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電影《我是傳奇》的開頭，便是一變異病毒引發的一場人類浩劫：那場應變異病毒引起的瘟疫，殺死了全球90%人類。

而這次新冠病毒變異，在歐洲，為什麼又是英國？

為何又說“又是？”呢？

因為早在14世紀那場恐怖的“黑死病”瘟疫浪潮中，“黑死病”病毒的變異，英國為歐洲之最。

提及英國，這無疑是一個驕傲的國度。

因為曾經其無比輝煌。

因為驕傲，所以在今年疫情之初，英國就提出了“全體免疫”的口號。

這個口號，不僅鏗鏘，更是對病毒的蔑視。

可就是這樣一個驕傲的國度，突然間就宣佈封城了——因為，“群體免疫”計劃下，這個病毒變異並變得更加瘋狂了。

顯然，這個驕傲的國度這次跪下了。

那麼，究竟是何原因，能迫使這個驕傲國度不再蔑視，並向這個曾看不上眼的新冠賓度投降？

難道，一如有學者認為的那樣，英國的特殊環境果真是一個非常適宜瘟疫病毒生息繁衍的境地？

■01■→是英國的“聚落環境”惹的禍？

早在14世紀，那個讓歐洲人口死亡近半的“黑死病”在大英帝國大街小巷、地理田間收割無數人生命的時候，這個病毒在英國就不斷變異——居然根據不同地域、不同人群而進化出不一樣的“差異性”。

也就是說，在英國，“黑死病”病毒居然進化到可以根據不同環境、不同人類群體，而進化出不一樣的病毒，其目的，就是為了更多地殺死不同地域內不同的人類。

這樣的變異，無疑恐怖到極頂。

導致驕傲的英國在“黑死病”面前沒有了一點脾氣。

後來，許多專家論證，其原因在於英國當時那個特殊的“聚落環境”。

所謂的“聚落環境”，學術上認為主要擔當人類群居生活的場所。也就是說，是人類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而創造出來的與人類關係最密切、最直接的生存環境。

按其性質、功能和規模大小可分為：居室環境、院落環境、村落環境、城市環境等。

那時，英國封建經濟極盛。

農業耕作技術得到巨大改進，城市空前發展，商品經濟已滲透整個英國。英國在歐洲也是少有的“發達國家”。

於是，不管是歐式城堡還是歐式莊園，都得到空前發展。

人們的人居環境，尤其是居室環境、院落環境、村落環境、城市環境等，都可謂是別具一格。

且還成為歐洲各國效仿的代表。

有專家認為，這些特殊而優雅的“聚落空間”環境，為鼠、蚤、人的緊密共存創造了條件，使得瘟疫可以在人與人之間迅速傳播。

同時，這兩者還相互聯絡：依據不同的社會、自然條件，對瘟疫的傳播形成不同的影響。

因此，慘烈的“黑死病”瘟疫，就可以依託這樣的聚落環境而瘋狂生長和變異，從而肆虐無度，導致黑死病掃地一樣橫掃英國，奪去英國近半人口。

油畫中的黑死病

據史料記載，公元1348—1350年，黑死病傳播到英國並大規模爆發，導致英國一些城市死殍遍街，一些村莊十室九空。

慘烈的死亡，讓整個英國無論是皇室貴族，還是農場主和農奴都無計可施。

在這場空前慘烈的瘟疫面前，英國可謂是歐洲的重災區。

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又一個鮮活生命的離去。

尤為令人們不解的是，這個“黑死病”病毒，居然會根據英國不同地域、不同群體而變得各不相同。

且這種變異，不但傳播速度快，且毒性都十分強烈。

凡是自身身體素質較差的人，一旦感染，幾乎都很難活下來。

那麼，黑死病為什麼可以在英國肆虐，其傳播的普遍性和差異性又緣何而生?

數百年來，這些問題均未得到學者們的重視。

直到19世紀中期始，面對那場有著太多未知的“黑死病”瘟疫留下的創傷和恐懼，英國學者們才開始慢慢回溯並翻開歷史，在歷史的迷霧中翻來覆去的尋找答案。

如1891年，克萊頓在其名作《從664年到瘟疫消失的英國流行病史》中，認為人與人的接觸並不能導致黑死病的大規模爆發，這一瘟疫的傳播主要是因為染病者的屍體腐蝕土壤環境引起的。

