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對身負7條人命的“女魔頭”勞榮枝的庭審結束。她幾乎全面翻供，否認是法子英的共犯，堅稱自己是長期被法子英誘騙、恐嚇的受害者，不得不服從法子英的指使，稱自己是法子英“搞錢和性慾的工具”。

不知道這個律師說“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時是語帶譏諷，還是真的認為勞榮枝的情況屬於這個綜合症。如果是後者，那這個律師真是大錯特錯了！

該律師稱勞榮枝當庭所述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徵”情況對量刑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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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聽聞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不論透過電影作品，還是文學小說等，都稍微瞭解一點關於它的特質性，但往往並沒有徹底去探究和分析。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起源於一宗銀行搶劫案件。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有一家銀行被兩名犯罪者搶劫，有4名銀行職員被歹徒挾持。其後，兩名犯人與這4名銀行職員一同被困在銀行裡。

與警察的對峙和談判長達130多個小時後，警方終於有條件營救4名人質。但令人震驚的是，雖然這4名銀行職員被挾持了這麼長的時間，生命受到歹徒的威脅，但他們並不因此仇恨歹徒的所作所為！

相反，他們對歹徒表露出同情和憐憫，認為歹徒沒有對他們造成嚴重的身體傷害，甚至一度想保護、維護歹徒不被警方抓獲！對警方感到抗拒和仇視！這明顯是一種不符合社會正確價值的觀念和行為。

後來，越來越多心理學家在刑事案件中注意到這種心理現象，並對此進行了歸納。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又稱作斯德哥爾摩效應或人質情結。這種症狀主要是指：

當受害者遭受到不良的對待後，他對於加害者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情感，這種情感不是仇恨、憤怒、討厭等負面情緒，而是認同、體恤、憐憫等正向情感表現，故此受害者的行為表現是認同加害者的觀念，併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依賴感和信任度，往往會反過來協助加害者，形成一種常人難以理解的情結。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絕不應該認同這種現象，因為該情感是不理性和錯亂的。

乍一看，似乎勞榮枝口中悲慘的自己跟這個定義有一點相像。難道她真的因長期被法子英控制了人身自由，又被洗腦，所以心智出現異常，對法子英產生了病態的認同？她的所做所為，都是因為“病了”？

很可惜，她完全不是。如果深入瞭解一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形成條件，就很容易發現勞榮枝與其根本不沾邊兒。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有基本的4個特點，又或者說，必須同時具備以下4個條件：

第一，受害者者曾經遭到犯罪者的嚴重生命威脅，產生極大的恐懼情緒，認為自己的生命完全掌握在犯罪人手裡，無法脫離。即使偶爾獲得自由的機會，也會認為自己處於犯罪人的控制下，進而產生對犯罪者權威性的認同。

第二，受害者難以接收到外界的資訊，無法正常地與外界保持聯絡，只可以從犯罪者身上接受其所傳遞的、單一的資訊。這會讓患者的觀點漸漸與犯罪者相近，甚至高度保持一致。

犯罪者常見的手段是禁止受害者與他人有任何接觸，不允許他們使用手機、電視、計算機等通訊工具，讓他們處於一個相對密閉的空間內。

第三，犯罪者稱自己因某些特殊原因而被迫犯罪，剛好遇上受害者，乃至是命運的安排，甚至是因為社會的不公。這很可能會讓受害者產生同理心，錯誤地認同犯罪者的觀點和行為。

第四，受害者雖受到性命威脅，但身體並沒有遭到重大的傷害。而且加害者有時候會做出適當讓步，給予一些小恩小惠，讓患者感到被尊敬，最終甘願地被加害者所挾持。

由於加害者能夠與外界聯絡，從而獲取一些物資，並且給予受害者一小部分，讓患者產生過度感激的心態。

勞榮枝是否同時符合上述4個條件或特點？很明顯沒有。尤其是第二點，法子英根本沒有強迫勞榮枝與外界斷絕關係。不但如此，勞榮枝在作案期間還經常到夜總會坐檯，物色“獵物”，也多次與法子英暫時分開，再到某個地點會合。

