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任國務卿布林肯可能是推動中美關係“階段性戰略緩和”的最好人選

隨著總統職務交接日的臨近，“當選總統”拜登越來越進入“總統”狀態了，雖然在他的身外，反對的硝煙依然瀰漫，一些不利的訊息仍在流傳。

還是那句話，在庚子年的特殊形勢下，不到最後時刻，都難以斷定下任“總統”究竟是誰。

不過，拜登在總統選舉日前後，多次就其政策偏好及其政府將實施的政策，對外吹風。其中，對華政策是其常常掛在嘴邊的話題。

總體來看，拜登不大可能扭轉美國對華戰略轉型的趨勢，即從建設性接觸融合轉向全面戰略競爭。在特朗普執政時期，這一戰略轉型已然成型。

美國會的一系列涉華法案，特別是最近由特朗普簽署的《臺灣保證法案》和《西藏政策與支援法案》及由於特朗普拒籤、正在國會重新“過堂”的新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最新訊息是，眾議院已經推翻了總統的決定），都對任何一位下屆總統給予了強大的牽制。

特朗普在其任期推動以調整貿易關係為核心的對華政策，其已經形成的某些“成果”——比如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也將對新任總統形成牽制。

然而，由於美國總統擁有國會所沒有的外交許可權，因此，如果拜登得以成功入駐白宮，那麼他仍然有很大的空間調整外交政策的重點和優先次序，某種程度地改變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重點和方式，進而形成自身的一些特色。

從其一段時間以來的對外表態看，拜登在三個細節上暗示或者透露了其上任後對華政策的趨向，比較突出的是我近期時常指出的“階段性戰略緩和”，是很有可能在其執政前期實現的。

第一個細節是，選舉日前，拜登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採訪回答對中俄的定位時認為，俄羅斯是美國最大的威脅，而中國是最大的競爭者。

這一定位就明顯區別於特朗普政府。在後者眼中，中國無疑是最大的戰略競爭者，同時是最大的威脅，特別是在特朗普執政後期，包括蓬佩奧、奧布萊恩及其他強力機構負責人都傾向於將中國描述為美國的“敵人”。

特朗普政府的微妙不同在於，其認為俄羅斯是眼前的最大威脅，而中國是美國的長期“威脅”。

拜登對中國定位背後是其包括對華認知在內的複雜因素決定的，但至少表明，在其政策設計中，將不會像特朗普政府後期那樣急於將中國作為“敵人”來塑造其政府執政初期的對華政策。

第二個細節是，拜登在與日本首相菅義偉11月12日通話時，對“印太”的措辭的改變：不再是“自由開放的印太”，而是“安全繁榮的印太”，這一頗為“神秘”的通話中的措辭改變，隨後在菅義偉的對外表態中得到體現。

雖然只是四字之差，但背後卻隱含著政策導向和重點的變化的潛在可能性。

這番通話一方面表明，拜登政府將會堅持“印太”的提法，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被認為是“繼承”了特朗普的印太政策，因此在措辭上進行了調整。

不過，對“印太”的新表述並不符合民主黨的外交政策傳統——突出價值觀導向，因此這代表了美國新政府將較大幅度改變其印太政策，還僅僅是拜登想要凸顯自身的獨特性，還有待觀察，但也說明，在其執政早期，在如何實施“印太”政策上，其政府是有迴旋餘地的，也就是可能將美中關係暫時調適為“階段性戰略緩和”。

第三個細節是，拜登28日在社交平臺上發文稱，美國“同時面臨著四個歷史性危機”，並稱，他的團隊正在努力盡快應對這些挑戰。這四個挑戰分別是，新冠疫情、經濟、氣候變化和種族公正。

拜登所強調的國家挑戰，在特朗普那裡就全不是那麼回事。前者對當前形勢的判斷顯示，在其執政早期，內部事務將是其施政重點。根據奧巴馬政府與中國的合作歷史可見，雙方在氣候變化方面可能會比較多共同語言。

經濟上，拜登已經對外宣告其就任後不會馬上改變特朗普與中國簽訂的貿易協定。這就表示，他將繼續利用特朗普的這份協定跟中方討價還價，以便更好地實現本國經濟復甦。

事實上中國正在認真執行第一階段協議，就連在貿易問題上苛刻的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也予以肯定。因此，在貿易問題上，中方是可以與拜登政府談妥的。

在新冠疫情問題上，同樣如此，他很可能在一定時間裡對中國發起特朗普式的批評，但其最終是要為實際的經濟政策服務的——在拜登那裡可能成為一項外交施壓工具，而不是目的。

從這些角度看，拜登政府在得到自己的某些要價後，與中方共同矯正當前日趨惡化的中美關係，使兩國關係“觸底反彈”，完全是可能的。

中美關係在經過四年的緊張對抗後，一定程度地“軟著陸”，開啟“階段性戰略緩和”，然而，可能是一回事，能成是另一回事，用外交辭令說，最終需要雙方“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