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現實變得像小說，小說就成了我們理解現實的方式。蔣方舟如何以推想小說回望2020，展望未來？瘟疫、戰爭、隔離、敵對的世界可能會是什麼樣？變動時代下，如何理解知識人的掙扎、責任、堅持和退守？

2020年，“無語之年”。在即將過去的一年裡，時代的車輪，實際上陷落在泥淖一般，既讓世界重歸陌生，也讓世界重返熟悉。實際上人類其他的世代一樣，人類眼前的危機，既使我們乘勢反覆咀嚼走過的路，也能使我們藉機探觀未來的道。曾經，我們被時代強行植入得太快，忽略了太多的問題；如今，我們被迫停滯在歷史的慣例。或許，我們是時候需要在前進道路上出神一下，重估時代及其所創造的。基於人類“出神”的必要，《燕京書評》邀請學人分享他們的情緒與思考。敬請關注年終策劃-“回望2020”。

這是第六篇，受訪人是蔣方舟。

2020年伊始，作家蔣方舟深深陷入對新聞幾乎病態的關注中，精疲力竭地追趕世界變化。到了大年三十，她得知湖北的親戚，一家四五口確診新冠，父親也被困在老家，無法團聚。當時，她非常難受、焦慮，但覺得自己做不了啥。此後，她幾乎不在網際網路發言，閉關在家，閱讀、寫作。

“2020年的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竟與我的小說有某種暗和），人們在媒體上看到各種新聞，有種不真切的隔閡感，同時也感到對世界的想象力無法追趕現實本身。……這時候，我反而覺得往日看起來最無用的文學變得有用了。……當現實變得像小說，小說就成了我們理解現實的方式。”她在新書《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的後記中寫道。

新書共收錄四篇小說，其中最長的兩篇都在今年完成，內容和現實緊密相關。第二篇《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一起散步》講述一場大瘟疫導致世界戰爭，戰爭導致各個國家之間相互隔離，甚至敵對。第四篇《邊境來了陌生人》探討“永生和不平等”，靈感源自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馬斯克釋出腦機介面、新生兒基因選擇等科技發展。她覺得，未來一定會因這種不平等爆發大規模社會衝突。

蔣方舟把它們籠統歸類為推想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即設定一種社會模型，推想它所發生的可能性，講述這個世界未曾發生的歷史，平行時空裡的未來。換個更易理解的說法，推想小說是一種廣泛文學分類，包括我們熟悉的科幻、恐怖、奇幻、架空歷史、烏托邦、反烏托邦、超級英雄等。

蔣方舟最早對推想小說感興趣是在大學。當時，她讀到香港作家陳冠中的作品，挺受震撼，覺得小說跟現實像又不像的關係，特別吸引人。後來，她看了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的《高堡奇人》、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的《反美陰謀》、俄國作家米·布林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等推想小說，被深深迷住。除了小說，英劇《未來歲月》（Years and Years）和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的《虛擬的歷史》等類似題材也對她啟發很大。

“我在看離我特別近的東西時，比如現實主義或非虛構，容易置身於旁觀者看別人命運，知道那不是我，但我看推想小說覺得比較嚇人。因為它模糊你的時間感，代入感反而更強，覺得有可能發生那種恐怖。它承載了一個作家最狂野和最自由的想象，所以我也想試試這種題材。”蔣方舟說。

《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蔣方舟著，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11月版

蔣方舟稱，她比較迷戀那時人們的寫作，特別希望新書能混在他們當中，看起來也像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東歐或者前蘇聯作家寫的東西。為了營造這種陌生感，她把書名起得老長，語言採用翻譯腔，故事化用《聖經》，重述《奧德修紀》，角色吃鷹嘴豆，等等。

但是，許多讀者沒有領會到作者意圖，而是吐槽書名太長、翻譯腔太重、科幻有硬傷、言情太小女生，很少從社會推想角度看這些小說，甚至也不覺得恐怖。“大家還是以傳統小說眼光來看，我難道一定要寫中國北京或者武漢嗎？這是不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型別？我沒有特別想好。”蔣方舟感到失望。

