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國慶後實習

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國成立十週年的日子，舉國歡慶是不用說了。透過各種宣傳工具，頃刻間便營造出濃厚熱烈的節日氣氛。但是由於大躍進，造成經濟失調，市場物資供應出現了緊缺現象，雖然上海是工商業大城市受到特別照顧，各地傳來的訊息仍然讓人有些不安。班上一位同學，家在山東，暑假回家，返校後說了些見到的困難情況，被班幹部好一頓批評。可見即使是社會見聞也不能想說就說。有人主張應該勇於直面現實，認為“成績不說跑不了，問題不說不得了”，被認為是典型的右傾。於是充斥在眼前耳中的便都是輝煌的勝利，巨大的成績，到處鶯歌燕舞，形勢一派大好。可是總務處、膳食科的人清楚，要讓五千多同學吃上一頓節日大餐，真讓他們費了大勁了。市場上實在難以買到足夠的食材，怎麼辦？不知誰想出個好點子，校園裡有那麼大一條麗娃河，河裡歷年來放養了那麼多魚，為什麼不讓這些魚做點貢獻呢？於是麗娃河中來了場捕魚大戰。真正的戰果輝煌，少說也捕獲了上萬斤肥大的鮮魚，解決了大問題。

國慶節後又上了一個多月的課，就安排實習。我們班被安排在曹家渡附近位於餘姚路的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學。有在高中實習的，有在初中實習的。根據什麼條件分配，這是班幹部考慮的事，同學們服從命令聽指揮就行了。我更是沒有話語權，“叫你往東你不能往西，叫你打狗你不可攆雞”。我成了最聽話、最乖覺、最好領導的人。

跟我分在初二某班教語文的是女同學王立培。王立培與我雖然同在一個班學習，卻並不在一個組。三年多很少交往，彼此也不怎麼了解。只知道她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放下小孩來上大學，夠有決心的。

我們實習的班級原來的語文教師姓朱，中年人，原來不知在什麼崗位，半路出家轉業來到學校，並且擔任了初中的語文教師。按規定華東師大隨我班來指導實習的教師譚維翰是指導老師，實習學校的原任課教師也是指導老師。作為實習生我們都應該聽從這二位老師的指導。

上課前一天，我將我精心準備的教案請朱老師過目。這位朱老師其實不是內行，看不出教案的門道，但因為有著指導老師的名義，不挑一點毛病，怕被實習生看輕。於是“道三不著兩”地給我提了幾條否定之處，讓我修改。一般人遇到這種情況，多半會點頭稱是，甚至感謝指導，讓這位朱老師心花怒放，覺得這個實習生“孺子可教”。可是偏偏碰上我這個槓頭、犟筋，死認真，簡直是偏執，右派脾性不改。聽了這幾條意見之後，一股氣頂上胸口，這是什麼意見？胡說嘛！不過還是注意了自己的態度，當即婉言解釋，這篇課文的特點是什麼，我透過哪些步驟、方法，以實現教學應該達到的要求。你應該在總體上來考慮我這個教案是否可取。現在你卻在細枝末節上提了些修改意見，而這些意見對實現教學要求又正相矛盾。你看，是不是不用改了？朱老師一聽，嚯！這實習生指導起他來了。馬上變臉與我爭執起來，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只能不歡而散。

下午，師大指導老師譚維翰教授在休息室找我聽話。譚老師五十上下，既有學問，又飽經世事滄桑。經過反右、大躍進等等運動，未曾落難，也未飛昇，仍舊過著平淡的教師生涯。他跟趙善詒在一個教研組，但是口才比趙強許多。嗓音好，唱得一口好京劇。我應招到休息室時，正好沒人。譚老師問了問事情的情由，就用心審閱我帶去的教案，然後抬頭端詳我，好一會才緩緩地說話：“你的教案寫得不錯，你的理由也是正當的。但是你跟朱老師爭執，效果是不好的。你應該注意啊！”我望著譚老師，不知說什麼才好。姓朱的肯定在譚老師那裡告了我一狀。譚老師今天審理，竟然還我以公道，只批評我方法不好。更難得的是，他語重心長地提醒我“應該注意”，而沒有一句官話套話。我在他心目中是一個應予指導、關懷的學生，不是什麼應該劃清界限的“右派”。感謝你了，譚老師！譚老師當時見我一言不發，以為我有什麼顧慮，頷首說道：“沒什麼事了，回去把課上好。”我聞言起立，向他鞠躬後離去。

初二年級的女孩子，既童稚之氣未脫，又心智稍開，正處於向成熟階段轉化的初期。因為清一色都是女孩子，她們的天性得以自由發揮。一個個無憂無慮，聰明活潑，男孩子中常見的調皮搗亂，在他們當中也時常可見。我上課時，朱老師拿著獨凳坐在行間後排聽課。第一節課下課，那凳子就被女孩子挪了地方。第二節上課，害得朱老師慌忙找了一氣才找到。我只能在教室門口略候一候，等安靜下來再走上講臺。

朱老師如果有自知之明，他應該清楚，被他指導的這個實習生，並非初出茅廬、毫無經驗的後生小子，而是經過師範教育多年培育，學有所成，富有教學經驗的能者。應該虛心接受指導的是他而不是我。更不可認為，去高中實習的學生是水平高的，在初中實習的學生是水平低的。如果作出這種誤判，因而對所指導的實習生採取錯誤的態度，那麼最後沒趣的必然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