也就是說，勞榮枝的資訊獲取是非常靈通的，與社會接軌的，根本不存在因為資訊閉塞而被法子英洗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勞榮枝認為自己無法逃脫法子英控制的可能。

退一萬步講，即使法子英真的拿勞榮枝家人的行為作為恐嚇籌碼，對勞榮枝建立了權威感。可1999年法子英被執行死刑，按理來說，從那一刻開始，這種權威感和控制感就已經崩塌了，勞榮枝為什麼不出來投案？

所以，說勞榮枝可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這根本就不成立！法子英當年伏法時把所有罪責都擔在自己身上，有意保護勞榮枝，說他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被勞榮枝玩弄在手倒還有一些可能性！

從精神心理的角度，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心理活動過程並不難理解。人質一開始被挾持時，犯罪者會對人質進行極強的口頭言語或肢體語言恐嚇，令人質在短時間內建立巨大的恐懼性條件反射，產生極端的災難化思維：我快要死了，他一定會弄死我，他會用各種酷刑折磨我……

然而，犯罪者並沒有對人質進行太大的、實質性的軀體傷害，反而可能表露出尊重、體貼、溫和的態度，人質受傷了，犯罪者甚至會請求醫療志願等等。

這些行為和態度是人質始料未及的，其一下子從災難化思維裡脫離出來，一負一正的情緒體驗形成強烈反差，感受非常深刻。甚至可以說這是一種病理性的正性情緒體驗，令他們對犯罪者產生感激和錯誤的認知。

如果此時犯罪者還進一步向人質訴說自己的悲慘命運，獲得同情；人質又無法與外界聯絡加以驗證，就很容易進一步認可犯罪者，認為他們是好人，是為形勢所逼，甚至對警方、政府產生仇視感。

除了說自己是受害者，勞榮枝在庭審上還有一招，不利於自己的案件細節，哪怕在審訊期間曾經供述過，但在庭上堅稱：我不記得了。

有媒體稱這是“選擇性失憶”。當然，這是一種形容的語氣，並不是說勞榮枝得了失憶症。

說實話，從精神心理的角度，勞榮枝對案件細節的遺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在臨床上確實有一種“選擇性失憶”，專業說法是“心因性遺忘”，往往是指患者遭遇了超出其心理承受能力的重大打擊，產生強烈的焦慮、恐懼、悲傷等負性情緒，繼而暫時遺忘了關於打擊的部分記憶。所以，心因性遺忘多見於急性應激障礙。

但勞榮枝與法子英殺害那麼多條人命，對她來說是不是個重大的心理打擊？可能殺第一個人的時候是，她害怕、緊張，確實有可能對第一次行兇的某些細節感到印象模糊了。

但後來的幾次行兇，她已經漸漸麻木了，甚至可能因為殺人換來的金錢而感到興奮。這不可能構成心理創傷，導致遺忘的可能性也就極小。

說白了，她就是耍賴：我不知道，我忘了，這與我無關。

勞榮枝還說了一句話，令大眾感到深深的憤怒：“你可以說我不優秀，但不可以說我不善良。”

她這句話簡直是對“善良”一詞的侮辱，是對大眾智商、情感和社會道德的蔑視！如果她都算善良的人，那世界上都沒幾個惡人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倒是覺得勞榮枝雖然不善良，但作為一個犯罪者來說她極其“優秀”。很多連環殺手雖然性格毒辣，但其人格、性格有明顯缺陷，社交能力低下，其身邊人總感覺這人孤僻、古怪。

但勞榮枝不是，殺人時心狠手辣，不殺人時則社交手段高強，懂得馴服男人，有高超的偽裝能力，將自己打扮成有素質的、有親和力的溫柔女性。我覺得她實在太“優秀”了，可惜心術不正，三觀扭曲，把優秀用錯了地方。

勞榮枝一案將擇日宣判，此案影響極廣，對社會的啟示和教育意義深遠，希望法庭一定要加強識別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徵和過程，不要被其表面的惺惺作態而矇蔽，最終作出公正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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