不過，她發現也有一些讀者理解自己所想表達的東西。比如北大歷史系教授羅新對她說，第二篇看到最後他挺感動，多少年之後，會不會有人問我們說，這些年過得怎麼樣？“他比較能理解我在裡面寫的這一代人在歷史當中特別無助的感覺。而且，不僅是可能不會有人問，可能自己也不記得。這是大機率可能發生的。”作家閻連科喜歡第四篇，覺得故事特別好，希望她把它拓展成一個世界觀更大、更完整的小長篇。

這種“名”甚至有時會以尷尬笑話展開。比如她最近在社交媒體記錄這樣一件事：“飛機上坐我旁邊的大哥發現我是名人之後開始大聲朗讀我的百度百科，間或問我，‘充滿爭議。你有什麼爭議啊？’然後開始放我的影片卡斷，說，‘啊你參加過Kang Kang三人行啊？’現在播到影片一個女的在說，‘與韓寒、郭敬明齊名，她也被質疑代筆’。”

所以這次，她曾想以假名出書，但出版社勸阻了她，說她寫出不像“蔣方舟”的作品是記錄一種變化。她也覺得自己到了31歲，進入創作中期，發生兩大變化：一是自我關注的部分少了，更喜歡作者隱身；二是忽略天賦，假設其不存在。“再天才的創作者，三十歲之後支撐他們的也是經驗、判斷力、專注力和體力，天賦早在青春時代就消耗完了。”

以下為《燕京書評》和蔣方舟的訪談節錄。

一家叫“42”的書店

燕京書評：2020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新冠疫情，你的小說也和這個相關。因為你是湖北人，父親因為疫情困在湖北老家，很久才和你團聚。所以想問問你和家人這一年的故事和感受有什麼可以分享的嗎？

蔣方舟：大年三十，我比較近的一個親戚在武漢，一家四五口全確診新冠。他們在早期醫療資源比較緊張時，一度沒有床位，後來社群、雷神山、火神山、方艙醫院全都走了一遍，最後痊癒了。

當時非常焦慮，但又感覺到自己無力可施。另一方面也會有一種自我審視帶來的自厭，比如會和我爸爸說，還是等到親戚徹底轉陰之後，觀察一下再見面吧。我會感覺到在極端狀態下，自己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無私。

燕京書評：你那段時間怎麼度過？

蔣方舟：開始一直在看（新聞），在我親戚確診之後，就沒有發任何社交網路的東西，覺得自己在社交網路上發什麼都挺無力的，難道幫親戚在網際網路上要一張病床嗎？當時特別切實地體會到了魯迅的那句話：“我沉默的時候，覺得很充實；當我開口說話，就感到了空虛。”

那段時間除了寫小說，別的跟大多數人一樣，捐錢捐物。因為這是似乎能想到的最簡單和有效幫助的方式。還有小說第二篇一些概念在現實中變成書店，是個文化空間，到時會在湖北一個城市，可能春節前後施工，春天建成。

我是策劃，文化空間叫“42”。因為“42”是湖北身份證的開頭數字，一度這身份證不是到哪兒都會被拒絕嗎？所以，我希望它不是被拒絕的數字。《銀河系漫遊指南》裡說，“42”是一切真相和宇宙的答案。

這些是疫情期間做得特別微不足道的一些事。

燕京書評：疫情期間，你一字一句重讀兩遍《戰爭與和平》，非常感動。能不能具體講講什麼感受？

蔣方舟：我讀他寫死亡，覺得托爾斯泰像是死過一遍後去寫死。我讀死亡如何推門而入，寫安德烈父親死那一段和安德烈死那一段，特別感動。另外，我特別感動的是一個很小的細節，皮埃爾繼承鉅額遺產，後來被投入監獄。在監獄時，獄友給了他半個土豆，土豆上撒了些鹽。他吃了，覺得這輩子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土豆。我讀到這部分，熱淚盈眶，覺得人性樸素而高貴。

燕京書評：疫情期間，你在社交媒體上沒怎麼說話，但我注意到你還是發了和李文亮醫生有關的微博。你說：“每天會去看看李文亮醫生微博下的留言。逝者的微博成了生者的哭牆，人對著哭牆說話的時候要比與彼此交談的時候，更像是人。”如果讓你回望，李文亮醫生的故事帶給你什麼感受？

