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以來，極右政黨接連在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國的大選和地方選舉中攻城略地，重據歐洲政壇一席之地。這不禁讓很多人想起1929年席捲世界的經濟大蕭條後，極右勢力在歐洲大陸迅速崛起，最終釀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浩劫。

歐洲極右風潮洶湧不止，挖掘其背後的動因，僅著眼於歐洲已然不夠。而從跨大西洋關係的視角對其加以考察，歷史和現實則給我們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圖景。

美國能夠屢屢在危機後實現國力躍升，長期保持興盛，原因多種。其中之一就是，美國四處製造混沌，並利用自身“大陸島”的優越地緣政治條件從別國漁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通過私人銀行家執行“道威斯計劃”，貫徹美元外交，藉此既維持了苛刻對待德國的凡爾賽體系的運轉，同時其中的債務迴圈機制還造就了美歐之間的經濟、金融的依附關係。這種依附讓美國在1929年大蕭條前夕成為佔據當時世界工業總產量40%、世界黃金儲備50%和國際貿易總量16%的經濟巨人。到1945年混沌化為秩序之時，美國不僅壟斷核武器，還坐擁強大的常規軍力，其國民生產總值相比戰前增加了兩倍半，更掌控了世界工業生產和黃金儲備總量的三分之二。本土置身戰火之外的美國，通過佈雷頓森林會議重建國際貿易和貨幣匯兌機制，依託馬歇爾計劃再次為一片焦土的歐洲大陸注入重建資金，更在冷戰對峙的歷史環境下建立了以北約為代表的新跨大西洋依附關係。

歷經兩次大戰的洗禮，不少歐洲精英們早已意識到，愈發深入和廣泛的跨大西洋依附框架中其實潛藏著巨大風險。長期以來，他們不遺餘力地通過創設歐共體、出臺戴高樂主義、頒佈新東方政策、成立歐盟、流通歐元、簽訂《歐盟憲法條約》等舉措，力爭整合力量，以圖在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掙脫對大西洋彼岸的依附。但不幸的是，歐洲在實現這一戰略設想前，又被套上了新的“枷鎖”。自2003年以來，臉書、推特、谷歌、蘋果等一干美國科技和網路公司急速發展，美國深刻地重塑著人類的資訊獲取、人際交往乃至生活方式。與美國網路和科技行業深度繫結的歐洲，雖然其精英們仍力爭擺脫對前者的依附，但精英們掌權必須依靠民眾的選票，而民眾對美國所提供的通訊科技及其衍生出的傳媒、社交乃至生活方式的高度依賴，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技術的進步，已逐步被轉化為新形態的跨大西洋依附關係。

冷戰結束後，歐盟順勢提升經濟一體化程度，並朝著政治一體化穩步邁進。而美國隨著國力的衰退，其與一個深度一體化的強大歐洲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越發凸顯。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如何“化腐朽為神奇”，又一次成為美國要解決的問題。隨著2009年三大評級機構下調希臘主權債務評級，歐債危機很快被點燃。同時，美國先在中東和北非地區策動阿拉伯之春，又從伊拉克撤軍，並對利比亞進行軍事打擊。混亂的局勢和力量的真空不僅引發了大規模難民潮，“伊斯蘭國”等極端勢力更是趁勢坐大，毗鄰的歐洲首當其衝。歐洲受經濟困境、難民潮以及恐襲等多重要素的催動，由對極右勢力長期持警惕態度，轉變為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情緒逐步升溫，滋生極右勢力的社會土壤又一次被“翻”了出來。

此後，在地理環境、文化語言、傳統習俗等方面與美國最為接近的英國，開始上演脫歐大戲。2015年英國疑歐派的幕後金主艾倫·班克斯便與美國極右勢力代表人物史蒂夫·班農及其掌管的劍橋分析公司進行接觸。美國雜誌《紐約客》更刊文質疑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是一場試驗，驗證的是依託大資料分析技術和社交媒體推送平臺，大規模引導和塑造選民投票意向的可行性。延宕三年的英國脫歐大戲開始步入尾聲，不僅意味著美國依託新興通訊傳媒技術為歐洲極右風潮打造的第一個樣板已接近成功，更意味美國手中新“枷鎖”的能力越發強大。

現在，美國甚至以所謂的“安全風險”為由要求歐洲封鎖華為。這種不遺餘力的抹黑行徑的背後，正是為保護新“枷鎖”不受外力“破壞”的決心。因為正是由於這一“枷鎖”的存在和壯大，歐洲極右勢力才能繼續擴大影響力，歐洲政治才能繼續朝碎片化方向發展。當美股觸頂引發危機的魔咒再次“顯靈”，在外部影響和內部蠱惑的雙重作用下，極右風潮的強大力量完全有能力對歐洲自二戰以來長期尊崇的主流自由主義價值觀和歐洲團結一致的向心力造成致命打擊。若對班農自英國宣佈脫歐以來的行程予以關注，便會發現其離開白宮後多次前往巴黎、倫敦、羅馬等地，並與法拉奇、勒龐、薩爾維尼等歐洲極右翼頭面人物密切接觸。若對這些極右政治人物所屬黨派的政治訴求稍加研究，便可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反對歐盟。在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若歐洲的政治精英們忙於相互攻訐，不能佔據社會主流聲音，整個國家將陷於激烈的內耗之中。英國2016年舉行脫歐公投以來，三換首相，兩次大選，依然塵埃未定，便是明證。

跨大西洋關係又一次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美國或許能夠繼續依照自己的意願“保持偉大”，但如果是依靠“損人”來“利己”、換取“一時偉大”，與人類整體的命運以及共同的利益相悖，則勢必化為水中月、鏡中花。

責編/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