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麼思齊 編輯|漆菲

原標題：日本對華援助走過的40年

“回看40年來豐富多彩的合作，為日中友好奠定了堅固基礎。”JICA中國事務所總代表中裡太治稱，“今後兩國同樣作為援助國，可以分享更多資訊。雖然兩國的對外援助機制不一樣，但具體援助專案中的經驗教訓非常值得交流。”

“怎麼來到了這麼個鬼地方！”1992年冬，日本環保NGO“綠色地球網路”的創始人高見邦雄和四名成員來到山西省大同市渾源縣調研，原本被告知此地盛產美人美酒，可到了之後，卻是滿眼黃土和身穿灰土色棉大衣的行人。天寒地凍中，一行人被空氣中的煤煙嗆得睜不開眼睛。

現在，高見已在大同種樹長達27年。最初他沒有資金，也缺乏環保種植領域的專業人才，有的只是一腔熱情，加之大同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慘遭荼毒，村民對日本人有著很深的牴觸情緒。但在高見的誠意感召和實際行動下，荒山禿地重新鋪滿蒼松翠柏，村民看到新生的林地，打心底裡接受了這個日本人。在高見看來，“種植於大地，更是種植於人心”。

高見腳下的綠地是中日民間友好的象徵，也是日本對華援助專案的一個縮影。1979年，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伴隨中國改革開放開啟，現在整整走過40年。之所以啟動對華ODA，是因為日本政府相信，支援中國改革開放，不僅有利於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還將促進亞洲乃至全世界的繁榮與穩定。

去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訪華期間表示，隨著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對華ODA也完成了使命。據對華ODA實施機構、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介紹，目前僅剩六個對華ODA專案尚未完成，最終其將於2022年徹底撤出中國。

“除了仍在進行中的養老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六個專案，現在的工作重點已經轉移到對完成專案進行事後評估，還需要一段時間。”JICA中國事務所總代表中裡太治告訴《鳳凰週刊》。

1979年12月，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華時表示，日本應中國政府要求，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協助，“人們期待更加富強的中國的出現。日本之所以推行對華援助，不僅有日本自身的考慮，也是全世界的期待在做後盾。”由此，日本對華ODA正式拉開序幕。

訪華期間，大平正芳向中方通報了第一年的500億日元貸款，包括擴充北京到秦皇島之間的鐵路、建設秦皇島港口、建設湖南五強溪水電站等6個援建專案。

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對華ODA專案經歷了從中國沿海地區到中西部內陸貧困地區的轉移，援助內容也從最初的基礎設施延伸到21世紀的環保、人才培養、防災等領域。

在以黃土高原為中心的黃河中心流域，分佈著多達4300萬公頃的荒地，水土流失導致農田減少，下游地區經常遭受乾旱、洪水和泥沙的危害。致力於環保事業的高見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劇變，也預見了如果照目前形勢發展下去，將會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屆時不僅會影響中國，還會危及日本。

1991年秋，高見來到北京“推銷”自己的環保計劃，但屢屢碰壁。在朋友的建議下，他決定到其他地方試一試。“最初選大同並非自己的決定，而是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推薦的地點。”

高見的起步並不輕鬆。其創辦的“綠色地球網路”剛到中國時，團隊一共只有5人，他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和中方簽下協議書。“簽了協議書就沒了退路，只能到處‘化緣’。”高見說，“我籤協議的時候答應要弄來10萬人民幣，然後就回日本籌錢，好在真的籌到了。”

此後，高見便紮根於這片黃土地。截至2017年，他的團隊種植了約1887.5萬棵樹，種植面積近6000公頃。2016年，高見還被中國日本友好協會授予“中日友好使者”稱號。

常年戶外的風吹日晒，讓年過古稀的高見面板變得黝黑，習慣一身戶外裝束的他如果不開口，儼然是一個黃土高坡的農民。高見對酒情有獨鍾，走到哪裡都不忘喝上一杯。他自嘲說，膚色“一半是晒黑的，一半是喝酒喝的”。

清冷的初秋，高見早早等候在大同口泉植物園門口，迎接前來的《鳳凰週刊》記者等一行人。現在佔地面積67萬平方米的大同口泉植物園中心區域曾是中日合作育苗基地，也是高見最引以為豪的成果之一。

1994年育苗基地建設時只有3.5公頃，到2000年擴大至20公頃。這裡屬於日本利民工程專案，日方在1996年提供了10萬美元的無償援助，用於培育當地技術人員、建設基地和管理樓等。

據高見回憶，育苗基地的建成對植樹造林意義重大。“當時大同山上種的樹苗不僅品質差，而且只能去河北購買，但河北低海拔培育的樹苗並不適合在大同生長。”經過幾年試驗，高見決定自己辦一個育苗基地。現在山上遍佈的各類松樹，都歸功於這片育苗基地。

2011年，育苗基地被當地政府收回改造成利民生態公園，成為周圍居民鍛鍊、休閒的場地。高見的團隊不得不轉移陣地，在當地政府無償提供的23公頃替代地上，從零開始打造“白登環保中心”。日本政府再次為此提供11萬美元的無償援助，用於培育新的育苗基地及植林區。