蔣方舟：記得，記憶本身。某種意義上，我們很多語詞被破壞了，比如公開的敘述變成了“消費逝者”和“吃人血饅頭”，我們很多的記憶就這樣被沖淡了。不只是李文亮醫生，我會看很多逝者的微博底下的留言。因為社交網路上的交流往往會戾氣很重，讓人厭煩，但是很多逝者微博下的評論是少有的溫情、平實，大家心平氣和交流。不過（有點反諷的是），交流的物件是逝者。我每年會在江緒林老師忌日時留言，也是為了留下自己不想忘記的東西。

燕京書評：你認為2020年是糟糕的一年嗎？

蔣方舟：對我個人成長來說，不太是。我今年的成長比過去幾年都大，不再是一個小孩。小孩可以躲進青春軀殼，比如趣味、審美、自我迷戀。現在我是一個大人，也不想躲進青春軀殼。

燕京書評：那你覺得成人世界要面對什麼？

蔣方舟：能力和野心之間的差距。小時候沒有那麼強烈的感受，現在對這個東西的感受更深。你想到達目標所要付出的努力和需要走多遠的距離，開始更精確計算，包括規律我的寫作計劃，已經到35歲之前，不像小時候那樣很飄渺。

《東京一年》，蔣方舟著，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8月版。

想跳出現實和在現實當中的撕扯

燕京書評：第二篇《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是整本小說集裡篇幅最長、創作時間最久、和現實關係最緊密的一篇，給我的感受也最複雜。一方面，我覺得這些和現實相關的內容很有價值；另一方面，我感覺小說中的直接觀點表達太多，大段的思想討論，而且有些比較符號化的人物設定（如歷史老師、政治老師），最後可能會損傷小說的藝術性。你怎麼看？

蔣方舟：視野範圍內，我感覺現在大家活得越來越臉譜化，那種複雜、寬容、柔軟的人性變得越來越稀有。你會看到，很多人變得只剩下觀點，他就是他觀點的代言人，而且他的觀點不容置喙，非常堅硬、激烈。

像裡面幾個角色，其實就是一個領域的代表，本身也沒有生活。藝術老師來自《布羅茨基談話錄》裡講到的故事：“十月革命”之後，一個原來的俄羅斯貴族在餐廳吃飯，幾個布林什維克看他穿得很好，就開始往他湯裡面吐痰。他拿了把槍出來，自殺。這個故事特別深刻地印在我腦海裡，所以當時我想寫這樣一個因體面而死的人。

這篇小說雖然寫作於今年，但故事的發生很像是平行世界中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我們站在世紀的開頭展望21世紀的時候，我們想象的是在半空中開的汽車、移居到別的星球的名額、跨物種的婚姻。但沒想到，在新的世紀，迎接我們的是瘟疫、經濟蕭條，彷彿是補上了上個世紀的課，然後再來了一個速成教育班。

燕京書評：你有想過為什麼大家會越來越過得臉譜化嗎？

我想了想，臉譜化的言論和生存可能是“節省認知資源”的一種方式。現代人的生活挺焦慮和疲憊的，經常會覺得了解一個人的標籤，他的言論滿足自己的預期就夠了，大家生活在“生人社會”，沒有心力和必要性去理解一個豐富而複雜的人。

“臉譜化的言論”，就像是買麥當勞的套餐，你完全能預期自己得到什麼。言論和觀點，如今也是一種消費品。

燕京書評：如果是故意臉譜化，你覺得有比現在更好的處理方式嗎？

蔣方舟：如果篇幅再長，比如變成12或者15萬字，那每個人的生活、背景、故事都可以再拓展一些。但我另一方面想快點寫完，因為現實發展得太快，我想讓自己的寫作領先幾步。

《伯林傳》，[加]葉禮庭著，羅妍莉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燕京書評：你寫這個小說，處理的是小說和現實的關係。包括你在後記裡說：“2020年的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你反而覺得往日看起來最無用的文學變得有用了。當現實變得像小說，小說就成了我們理解現實的方式。”那你現在怎麼理解小說和現實的關係？小說的本質是什麼？

蔣方舟：想要儘快地記錄吧。這可能是很多人對今年現實的第一個感觸。我用的是“推想小說”的載體，而不是更現實主義的寫法，或者是非虛構，一是因為文字記錄在傳遞的速度和力度已經遠遠落後於影像記錄，比較滯後。