儘管他在流行病學上的論證並不科學，但他揭示了環境因素在那場黑死病瘟疫中的重要性。

該文中，他認為如果沒有適宜的環境，任何傳染病的傳播和蔓延都無從實現。

近年來，透過醫學考古和分子生物學的檢測，已經確定了黑死病的罪魁禍首就是現代醫學上的“鼠疫”。

而鼠疫，透過研究，其傳播防止主要有“鼠→蚤→人”“人→蚤→人”“人→人”三種模式。

這三種模式中，無論是蚤類，還是其主要宿主黑鼠，都不是喜好遷徙的動物。

因此，不管對哪種傳播途徑，只有鼠、蚤與人以及人與人的密切互動，黑死病才有可能實現傳播。

而這種密切互動，其首要條件便是需要有適宜的區域環境。

這就是英國“身受重傷”的根本原因。

在鼠疫傳播中，科學家得出一致結論——其罪魁就是歐洲黑鼠。

據英國動物學家分析，黑鼠是一種家棲性動物，廣泛存在於黑死病時期英國的城市、集鎮和農莊。

如學者施魯斯伯裡就發現，“有決定性的證據證明，家鼠在英格蘭的適時存在，使得在14世紀肆虐全國的腺鼠疫這種大流行病得以維持”。

在14世紀的英國城鎮，人居環境的主要材料是木材。

即使到了1500年左右，也是以茅草或木瓦蓋住屋頂，窗戶也是木質的。

且鄉村亦是如此。

這些建築中，在絕大多數小房子和茅屋的結構中，屋頂主樑都是由彎曲的大橡木組成。且均是起於地面，順著邊牆，與橫樑之處交會;屋架搭成之後，然後用“草泥、泥土和泥漿”築牆。

而屋頂則較為簡單，主要材料的茅草、麥秸、莎草、蘆葦等。

這種居住環境，顯然難以阻擋老鼠與人的“親密接觸”。

這樣的環境，不僅是黑鼠，也同樣是蚤類的天然樂園。

此外，英國屬於典型的海洋性氣候區，終年溼潤多雨，溼度高，從整體氣候環境來說就利於蚤類的生長。

加之中世紀的英國以繁榮的農業為主，室內多有適於蚤類巢居的穀物堆放，人、畜、禽混雜，衛生條件甚為糟糕。

這樣的環境，更有利於蚤類繁榮。

與此同時，那時的英國人在單棟建築內聚集度很高。

如在倫敦，很多人蝸居在15英尺見方的小房子裡;小城市也好不到哪裡去。這樣的條件及環境，使得病菌一旦傳入，亦可經由“人→人”的途徑迅速傳播。

因此，許多專家都認為，在14世紀的英國，在這樣的“聚落空間”環境中，鼠、蚤、人的緊密共存，便於鼠疫的發作和流傳。

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導致英國“黑死病”病毒，會因為環境和群體的不同而具有極大的“差異性”？

對此，有專家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在英國城市、集鎮和農莊等不同的社會、自然框架下，不同聚落空間之間的不同而導致“黑死病”病毒變異的差異。

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是，在14世紀那種恐怖的“黑死病”死亡浪潮中，據統計，城市居民的死亡率要高於鄉村。

如根據坎特伯雷的稅冊顯示，瘟疫後2/3的納稅人消失了，萊斯特的人口也減少了一半。

因為，那時的英國，納稅人都基本聚集在城市。

鄉村則居住著大量的農奴，他們是不納稅的。

所以，14世紀的英國“黑死病”瘟疫浪潮中，城市普遍比農村更為嚴重。因為，那時英國的城市建築較為密集，且單位面積內居住的人口較多，這樣的空間環境更有利於黑死病的傳播。

在這樣的環境中，因人口密度大，不管是大城還是小城，牲畜和人都住得很近；人們還習慣於往路上、河道和溝渠中拋灑各種垃圾。

人居環境極差。

另外，14世紀的英國城市建築，基本都是“曲折狹隘的街道、死衚衕和庭院組成的迷宮，廣場很小，遠離街道，幾乎沒有寬闊的街景或建築物”。

這為鼠、蚤、人的密切接觸和鼠疫的迅速傳播創造了條件。

這種城市人口的高死亡率，迫使大小城市的居民紛紛向鄉村逃亡，導致城市黑死病再度傳染到集鎮和農村。

而環境的改變，也使病毒不斷變異，以適宜新的環境。

而在城市居民逃亡農村，就再也沒有逃亡之地。

所以，一般都較為固定地居住在一個地域。

這就是“黑死病”病毒變異中呈現不同的“差異性”的根本原因。

14世紀時代，英國為“黑死病”病毒的變異的天然場所，那麼，當下英國新冠病毒的變異，又是何原因？

其實，變異一直都在發生。

事實上，自今年伊始新冠病毒瘟疫爆發以來，經科研人員研究，一直以來，新冠病毒都在以相對可預測的、穩定的速率變異，其每月大約變化1-2次。

而針對新冠病毒變異，英國新冠肺炎基因組科學專案經理伊萬•哈里森早就有一個清晰的認知。他曾公開說過：“病毒會在其生命週期中自然變異，新型冠狀病毒也不例外。”