高見每年至少有四分之一時間待在大同，他最喜歡做的事情是到各縣走訪。1994年他在大同市大同縣周士莊鎮遇駕村做護林調查時，通過當地老人得知，該村莊竟然沒有水井，很多村民只能喝溝裡的雨水，更別提洗澡了。

2007年，在他的協助下，當地申請到日本政府3萬美元的援助資金，在村西600米處挖了第一口水井，並建起一座蓄水50立方米的水塔，聯通每家每戶。通水儀式上，村民們拿著扇子表演起傳統舞蹈，初次前來的日本朋友也隨之起舞。

廣靈縣苑西莊村同樣是個缺水嚴重的村子。每天清晨，村民挑著鐵桶在水井前排隊打水，但由於出水有限，每天幾乎難打上一桶。以至於村民每次洗完臉的水都不敢倒掉，接著用作家畜飲用水。

高見被這樣的場景所震撼，立刻向日方申請資金。後在日本郵政省國際志願者儲蓄基金和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的支援下，村裡打出一口每小時出水15噸的水井，成為這個縣最深的水井。

通水儀式結束後，一位老人緊緊地握住高見的手不放。“這下可好，再也不用出去討水喝了。沒想到今生在世能遇上這麼大的好事。”說著說著老人哭了起來，結果把高見也弄哭了。通水後，村民們在院子裡種起各種蔬果，儘管數量微不足道，但對他們來說，卻是巨大的變化。

為了支援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以優越的貸款條件對基建等大型專案提供了資金援助以及技術支援。

在奔騰的嘉陵江畔，蜿蜒多變的輕軌從20層的高樓中穿樓而過——高樓除了6至8層是地鐵站，樓上住人，樓下是辦公樓和商鋪。這是重慶輕軌二號線李子壩站的奇景。近年來李子壩站在社交媒體走紅，每天都有遊客慕名前來打卡，重慶市政府還為此修建了觀景臺。

重慶輕軌二號線是中國第一條跨坐式單軌，這條輕軌的問世，離不開早期日方的貸款和技術支援。日方推動者之一是時任日本單軌協會技術部部長石川正和。

上世紀80年代，時任重慶市市長孫同川訪日期間乘坐了北九州的單軌列車，於是希望引進單軌技術改善公共交通並將其建成重慶旅遊的名片。然而，石川在赴重慶考察後得出否定結論。當時重慶方面設想的線路是現在的一號線，但石川認為，該線路70%都是隧道，無法發揮輕軌的特點。

隨著機動車的增加，1991年重慶市在新一輪城市規劃中，為改善交通擁堵和大氣汙染問題，提出建設3條軌道交通線路的規劃。建設輕軌的時機終於到了。

中國城市軌道協會交通資深專家沈曉陽是輕軌建設中方的帶頭人之一。他回憶稱，“我們赴日考察時，時任海外鐵道技術協力協會最高顧問、日本單軌協會副會長菅原操提議說，要從技術角度認真考量輕軌是否適合重慶，並建議我們可以通過與JICA進行合作的方式，使用日本的資金做可行性調查。”

1992年專案敲定後，菅原操從日本帶來了15人的專家團隊，到重慶調研近一年，考察這裡的交通情況、山形地貌、客流量需求以及可以減少多少二氧化碳排放等。輕軌轉彎半徑小，執行噪音低，爬坡能力強，可通過在道路中央隔離帶修建高架橋墩來架設軌道，非常適合山城重慶的地形。

日本專家團隊最終在10條線路中選定了二號線。2000年，二號線的可行性報告得到正式批准並在同年動工。日本為該專案提供了約271億日元的貸款。

重慶輕軌二號線網紅景點李子壩站，列車穿樓而過。

沈曉陽告訴《鳳凰週刊》，輕軌建設中最難的事情是要達到“中國產化率70%”，因此該專案僅從日方購入2列編組（共8輛）車輛，其餘車輛由日方與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技術合作生產。“日方最初擔心，不知道我們的裝置品質是否過關，中日合作專案如果出了品質問題誰來負責？最終雙方達成一致，由日方進行技術培訓，寧可延期開通，也要把本土化生產做得細緻。”

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援和中日技術專家的努力下，2005年6月18日，二號線正式開通運營，全長19公里，縱貫長江和嘉陵江之間狹長的渝中半島。

在二號線佛圖關車站旁一個養老機構外側，有一面紀念牆，牆上留有數百位輕軌建設者的手印和名字，還刻有軌道建設大事記。沈曉陽感慨說，“菅原操老先生一直讓我們非常感動。他除了為重慶的單軌建設出謀劃策，還為重慶整個軌道交通線網規劃提出很多意見和幫助。”

2009年，菅原操獲得中國政府授予的國家友誼獎。他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說，“我感到很榮幸，實際工作大多是重慶市軌道交通總公司的各位在做，真正應該受到表彰的是他們。”