二是很難誠實。因為在這一年，我身邊很多人經歷思想轉變。你怎麼能保證轉變是往更誠實的方向？你的記錄又怎麼能保證是誠實的？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樣，所以我選擇一種不那麼貼著現實的方式去寫。當從一個更遙遠的距離出發，自己更能夠抽離出來看。

燕京書評：一些人想法轉變，具體指什麼？

蔣方舟：比如在承平的日子裡，很多人對國家能力、動員、大局這些詞沒有實際的認識和感受，甚至還會有些嗤之以鼻，覺得細節的、私有的生活才是實在的。但是今年這種全球範圍內的疫情，基本是戰爭狀態，對所有人的生命體驗都是一種衝擊，對宏大敘事之間的對抗有了一種實感。

還有一些更具體的轉變，比如一些科技公司朋友在經歷被美國製裁之後，對西方世界的失望；一夜之間，身邊很多人都開始做短影片和直播帶貨了。

我沒有覺得這些轉變好或者壞，只是覺得這些變化或許是今年之前的我們所意想不到的。

燕京書評：如果放在自己身上，這幾年，你會有一些變化嗎？

蔣方舟：我的變化是越來越想跳出現實了。有一個朋友評論第二篇小說，感到作者在現實當中和想跳出現實當中的拉扯。我寫時沒有意識到，後來發現這是我最近一兩年特別強的感受。你的職業決定你要關注現實，但興趣和審美又（讓你想跳出現實）。如果現實可以窄化為朋友圈或者手機螢幕，幾乎看兩眼，就會讓你覺得喪失興致。

另外，我看米沃什寫布羅茨基，說對布羅茨基來說，無論是得諾獎還是被流放、被關監獄，都沒什麼區別，“他從高處看人生”。

我也想獲得這樣一種遙遠的距離，從高處看自己——這是在距離上，也在時間上，我特別想跳到幾十年之後，再回看當下。所以這本小說的創作，就是我可以在小說裡按快進鍵，以幾十年之後的目光回看當下。

燕京書評：那你怎麼看待自己和時代的關係？

蔣方舟：我曾經看過一個對卡夫卡的描述，非常精妙，說卡夫卡和現實之間的關係是變戲法的人和原材料之間的關係。他看到現實的表面，那些事物和場景相互吻合和交錯的方式，默默記住，然後把現實像一層精緻的膜那樣扯起來，黏合到自己的超驗世界上，嫁接到自己的現實上，創造了一個現實的“酷似物”。

我非常喜歡這個描述，如果可能的話，我也希望成為那個變戲法的人。

《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美] 託尼·朱特著，章樂天譯

閱讀和想象作為經驗來源

燕京書評：我讀第二篇《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感受，就是主角間的愛情故事很少女，和整個故事基調形成反差。而且，你用第一人稱敘事時是不是或多或少會帶入自己的角色和體驗，不像採用上帝視角或者作者隱身敘事那樣成熟冷靜？這也是我覺得為什麼第四篇寓言性質的《邊境來了陌生人》你的完成度更高。不知道你怎麼看？

蔣方舟：我或許不太擅長寫愛情，也不太喜歡寫愛情。作為一個讀者，我甚至不太喜歡看關於愛情的小說。

現在我越來越容易從小說中議論的部分得到快樂，比如我很喜歡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他非常喜歡在小說行進中跳出來講話。我喜歡戴維·洛奇的《小世界》裡面長篇的知識分子的聊天。包括我小時候不喜歡看《戰爭與和平》裡托爾斯泰跳出來道德說教，現在特別喜歡。

在《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這篇小說中，我最不冷靜的部分可能是寫到丈夫日記的那部分。我當時寫得非常難過，他是一個傳統意義上關心現實的知識分子，但被現實逼得一步一步退讓。

寫的時候，我想到的是斯賓格勒，他在1913年開始寫不朽名作《西方的沒落》，他在日記裡寫道：“我是，我這類人中的最後一個。”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漫長的19世紀終於讓位給了破碎與極端的20世紀。

斯賓格勒作為“最後一個人”，意識到了即將到來的變化。因為只有在隊伍最末尾的人，才能感覺到一個時代就要結束，那種回頭看已經空無一人的感受，真是蕩氣迴腸。我小說中的“丈夫”也是一箇舊時代的知識分子，被“後浪”打得劈頭蓋臉萬箭穿心。

