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倫敦黑死病導致英國人250萬人死亡，死亡率高達45%。

面對慘烈的死亡，不管是英國基督教會還是政府，都只能矇昧地認為是“天譴”而無能為力。

黑死病橫掃其間，由於城市死亡率遠高於農村，導致大量倫敦人同樣上演了“大逃亡”。

而本次新冠病毒變異，英國人除了再次逃離倫敦外，就是封城、居家、隔離，然後僅只是象徵性的零星抗議。

而在14世紀的那場毀滅性的黑死病瘟疫中，因為政府應對無能為力，且還不斷增加稅賦，從而導致英國農奴大起義。

那麼，這次倫敦再次封城，在變異病毒下，英國又會將有怎樣的“變異”？

4個月後的10月，整個英國都籠罩在黑死病慘烈的死亡陰影下。

這場據稱從中亞沙漠戈壁裡誕生的黑死病瘟疫，透過地中海傳播到義大利，繼而抵達大西洋沿岸和整個歐洲。

至1349年的春，也就是黑死病抵達英國後的第5個月，這個瘋狂的病毒沿著英國河流、海岸迅速傳遍了整個英國每一寸土地。

死亡，迅捷撲來。

這場以腺鼠疫、肺炎鼠疫和敗血症鼠疫混合而成的瘟疫，不但傳播迅雷不及耳，且死亡率高、反覆性強、傳染性恐怖。

加之中世紀醫療水平的落後，此病基本是無藥可醫的。

患者在發病後，多則四五天，少則數小時，即立刻命歸黃泉。

據統計，在黑死病肆掠英國前夕，英國總人口在400～500萬之間，但卻到1377年，英國總人口下降到了250萬。

其中，倫敦在這場災難中有10萬人死於黑死病。

總體上，據專家論證，英國黑死病的死亡率在45%以上，遠遠高於它在英法百年戰爭中的總損失。

如在英國的曼切斯特主教轄區的範海姆，這個由10個獨立村莊組成的英格蘭中部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地區，在1348年有3500人，而到了1349年夏天，740個家庭有185個家庭滅絕了。

到了1349年，餘下的年份中又有101人死亡，整個地區的死亡率在40%以上。

而在劍橋郡的三個村莊，人口死亡率分別是53%、57%和70%。

黑死病在1361年到1391年間，曾經5次光臨英格蘭，1382年有1/5的人口被毀滅，並在約克郡使1.1萬人死亡。

另外，黑死病期間，很多大城市的公共衛生十分的惡劣。

當時，倫敦由於“腐臭的汙物沿街道四處蔓延，流入泰晤士河的心臟地區，這座城市的空氣已經被汙染了。令人噁心的汙穢的惡臭出現了”。

人畜共處一室的情況司空見慣。

五、六個人擠在一張床上的情況比比皆是。

“許多窮人沒有床，只是在地面上鋪些稻草應付了事……城市裡和房間內到處都是糞便和泥漿，汙濁不堪的景象到處都是”。

在這種背景下，城市成為病菌滋生的溫床，個人衛生狀況也慘不忍睹，高死亡率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場黑死病瘟疫，可以說對英國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或者說，英國是“身受重傷”。

可雪上加霜的是，正當黑死病橫掃英國並奪去了近半人口的災難時刻，由於勞動力短缺，加之英法長期戰爭，為解決經費，國王愛德華三世頒佈發令，不但徵收重稅，且還規定勞動者必須接受低工資僱傭，否則予以監禁。