這次合作也讓中日建設者之間結下深厚友誼。“石川先生和我們一直保持書信往來，每到新年，他會自己製作賀年卡，附上全家福照片寄過來，還說很想念大家。”沈曉陽說。

李子壩站則成為電影取景地，2006年的電影《瘋狂的石頭》首次將其帶上銀幕，2016年的電影《火鍋英雄》和《從你的全世界路過》也同樣在此取景，進一步推動它的走紅。今年“十一”長假期間，僅10月3日一天，李子壩站進出站就達到近7萬人次。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日本卻面臨嚴峻的財政局面，進入泡沫經濟時期，很多人覺得，應該把對華援助集中在更需要的領域。尤當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看到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軍力的增強，“叫停對華ODA”的呼聲在日本國內高漲。

日本對華ODA包括有償援助（日元貸款）、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其中要數有償援助規模最大——截至2017年，日本對華總計提供了約3.32萬億日元的低息貸款。

考慮到民意，日本政府2001年重新制定《對華經濟合作計劃》，將對華ODA專案領域收窄，日元貸款不再用於沿海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專案，而調整為以內陸地區為主的環境治理及人才培養等。無償援助方面除人才培養領域外規模均有縮小。到了2008年，日本政府正式終止對華有償援助，僅保留對已有專案的繼續貸款。此外，還保留無償援助和技術援助專案。

此後，日本對華ODA主要集中在環境治理、疾病防控、赴日留學人才培養和海外志願者派遣專案等領域。

作為JICA基層友好技術合作專案，北京紅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2009年受到日本點字（盲文）圖書館的幫扶，配備了錄音室、10臺DAISY聽書機（可從目錄中選擇想聽章節或任意頁面的播放機），並創辦了《心目圖書館》，為視障學生提供有聲圖書和讀電影的服務。《別把夢想逼上絕路》的演講者董麗娜就是依靠DAISY聽書機完成了中國傳媒大學播音與主持專業的本科學業，畢業後如願以償成為一名語音工作者。

日本對華ODA無償援助的最後一個專案事關垃圾分類。今年3月，日本為江蘇無錫市惠山區的一個體驗型環境學習示範教室專案建設提供資金援助。該專案旨在培養當地民眾的垃圾分類習慣，以及把廚餘垃圾加工成農業堆肥，實現綠色迴圈型農業。

去年10月，日本政府宣佈，在年內結束持續40年的對華ODA專案。首相安倍晉三表示，希望今後兩國能夠協調推動發展合作領域的對話及人才交流，以及進行有關氣候變化、醫療衛生、海洋塑料垃圾等全球性問題的合作。

然而，在評價40年的援助成果時，日本《產經新聞》批評說，日方對華援助的初衷和結果之間斷層太大，日本官民為了日中友好提供的援助在中國民間並沒有被廣泛知悉。早在2003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就公開對中國民眾不了解日本經濟援助表示過不滿。中裡太治對此解釋說，這與上世紀90年代日本不太重視對華ODA的宣傳有關。

“對華ODA專案推進時遇到的最大困境，其實是兩國的民意。”中裡太治坦言，不止日本，當兩國關係陷入低谷時，中國國內的輿論阻力也很大。“比如給一些專案機構打電話，對方可能不敢接。2012年，中方人員赴日培訓的專案一度不得不取消。”

一些海外ODA專案在推進過程中也飽受爭議。有聲音指責ODA存在暗箱操作，成為政客、官僚和企業謀取私利的工具。日本ODA專案雖由受援國提出請求，但事實上有不少國家缺乏制定開發政策的能力。很多情況下，專案會由日本商社或諮詢公司制定大型開發計劃之後交給當地政府，再由當地政府出面向日本提出申請。這其中亦存在操縱投標的行為。

雖然日本結束了對華ODA，但隨著中國從受援國身份轉向援助國，兩國在對外援助中還有不少“過招”機會。日本外務省2018年度的ODA預算申請比上年增長10％以上，主要用於安倍提出的“印太戰略”及“高品質基礎設施投資”政策。然而，這些政策的重點實施地區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高度重合。2017年JICA在高棉港口的投資讓中日再度“撞車”。

去年10月訪華期間，安倍表示“希望構築日中兩國並肩為世界穩定與繁榮作貢獻的時代”，雙方決定創設“開發合作對話”。這是有別於“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的框架。《鳳凰週刊》當時從日方獲悉，中日開始商討關於在第三國進行共同援助的合作計劃。

今年5月23日，中日政府在北京舉行“開發合作對話”首次會議。“開發合作對話”是中日為聯合推進對第三國ODA和人道主義援助而設立的框架。外務省官員表示：“我們可以向中國介紹日本的ODA經驗，推動中國為援助物件國的健康發展作貢獻。”將來，中日會在工農業和防災等廣泛領域的專案中進行合作，包括分攤出資額和提供技術支援等。

“回看40年來豐富多彩的合作，為日中友好關係奠定了堅固基礎。”中裡太治總結說，“今後兩國同樣作為援助國，可以分享更多資訊。雖然兩國的對外援助機制不一樣，但具體援助專案中的經驗教訓非常值得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