燕京書評：聊到“後浪”，因為你對年輕人有長期觀察，好奇你怎麼看現在的年輕人？像我四年前採訪你時，你覺得當時整個社會對年輕人，要麼是捧，要麼是當消費者，表面上對年輕人很好，實際上很多都是利用。

蔣方舟：現在我感覺情況沒有什麼好轉，甚至更糟糕一些。當時我們在聊的時候，比如經濟狀況更好一些，年輕人的空間和機會也會更大，但現在一方面從蛋殼爆雷可以看出年輕人生活處境更糟糕了；另一方面，大家對於年輕的界定甚至變得越來越嚴苛，在一些科技公司35歲就得退休。

另一方面，社交網路上除了對年輕人作為消費主體的追捧，也有很多關於焦慮的表述，比如“容貌焦慮”“內卷”之類的，很容易讓人或共情或憤怒，但其實仔細想想是高度抽象和模版化的。除了引起一種情緒上的反應和復讀機的效果，別的作用並不大。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在看到這類的話語的時候，好像也應該仔細想一下，這些詞到底適不適用於自己的情況，千人千面，千人千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困境，不同的困境有不同的出口。

我自己是對社會上所有能快速引起共情的言論都很警惕，我覺得它們並沒有緩解年輕人在生活中真實的艱難。

《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蔣方舟著，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蔣方舟：是。我看那些現實性、地域性挺強的小說，特別羨慕。因為地域本身就有生動、鮮活的生命力和區別性，但我從小連方言都不會，很早就到外地上學，到北京生活之後，我大部分時間也是在家待著，並沒有深入進入某一族群的經歷，所以讓我寫現實，可能寫得不像。我也不太會被現實迷住。

燕京書評：你覺得這種獲取經驗的方式有問題嗎？會失真嗎？

蔣方舟：你讓我寫現實，比如“三和大神”，我才覺得又虛偽又失真。你要寫一個非常特定的真實生活群體，然後又不在他們當中，挺容易寫得不像，是冒犯，也是去消費人家。

所以，現在的寫作方式讓我覺得快樂和自由，不用顧及“像不像”，因為所有的國境線都是我畫的，所有的炮火都是我發令的，所有的戰爭都是我停止的。而我的樂趣在於嚴謹地推想一切社會變化背後的推力，所以最近看了很多軍事和政策研究方面的書。

沒有一種寫作沒有桎梏和侷限。比較而言，這種方式給我的自由更多。

燕京書評：那最近這些年，有什麼書對你的影響比較大？

蔣方舟：《伯林傳》對我影響挺大，尤其“生活在表層”的人生哲學，挺打動我。他隨父母從俄羅斯流亡到了英國，作為一個猶太人卻不會說希伯來語，對猶太復國主義一直抱有一種猶豫的態度。他一生經歷過二戰、美蘇冷戰等等時代變化，甚至參與度很高，擔任外交事務，丘吉爾喜歡看他的外交公報。他也是冷戰前第一個把前蘇聯作家的訊息帶到西方世界的人。

別人問他，你沒有遭遇劫難的秘訣是什麼？他說，生活在表層。我特別喜歡這句話，“生活在表層”並不意味著你不參與或者旁觀，而是指他從來沒有對某一種理念或者時代精神為之真情實感獻身和投入，永遠冷靜，永遠旁觀，永遠懷疑，這是他生活幸福的秘訣。

託尼·朱特選取了加繆、萊昂•布魯姆、雷蒙•阿隆三個法國的知識分子，他們因為堅持道德執守而顯得格格不入，大部分時候都活在同時代人的質疑和厭惡之下，這本書就講他們在一個不負責任的年代如何對自己的觀點負責，以及為此付出的代價。

還有米沃什的日記《獵人的一年》。開頭那篇我就挺感動，因為他80多歲時重新回到波蘭，看那些噴泉、小溪，過去經歷的一切像電影一樣高速在他腦海中回放，身邊跟他一起奮戰的人大部分都死了。他以倖存者姿態回憶一切。

《獵人的一年》，[波蘭]切斯瓦夫·米沃什著，李以亮譯，上海貝貝特｜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版

