對物與我的認識割裂了認識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體悟性與實踐性會陷入自我矛盾。因為在王陽明的認識裡，真理的高度不是來自對外部事物規律的認識，致知的過程不是向外求，物不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獨立的客觀存在，而是要對本心中固有的良知進行自我認識，這就否認了人的認識是來自對客觀世界的感覺經驗，否定了真理是實踐的產物，背離了物質決定意識的客觀規律。有先驗的認知，必將陷於自相矛盾，實踐不會是認識的來源和前提，所以"知行合一"不是認識和實踐的統一，而是把知和行說為一件事，合二為一，以知為行，行是"一念發動"，忽視了行的客觀性和現實意義，這帶有對物的詭辯，強調了知行不能分享，只有發生行為的知才算真正的知，這是道德的情感。行雖然還有行動的意義，但更多地被理解為一種精神心理上的活動，實踐的意義如果偏向內容就會缺少功用的意義。
二、"無為"的思想自由與"有為"的政治實踐
瞭解一種學術理論，不只要回到歷史情境中瞭解這種思想的來源，更需要了解當時社會政治力量與社會現實的博弈，看人們渴望和允許哪些理論出現，這是社會科學中強綱領的要求。王陽明提出心學思想之際，正是明朝政治動搖、人心不穩時期，程朱的思想已經不能幫助統治者維護政治穩定，而心學卻有助於緩和階級矛盾，王陽明才能在當時被統治者重視，才能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從明朝滅亡之後王陽明影響漸弱可以看出，心學在政治上暫時沒落，王陽明也被認為是清談誤國的失敗案例。這種心學與政治之間的困境，不僅僅是王陽明哲學的困境，也是當時整個形而上世界與形而下世界之間對立的困境，更不必說是一種理論走向政治哲學時的困境。那麼，評判王陽明思想到底是無為的思想任性還是有為的政治功用，要看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是什麼樣、他的思想追求中有沒有救世價值。所以，雖然很多人認為王陽明歸隱山林的行為是在自然中追求純粹的心，但實際上，他是從有為處無為，以四兩撥千金的方式展現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人文關懷和實踐品格。
無為的源頭從何而來呢? 是心學本身的特性所致，王陽明融攝道家佛家，注重主體的心性修養，發掘本性良知，自然而然給人一種只重體悟的思維特點。"心"本身有一定的隨機性、任意性，發揮的空間就相對大一些，要麼無為沒有任何波瀾，要麼經世致用建功立業。儒家內聖外王的基礎是內聖，將道德歸於"心"中，把"心"定義為世界的本原、宇宙的本體、事物變化的主宰，"心"是至高無上的權威，"致良知"即本心就成了道德修養、認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和途徑，從而把本體、認識、倫理幾個層面都統一了起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心"的自由性加上"心外無物，心外無理"也可能被演繹為無為甚至有人認為是遁入空門的體現，容易讓人認為是一種出世的理論。
有為的實踐性從何而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王陽明身體力行，在三十多歲歸本儒學之後，盡人倫、建功業，回望人生積極有為。"心"從字面上看雖然是帶有主觀色彩，但實際內容上則是客觀的，"心"即天理，是一種絕對精神，是高度抽象概括的最高道德標準，從根本上說，是具有了神化色彩的封建統治者的共同意志。"致良知"是為了尋求與最高道德標準的統一，有積極的一面，對人的主體性進行肯定和認識，啟發人從自己的思維立場出發，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2］不難看出，在道德為先的主體身上有強烈的實踐精神和社會責任感，修身參悟天道終究是為了行事，動靜有宜，在事上檢驗認知並不斷改進，這是以進為退的智慧。而在實際中只重內修、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王陽明也給予批評，"為學大病在好名"［1］30，做學問不可能一蹴而就，修養自身更是要日積月累，只重內修取得虛名、華而不實終究只是一個對社會無用的人，務實才能內聖外王，才能學以致用。"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1］25，"明明德"是《大學》三綱領———"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之一，另有八條目是: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這個邏輯結構可以看出，聖賢所提倡的人安身立命的出發點是修身，後而能助治國平天下之用，"三綱領"和"八條目"是內聖外王的具體表現和實現途徑。在王陽明看來，沒有"親民"那"明明德"就是無為之說，就是無為甚至出世的佛老之道，這就體現了人的主體性和實踐性的重要性。仁者求理於心，天地萬物與本心合為一體，做到了"心外無物"，也就做到了物我一體，無為的思想自由與有為的社會實踐完美結合，社會就會有機整合為一個和諧共同體。這種思想影響了後世不同階層的知識分子和普通人士，心學對近現代思想界的影響巨大，很多重要的學術、政治界人物受到王陽明心學的影響。