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姚慎機向我問起趙善詒
從揚州返校時，路過鎮江，我沒有回家，卻抽空去看望了在鎮江區師時的班主任姚慎機老師和他的夫人張志芬老師。
1956年上半年我在高淳縣委防治血吸蟲病五人小組辦公室當秘書，張志芬老師奉派到高淳培訓護士，因而得以認識。姚老師夫婦預測我能否考上大學，曾有不同看法。姚老師認為肯定考上，張老師有點擔心。後來得知我考上華東師大，他們二位都非常高興。三年過去了，現在應該向他們彙報一下學校和我學習的情況。但是為了避免使他們擔心、失望、疑慮，決定不說我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事。
二位老師見我前來看望他們，都非常高興。除了聽我說，還問了我許多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趙善詒在不在華東師大？”我說：“在啊，反右以後當了中文系副主任了。”他們告訴我，抗戰期間，趙善詒與他們在大後方一所中學同事。解放後聽說他到華東師大教書了，問問我是想得個確信。言下之意，似乎對趙的教學水平不敢恭維。我告訴他們：“趙善詒教教學法課程，下學期就要給我們講這門課。沒有接觸過，不太瞭解。”趙善詒只是教學法教研組的一位普通教師，在中文系沒有什麼名氣。反右後，當了系副主任才為大家熟知。究竟水平如何，只有聽了他的課才能作出判斷。其實，在我思想深處一直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認識，凡在政治運動中夤緣際會得到擢拔的人，我都會對他打個問號，更加仔細地審視其人品和才質。
新學期開始後，這位趙教授給我們上教學法課程，聽了幾次，果然稀鬆平常，無甚精彩處。對這樣的課程和教學狀況，同學們基本上都不再計較。反正自“大躍進”以後，再也沒有舉行過考試，學習成績如何，無人知曉。教師講得如何，學生學得怎樣，也無人過問。大概是怕關注學習成績會誤導學生“分數掛帥”，“走白專道路”吧。雖然提倡“又紅又專”，貫徹起來總愛寧左勿右，變形為只紅不專。專沒有了，紅其實也靠不住。是真是假？各有幾分？是化在骨髓裡的紅，還是隻在表面塗了一層紅色，只為裝點門面騙人？誰也說不清。儘管已經“革命化”到這種程度，到了“大革文化命”時期，仍被批為“執行了資產階級的教育路線”。那麼什麼才是無產階級的教育路線呢？實踐作了回答。那就是把知識分子定性為屬於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臭老九”，與“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並列。許多老教授無端受到批鬥、抄家、強迫勞動。大量的知識分子被送到設在農村的“五七幹校”勞動，知識青年則直接到農村插隊落戶。然後推薦、保送文化水平很低的“工農兵學員”（注意，叫學員，而不是學生）到大學去“上管改”。可以想見，大學一定會被他們改造成小學的。這條路線只能是死路一條，徹底失敗。其濫觴則來自“反右”和“大躍進”。一聲“向左轉！”改變了中共“八大”的路線，從此國無寧日，進入多事之秋，直至陷入十年浩劫。
13、表兄吳棠
上課不久，我忽然接到吳棠來信。信是投在49號信箱中的，其實只是一張便箋，約我某日下午到他家中一敘。他就住在師大一村教授小樓區的某幢小樓內，一幢小樓住兩戶，各有獨立的門戶。他的鄰居是教我們現代漢語的丁勉哉教授。
這個樓區住的是副教授。正教授住的樓房，例如我們走訪過的中文系教授徐震堮、程俊英的家，開間、層高和麵積都比這裡的要大許多。至於在社會上更有聲望，又有許多職務的，那就住獨幢別墅了，中文系主任許傑就享有住別墅的待遇。
我應約來到小樓前，看清門牌號後按鈴求進。吳棠開門延入，引上二樓臥室見過表嫂，這才至書房入座敘話。女兒吳慶在揚州汽車站見過，這時送來茶水，叫過“叔叔”後退出。我對這位表哥毫無印象，他卻對與父親的接觸以及我幼時的行為記憶猶新。而他與父親的交往自抗戰開始就中斷了。吳棠生於1916年，小於父親12歲，比我年長15歲。1939年畢業於中央大學教育系，1947年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副教授。不久赴美國留學，195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56年歸國。
吳棠說起歸國時的情形，一股自豪榮耀之情溢於言表。他說，由於新中國聲望日隆，在海外掀起了歸國參加新中國建設的浪潮。他便是那時歸來的一分子。國家對這些海外歸來的學子，熱烈歡迎，優禮有加。想去什麼地方，什麼單位，幹什麼工作，完全由你挑選。他便挑了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到了華東師大，他又選了外語系搞英語教學。他說，他不僅選對了地點、學校，也選對了專業。跟他一起來華東師大的幾位同道，認為自己的專業是教育，都去了教育系。不多時就因為他們那一套都是資產階級的貨色，不能開課，一個個不是賦閒，就是幹一些與專業無關的其他工作，陷入苦悶之中。而吳棠則展其所長，勝任愉快。
算起來，吳棠跟我是同一年來到華東師大。華東師大這幾年經歷的變化，他應該跟我一樣瞭解了。晚飯時，我便將我被劃為右派一事告訴了他，並且說了一些想法。吳棠聽了既不驚詫，也不惋惜，更不嫌厭，一副淡定如初，見多不怪的神色。用當時的一些術語來分析，他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說是中間派也不太像。而是超然物外，無以名狀的一派。我彷彿見到了一位修煉多年，道行很深的仙人。他在聽，在思量，又好像並不在意。這樣，我也就適可而止，不再多說。
第二年端午節，吳棠又邀我去他家聚敘一次，再無更多聯絡。我到內蒙古以後，託吳懷德轉致過信件，他有時遇見懷德就順便問問我的情況。文革中，他雖然無黨無派，歷史清楚，只是一介教書匠，卻也難逃厄運，受到衝擊。吳懷德對我說過一些，他卻隻字不提，我自然不去詢問。新時期撥雲見日，中國漸漸走上正軌。吳棠又回到華東師大，並且評為正教授，我也調到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工作。重建聯絡，無非略述近況而已，卻無緣晤談。每逢新年，互致賀卡一張。本世紀初，吳慶寄來訃告，方知這位表兄得享高壽後已安然仙逝，我為之撫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