於是，1381年5月，城鄉窮苦人民走投無路下，被逼揭竿而起。起義軍驅逐並殺死稅吏，搗毀封建莊園，奪取糧食，獲得牲畜和財物，並焚燬封建文契。

很快，該起義席捲全國一半以上地區。

這場農奴大起義，因為起義領導人名叫瓦特．泰勒，所以史稱“瓦特．泰勒起義”。

最後，儘管起義雖被鎮壓，但卻導致英國舊貴族統治陷入危機，封建騎士制度日趨崩潰，最後開始了都鐸王朝的統治。

毋庸置疑，英國主動“封城”，說明其已充分認識到新冠病毒的社會危害性，從而摒棄其此前的不屑一顧的“群體免疫”態度，從而回歸到科學認知、科學防疫道路上來。

這無疑是最值得讚揚和認可的。

因為，對於傳染病，或者說瘟疫，其最佳、最有效、最科學方法，就是阻斷傳染源，落於實踐中，就只能是封城、隔離、居家。

英國政府毅然決絕地採取封城措施，不僅是對英國民眾的保護，更是對英國之外民眾的保護。

但，為何在病毒最初時期就採取這樣果斷的措施？一如中國武漢一樣的果斷？

或許，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區別和真正根源。

那就是西方崇尚的所謂的民主與自由。

在本輪新冠病毒全球失控狀態下，某種程度上，導致這一結果的真正原因，就是西方標榜的民主與自由。

可這次，城封了，西方的民主卻沒有了，自由也沒有了。

怎麼辦？

從目前英國表現情況看，這次倫敦封城，除了引起社會混亂外，其民眾除了想盡辦法“大逃亡”外，儘管有零星的遊行示威，擔其規模、程度和廣譜性，卻並未有多大強烈。

甚至於，人們都懶得去遊行示威了。

難道，是英國人骨子裡真的對新冠病毒害怕了？還是深知其民主自由本身就伴生著個體私慾和對社會及他人的傷害？

英國人的如此表現，無異於放棄了對民主自由的捍衛與堅守。

那麼，如此說來，事實上在英國人的內心，其已經深深認識到這樣的民主自由，除了具有社會破壞性，更是對他人生命的漠視和大不敬，甚至是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可既然英國人意識到了這一點，為何在病毒面前還如此的幼稚與天真——這分明是，如果獲得民主自由，就必然會導致病毒更加瘋狂氾濫，由此則會導致更多人死去。

這就是英國人，或者說西方人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自己的，永遠是第一位的，他人的生死，那是他人的事情，“我只要求對自己負責，而他人的所有遭遇，都僅只是他人之事。”

這就是西方人的存在邏輯。

不過，在英國人意識中，依然存有中世紀時代的思想及其傳統——“天命”與“人事”。

早在14世紀那場恐怖的“黑死病”瘟疫中，在宗教神權與王權並列時代，黑死病襲來，其最初採取的措施就是“聽天由命”。

在宗教裁判所的鼓吹下，認為那場黑死病的襲擊，是上天對人類的懲罰，要求人們向上帝懺悔，並尋求上帝庇護。

所以，在科學及醫療技術極不發達的矇昧時代，黑死病讓英國身受重傷且付出了近半人口的慘痛代價。

而在本次新冠疫情爆發初期，英國政府所倡導的“全體免疫”政策，事實上與中世紀黑死病時代的“聽天由命”如出一轍。

那麼，中世紀的黑死病，不但改變了英國人的行為正規化、宗教格局和政治體制，而本次新冠肺炎病毒的衝擊呢？

一個前提條件是，英國脫歐已經立馬生效。

其親戚美國已是病入膏肓新冠病毒徹底失控。

那麼，英國又將何去何從？

從短期來看，明面上，英國脫歐雖對英國有利，但實際上則是為了打擊和削弱了歐盟整體力量。

英國脫歐，因為目前“英國經濟90%與歐洲無關”，期中小企業可以免除歐盟掣肘而增加崗位，且還可以免除英國每年向歐盟繳納的80億英鎊款項。

但毫無疑問，這對英國是一把雙刃劍。

一方面，英國失去了歐盟，其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立刻會淪落為三流國家。

但在貿易方面，英國與歐洲向來唇亡齒寒。

一個致命的結果是，倫敦會立刻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如此，英國立刻會被歐盟“孤立”。

這次英國封城，法國立刻關閉其海底隧道，歐盟國家馬上斷行，英國人只能睡機場和車站碼頭，這就是現實與先兆。

所以，即便英國獲得了暫時的光榮與夢想，以及利益，不久的將來，英國除了做小弟的小弟，其“日不落帝國”的餘溫，將在歷史深處徹底冰凍。

而且對民主、自由的定義和詮釋，也必將有另一層註解。

綜上，新冠病毒在英國的變異，必將引起大英帝國的“連鎖反應”。

包括封城，逃亡，放棄遊行示威，學會科學認知……

一切之變，即便彷彿山洪開閘，也僅只才是剛剛開始。

而對於廣大英國人，一如戴爾·卡耐基所說的那樣：“為了成功地生活，少年人必須學習自立，剷除埋伏各處的障礙，在家庭要教養他，使他具有為人所認可的獨立人格。”

而對於英國，則一如列寧的斷言：“只要土地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繼續存在，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中的‘自由和平等’就只是一種形式。”

一個國家即便有輝煌的宮殿，但卻並非是真正主流。

而另一意義上，私慾者或鄙俗者，是永遠無法抵達光輝彼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