在近代中華民族的重要變革時刻，王陽明心學發揮了理論武器的作用，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在困境之際，寄希望於透過"心"的力量來庇護和保衛革命，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推動變革的發展，因而"心"成為革命的代名詞，是近代思想家鼓舞變革的精神力量。近代思想家們也在時代實踐中為"心"注入新的內容，一個個懷揣保家愛國之心，自覺擔負起民族獨立和復興大業的使命，豐富和變革"心"的內涵和外延，以自由、平等的博愛之心加上個性、多維的靈動之心，從客觀轉向了主觀，激發人的自由意志，達到理性和個性的統一，按照自我對世界的認識和對民族國家的重新認知，尊重個人、遵照大眾意願去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和追求幸福。
三、內聖外王———儒家終極理想的現代傳承
"內聖外王"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追求和價值理念。從"內聖"到"外王"是從內在修養到外在行為，從學問到事功，從心靈到社會的一種秩序過程。正如《大學》所言: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內聖"與"外王"的統一，是一種完美人格結合的表現。"內聖外王"在明代王陽明之後被賦予新的內涵，是當時儒家對個人修為的一種新的評判標準和期望目標。"內聖"注重內在的修行，"正其心、誠其意"，"格物致知"，以達到至純的善和天賦的心，終極目標是天人合一; "外王"是從"事"上下功夫，透過行為做事達到"知行合一"，從而"治天下"。如果沒有"內聖"的基礎修為，在"事"的過程中就會發現事物的真理難有天道的支援，行事無實際意義，不會有作為。
1．"人人皆可以成堯舜"
"內聖"要求內有聖人之德，"外王"要求外有王者之政。二者是儒家的現實理想，也是聖人的價值評判標準，"內聖外王"是人格理想與政治理想的結合。政治與生俱來的氣質就是權謀與利益的糾葛，與內聖所要求的道德層面的品質和修為似乎站在了對立面，儒家追求內聖與外王的統一，追求內聖終將能外王，但歷史上這二者雖然不是割裂，也是寥寥之人才能算真正的內聖外王。有一種共識就是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政治哲學，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包含著社會政治性，儒家學者亦不約而同地肩負著政治歷史使命，因此，他們的哲思中雖有著純粹的自由，卻也掙脫不開政治實踐的羈絆。
王陽明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與"心即理"互為一體，天理即本心即良知，做事符合天理就是符合本心，是對自我的突破，也是對學者的要求，要求人們能夠追求天道並以此為己任，做到內聖外王的功夫。本心、良知是什麼? 其追求的是個體的內在自我修養，修養越高，德性越高，在"事"中的功夫就越能體現，就能知行合一。這是知識分子向現代性轉化的歷史性使命，與傳統儒家的"內聖外王"有異曲同工之處。"內聖"是"外王"的基礎，"外王"是"內聖"之後的目標。從字面上看，王陽明的"良知""本心"側重的是個體的內在經驗性的積累，是透過個人品質的昇華達到"聖人"的境界。但從它的深層延展性來看，並不是像佛老一樣嚮往出世，而是透過個體道德的不斷積累達到"外王"的功用，終究是要透過個人的體驗達到經世致用。
"人人皆可以成堯舜"，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理解王陽明的學生為什麼會包括上至知識分子下至"愚夫愚婦"，類似於孔子的"有教無類"。他相信人的本性與良知是純善的，是進行道德教化的前提，是對良知本體所具有的道德先驗的肯定。君主"內聖外王"，則治國理政中德行與事功並重，能成為真正的賢君聖君; 士人"內聖外王"，則修身養德、踐行君子德行，能成為真正的聖人; 商人"內聖外王"，追求財富與聖賢氣象，能成為真正的經世濟民之人，等等。各行各業，無論是處在何種社會階層和地位的人，只要能去努力修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養，認識到社會規則中正確的正道的理，就能"內聖外王"，也能達到自己人生的一種成功，實現自我價值，對社會做出奉獻，人生必然充滿意義。這是一種淡然又奮進的價值觀、人生觀，應該是我們每個人理想的信仰和人生的追求。
2．"破不善"求得圓滿的意義
我們談到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思想家和學者，哪怕尊為聖人，一般都會心生不悅，認為封建的就是落後的、自私的、不利於社會發展的。實際上每個歷史階段的文人學者，他們的成就和創新的建樹，都在為所處的時代創造精神財富，為推動社會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也為後世帶來不可估量的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財富。"內聖外王"雖是儒家最高的理想價值追求，但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兩者的統一融合非常艱難又少見，倒是常常會有"內聖不外王，外王不內聖"的現象出現。