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70年前，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時，其首任祕書長伊斯梅勳爵曾指出，該條約聯盟的目的是“把俄羅斯人擋在門外，把美國人擋在裡面，把德國人擋在外面”。“北約的使命是確保歐洲的和平，促進成員國之間的合作，並通過對抗蘇聯當時構成的威脅來捍衛他們的自由。後一點至關重要——通過加入北約，美國同意接受領導一個新興的抵抗組織，抵抗蘇聯在二戰後在歐洲表面上的侵略和顛覆。但自從1991年底蘇聯解體以來，北約一直是一個尋找使命的組織。
北約最初的設定仍然適用，但理由都是錯誤的。“把俄羅斯人擋在門外”更多的是一種經濟上的理由，而非政治上的理由，尤其是在俄羅斯能源問題上(只要看看歐盟和北約內部對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專案持續存在的焦慮就知道了)，而“把美國人留在歐盟”也同樣演變成了一種經濟上的理由，圍繞著維持北約高昂的財政成本，以及美國人認為其歐洲夥伴沒有支付他們應該承擔的費用。“壓制德國人”也已成為一個以經濟為基礎的論點，反映出歐洲內部圍繞歐洲央行在推動經濟政策方面的作用展開的辯論。美國金融家j·p·摩根曾經說過，“如果你不得不問多少錢，你就買不起。”他說:“目前有關北約的辯論主要已經演變成經濟上的爭論，這一事實有力地證明，北約已經偏離了它最初的宗旨，偏離了它未來生存的根本邏輯和合法性。
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在接受《經濟學人》採訪時對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在北約(NATO)問題上的現狀表示遺憾，這在大西洋兩岸引起了軒然大波。在評論唐納德·特朗普對北約的無情批評時，馬克龍說，現在是該組織承認“我們的美國夥伴的不穩定”的時候了。馬克龍質疑北約憲章第5條的持續可行性，該條款規定，對一個成員國的攻擊就是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正是第5條賦予了北約聯盟可信度。“明天的第五條意味著什麼?”馬克龍在《經濟學人》上問道。
他總結道:“我們目前正在經歷的是北約的腦死亡。馬克龍說，由於幾十年來一直依賴美國的支援，歐洲在安全問題上產生了一種錯誤的自滿情緒，今天的歐洲站在“懸崖邊上”，被迫開始設想一個孤立無援的世界。面對美國的單邊主義、中國和俄羅斯的崛起，以及中東的不穩定(這讓人們對土耳其這個北約成員中國產生了懷疑)，“歐洲必須在軍事戰略和能力方面實現自治”。馬克龍指出，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意味著歐洲將“不再掌握我們的命運”。
德國總理默克爾對馬克龍對北約的“全面打擊”進行了尖銳的駁斥，嚴厲抨擊了馬克龍的“激烈言辭”。“法國總統選擇了激烈的措辭，”她告訴記者。“這不是我對北約內部合作的看法。她說，從德國的角度來看，“北約符合我們的利益。”這是我們的安全聯盟，”即使，她指出，“我們確實有問題，即使我們必須一起行動。”
德國國防部長安妮格特·克拉普-卡倫鮑爾也加入了默克爾對北約的辯護。克拉普-卡倫鮑爾在柏林舉行的北約活動上說，儘管德國政界人士有必要向德國公眾更好地解釋，為什麼德國需要更積極地參與國際安全事務，但是北約仍然是德國國家安全的“決定性基石”。另一位著名的德國人、前駐美大使、外交部副部長、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沃爾夫岡•伊辛格也加入了克雷普•卡倫鮑爾的行列，對馬克龍的言論提出了質疑。慕尼黑安全會議自稱是“討論國際安全面臨的最緊迫挑戰的世界主要論壇”。“我們的美國夥伴已經增加了他們在歐洲的存在，”伊辛格告訴媒體。“他們計劃明年進行一次大型演習，規模將超過以往任何一次演習。所以我們不能稱之為腦死亡。”
伊辛格提到的演習是“Defender 2020”，這將是冷戰結束以來歐洲第三大軍事演習。從15個北約國家派遣約3.7萬名士兵，其中約2萬名美軍將從他們在美國的基地撤離。在美國，Defender 2020讓人想起冷戰時期的大規模重組(加強德國軍力)演習。1983年，美國進行了一場名為“Autumn Forge 83”的改良運動，其中包括用170次飛行向歐洲運送19000名美國士兵的“無線電靜默”飛行。Defender 2020年的兵力與1983年美軍從美國本土部署的兵力相當。與美國當時的承諾範圍相比，現在的承諾簡直是小巫見大巫。1983年，有25萬多名美國軍人駐紮在德國，而現在大約有3萬5千人。明年美國將向阿富汗派遣2萬名軍人，這是美國能在短時間內部署的最大人數;1983年空運來的19 000人是一支更大的部隊的一部分，該部隊有35萬多人，指定在有需要時部署。