病毒在複製時，同樣不可避免地發生錯誤，且大多數錯誤“無關痛癢”，也就是說，許多突變對感染者沒有影響，但有些突變可能會改變其複製效率，改變其感染人類細胞的速度或種類。

變異後的新冠病毒是否更容易傳播？

其實，早在今年7月份，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ANL）的一項新研究就認為，新冠病毒的一種新毒株一D614G突變株——似乎比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伊始的病毒具有更高的傳染性。

這種名為D614G的新毒株於今年2月份在歐洲浮出水面。之後出現在美國東海岸。

該報告稱，自3月中旬以來，它成為在全球傳播的主要毒株。

這一事實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不僅因為新毒株的傳染性，還因為變異毒株可能導致康復患者的二次感染。

LANL的一名科學家曾警告說，由於許多現有研究大多集中在較早的毒株上，這些硏究結果可能不適用於這種變異後的新毒株。

該報告指出：D614G突變毒株於2月初開始在歐洲傳播，當進入新地區時，傳播更快，且迅速成為主要流行毒株。區域流行毒株之間發生基因重組的證據，表明人群存在多種毒株感染現象。

未曾想，這個變異，在英國應靈了。

據公開資料顯示，其實，早在2020年9月份，英國就檢出了這次變異的新冠病毒毒株。

據伯明翰大學的微生物基因組專家NickLoman教授說，直到12月8日，在一次疫情防控會議上，這樣的新冠病毒變異新毒株才真正引起了與會專家們的高度警惕。

經研究，英國出現的“新毒株傳染力高70%”。

那麼，為何會在英國？

這次出現在英國的新冠變異毒株，據科學家們推測，“它極有可能源自某個長期慢性感染新冠的患者。因為免疫系統較弱，新冠病毒就在其體內實現了“自我變異”。

“因為，它找到了自己最適宜生息繁衍的溫床。”

由此，從14世紀“黑死病”病毒在英國的變異條件來看，無疑，儘管當下英國的人居環境有了本質上的改變，茅屋、木屋等結構建築幾乎很難找到，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條件，就是現今的英國人口儘管只有6600萬人，但其人口密度依然不比14世紀低。

更為重要的是，英國早期的“群體免疫”策略，無疑給新冠病毒的生息繁衍提供了“社會基礎”。

所以，這就是蔑視病毒的回報——人類若不戰勝病毒，病毒就會逐漸消滅人類。

當前，從公佈資訊來看，英國封城的公開原因，是變異的新冠病毒“傳播性增強了70%”。

這個傳播速度，顯然足以讓任何驕傲的國家和群體都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因為，在此速度下如不加以控制，不用多久必將舉國接感，屆時必將國將不國。

不過，邏輯上，此前就連總統都出來大力宣揚“全體免疫”的國家，如果僅僅是傳染性增強，而毒性還在此前能夠承受的程度內，那麼，在崇尚自由和經濟價值至上的國度，自我實施封城、隔離和將自己變成“孤島”，邏輯上是一個明顯的悖論。

因此，其變異新冠病毒毒株的毒性，已然是一個值得警惕的要素。

對此，美國學者於今年7月曾公開發表在《病毒學雜誌》上的一片研究論文透過研究發現，美國亞利桑那州的一名新冠病毒感染者懈怠的病毒毒株發生變異，該毒株缺失了81個核苜酸，其毒性正呈現增強趨勢。

因此，當下最為緊迫的，並非是僅僅盯在疫苗上，而應當本著人類命運與共的精神，攜起手來共抗病毒，並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模式，以形成統一而有效的全球抗疫的銅牆鐵壁，方能同舟共濟，直奔未來。

當前，全球確診新冠病毒感染者已經超過2000萬，美國、印度等國以日增數萬、二十萬速度恐怖性增長，透過流行病學觀察，其病毒防控已經失控。

甚至於，有專家認為，這些國家的實際感染者遠超公佈資料。

如果這是客觀真實，那麼，新冠病毒事實上已經全球失控，加上英國、南非等出現的變異病毒傳播速度的加快，不能排除其毒性會變得更加歹毒的可能。

因此，這必將是人類21世紀的一次深重災難。長期應對、全防全治、命運與共，方是人類最智慧的決策，以及唯一科學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