為了實現真正的德性與事功的統一，把人格修養與政治實踐兩者有機結合，思想家們一直在努力，這種努力在今天有不可小覷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王陽明是立德立功立名的聖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僅自身的修養境界高，而且在忠君事功上有建樹，成為真正"三不朽"的大儒，做到內聖與外王合二為一。其學術雖然久遠，但他的學術理想不僅是要讓生命充滿意義，而且也希望社會因此充滿價值，所以在當代依然可以大放光彩。他意識到天理與人慾的對立並未使人生活更美好，從而陷入對人慾的執著，因此提出要"破心中賊"。這個"心中賊"就是對理即封建道德的異化，也可以稱之為不善，是對封建統治有異議的想法，所以"致良知"的目的就是認同最高統治者的道德制度，"知行合一"，從而維護封建統治，做到至純至善，這在他所處的時代有助於社會穩定和政治制度的維護。從其他角度去考察，良知與私慾是相對的，私慾遮蔽良知，所以朱熹的"理欲之辯"提出"存天理，滅人慾"，並且舉聖人之旗邀天下人，這是為了消解人們對封建統治者只為一己私利壓榨百姓的不滿，避免出現階級鬥爭。綜上而言，王陽明把封建道德外在的強制性說成是內在的自發的，人切身的精神被定義為充滿意義的圓融統一的，同時不忘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樣不僅使人們能夠自然而然地接受封建道德的精神束縛，而且認定在信奉這個最高的原則的前提下，在實際生活和行為中按聖人之道行事，至於至善。從百姓而言，修己成仁;從統治者而言，安百姓成君成仁，在內聖的基礎上外王的行動能夠實踐，能夠安邦治國，終而實現一個穩定和諧的共同目標。王陽明的高明之處也在此，他所講的"心"的內容———絕對精神絕對道德，對歷史是有價值有意義的，為當時的統治者服務，同時解構了權威的價值，用以進為退的力量解放了人性、解放了思想，又有了反抗封建專制的意味。
當然，王陽明思想帶來的不都是正面的。明末清初很多人東施效顰，用政治、倫理對"心"進行改造，直接拿來成為政治學說的工具，單純地形而上，用純粹的概念去思辨，實用性並不高，不利於指導社會實踐。這是因為當時思想家的侷限性在於先天的偏見和軟弱性，不能客觀看待"心"的能動作用，只看到表象，認為"心"是主觀的變化的模糊的神秘的。這種神秘與社會現實不相關但又能時時影響社會現實，從而極端依賴這種神秘性，單純祈求超脫現實的靈魂慰藉。王陽明說: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3］41"外王"終究是為了讓天下太平、百姓幸福，其在今天的價值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就是一種人格修養。"外王"的成功，必須建立在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前提下並以此為目標。領導幹部應不斷充實自己的精神內涵，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同時一心為民，知行合一，達成"外王"的事功。從決策者來說，追求"內聖外王"，在制度上德治與法治並行，在人的要
求上要修己以德治人。"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3］80，真正做到"哀民生之多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以聲譽為牽絆，在困境中不僅保持自我的氣節與超然，而且身先士卒，勇於擔當起救世濟民的責任，這是一種理想人格的體現，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當下某些當權者過度愛惜自己的羽毛，因為怕在作為中犯錯而不作為，為了個人的蠅頭小利放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行為，不正視個人思想中的不"善"，進行各種形式主義的粉飾，這不僅少了"內聖外王"的品格，更少了"內聖外王"的勇氣和擔當。王陽明哲學充滿生命圓滿向上的意義，每個人在細細品讀之時，都應有對心自由的嚮往和有為的人生志向，盡人事，做最大限度的努力讓自己的人生充滿意義。
王陽明心學思想有其理論性的一面，可以稱之為"知";也有其方法性的一面，可以稱之為"行"。前者是認識世界瞭解世界，後者是從前者出發，以前者為基礎創新求突破困境之路。後世有批評王陽明流於空疏的聲音，但觀其一生無論是其思想還是本人的治世經邦均是出於經世致用的出發點，由此可以看出其知行合一體現了他對儒家經世學說的發揚光大。王陽明追求至善親民，事物出於良知本心，事事又皆得之於良知天理，在不可名又高深之中有著積極的入世與經世內涵，對後世的道德、實用、經世都有深遠影響。在當今哲學轉型、多元思想體系中來考察心學的現代價值，儒家思想亦更有開放的精神、更有對話的態度。
參考文獻:
［1］王陽明全集:卷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2］王陽明全集: 卷三［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101．
［3］王陽明全集:卷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