活到最後的究竟是強者還是弱者

燕京書評：在第二篇《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主人公丈夫筆記本里的話提到，無論在英雄時代，還是黑鐵時代，他都是個懦夫。因為之前我約你推薦年度小說，你推薦了英國作家巴恩斯的《時間的噪音》，這部小說探討的是前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在強權下的生活。而人和權力的關係是你一直關心的主題，所以想問問你現在怎麼看兩者的關係？

蔣方舟：沒有特別成體系的想法，但我現在對權力來源和構成的想法變得更復雜。原來想的權力構成相對比較簡單，就是一種從上而下的力量，現在發現權力構成是全方位的，比如政治正確是一種權力，大眾輿論也是一種權力。權力和人的關係，沒有特別強的變化，人就是一個被動的，在權力下變形的生物，但是權力來源變得更多元。

不同權力之間，時而合流，時而矛盾，你夾在其中。這個東西可能會是自己之後寫作一個比較大的主題。比如我很喜歡莎士比亞的《英雄叛國記》，主角被兩種力量撕扯：一個是從上而下君王的力量，另外一個是群眾的力量。

燕京書評：除了《時間的噪音》，當時你還推薦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本書後來也在女性寫作議題上反覆被提及。我注意到，你和許多女作家（這個詞沒有任何冒犯意義）不同，選擇刻意迴避書寫所謂女性議題。這樣說有問題嗎？為什麼？

蔣方舟：沒問題。女性議題是個潮流議題，眾多議題中的一種，但並不意味著是唯一議題。

很多女性創作者都會被問：“你為什麼寫/不寫女性議題？”好像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題材：女性題材和非女性題材。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世界上可能成百上千的題材，女性題材只是其中的一種，我只會選擇我更感興趣的更當下的題材，這種選擇是自由而豐富的。而且，我覺得“你為什麼寫/不寫女性議題？”這個問題本身就挺容易變得標籤化。

庫切曾經說過，審查帶來的是風景的貧瘠。我現在覺得審查也可以用別的詞替換，對壓倒性的流行話語的順從也會帶來風景的貧瘠。

《時間的噪音》，[英]朱利安·巴恩斯著，嚴蓓雯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1月版。

蔣方舟：我並沒有特別追蹤這件事，因為今年以來這個議題的發展和演變還是非常大的，而且感覺很複雜很細分，我今年一直沒太上網，現在偶爾關注有時也是困惑為主，比如女性喜歡丁真，到底代表女性成為性凝視的主體而非客體，還是代表男色對女性的腐化之類？我也想知道哪個才是正確答案。

燕京書評：這也涉及你關心的社交媒體、網路暴力和公共性的問題，包括你嘗試過逃脫網際網路。我重看四年前的採訪時，發現當時你比較悲觀，覺得從公共議事到文藝作品，人們都已經喪失深入的能力，也談到青年學者江緒林自縊的事對你衝擊很大。四年過去，你現在是什麼感受？會更悲觀嗎？

我去年十月開始的逃脫網際網路是其中一種嘗試，指的並不是完全不上網，而是視野不被“網際網路熱議”的話題所侷限，儘量不做標語式或者金句式的表達，對複雜的事物抱有熱情。

燕京書評：在這種情況下，你覺得我們能做什麼或者該持什麼態度？之前你有一個說法：“當世界在下沉時，我們仍在仰望高處。”

蔣方舟：我的期待變得很低，哪怕是保持多樣的興趣。因為這幾個小說是跟建築合作，建築師去跟開發商說的時候，（開發商）訴求都是網紅。我不喜歡一個如此單調的世界。我覺得希望獲得一點不一樣、非爆款的東西，一點點對多樣性的渴望，就是“仰望高處”了。

當然，這種小小的期望，有時候也顯得挺奢望的。我今年1月份見村上隆，談到他二十多年前的“超扁平”風格，問他從視覺風格和社會階層，世界越來越扁平了嗎？他說沒有，在資訊為王的時代，新的階層等級（hierarchy）又形成了。

我想，傳播和流量是新的贏家吧。比如我前段時間做一個音訊節目，要選擇對談嘉賓，平臺的小朋友建議的“破圈”的人選還是那些大家天天在網上看到的熱搜上的人。

或許在流量時代下，大家都會想最簡單省事的方式，走一條最顯眼、被無數人走爛的路。但總會有人看到別的小路，走下去，緩慢地脫離地面，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受訪人意見不代表燕京書評的立場，最終解釋權歸受訪人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