與這些演習相關的成本是相當可觀的，與提高、訓練、裝備和維持部隊處於高度戒備狀態相關的成本也是相當可觀的，這種狀態是應對突發情況(如俄羅斯對北約成員國的攻擊)所必需的。1983年，西德的國防預算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4%。現在，這一數字不到1.3%，遠遠低於北約同意的所有成員國達到的2%的目標。德國未能增加國防開支，引起了特朗普政府的憤怒。特朗普政府表示，正在考慮從德國撤出美國軍隊，將其部署在鄰國波蘭，波蘭的駐軍比例已經超過了2%的基準水平。(相比之下，法國在過去幾年裡增加了近40%的國防開支，GDP增長了2%;美國國防開支約佔GDP的3.1%。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試圖將北約作為一種工具，將跨大西洋的影響力輸送到那些傳統上被視為不屬於防禦聯盟範疇的地區。雖然北約在上世紀90年代末介入波斯尼亞、科索沃和塞爾維亞的行動可以被認為是對歐洲威脅的必要回應，但利比亞、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美國打著全球反恐戰爭的旗號，試圖動用北約部隊。德國一直對向境外派遣軍隊保持沉默;9/11事件後，作為北約在阿富汗任務的一部分，美國向阿富汗派遣了數千名士兵，但最近拒絕支援美國在敘利亞和波斯灣增兵的要求，理由是擔心魯莽對抗伊朗可能會造成經濟損失。即使是傳統上支援美國軍事介入非洲和中東的法國，也發現與這些冒險行動相關的成本令人望而卻步;法國軍隊總參謀長弗朗索瓦·勒孔特將軍最近注意到，法國軍隊戰線過長，無法充分支援它所承擔的任務。
德國前國防部長、現任歐盟委員會候任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在馬克龍發表上述言論後的柏林演講中談到了這一現實。她說:“在北約70年的歷史中，北約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有一件事一直沒有變:北約過去是、現在也是成員國對它的看法。“對北約的立場缺乏共識，在多大程度上應該為北約提供資金，這在跨大西洋聯盟中造成了分歧，即使有分歧，也無法輕易修復。”問題不僅僅在於讓歐洲和美國在冷戰後的現實中達成一致，更重要的是，讓歐洲與自身——也就是法國和德國——達成一致。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浮現出來的歐洲統一是建立在這樣一個信念之上的:通過經濟一體化可以掩蓋深刻的歷史差異。最初，這一思路取得了成果;以北約的存在為保障的戰後時期帶來了歐洲經濟復興的時期，這反過來又為法國和德國等國提供了機會，通過建立共同的經濟政策和跨國機構來彌合它們的歷史分歧。1951年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是歐洲經濟統一的最初工具，其目的是讓法國能夠監督德國工業，並減輕人們對德國可能軍事化的擔憂，但它的實際影響是建立超國家監督機構，最終導致1993年歐盟的成立。
歐洲經濟發展與北約之間的聯絡是真實的;歐盟現有28個成員國，其中22個也是北約成員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75年前就結束了，在歐洲根深蒂固的舊的民族差異和偏見正在以一種復仇的方式重新出現。歐盟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是歐洲貨幣聯盟(EMU)，其實力來自於歐盟各項條約所規定的基本經濟管理規則。然而，2007-08年和2010-12年的雙重金融危機，導致這些規則被規避或被徹底打破，以紓困希臘、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經濟與貨幣聯盟(EMU)成員國。這些救助是法國支援的政策的表現，這些政策支援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而不是德國支援的更嚴格的金融控制，在這個過程中，它們在歐洲兩大經濟強國之間製造了隔閡，法國支援的政策最終由德國買單。
戰後將歐洲維繫在一起的法德政治經濟雙頭壟斷格局正在破裂，兩種互不相容的經濟模式的引力將歐洲拉向不同的方向，這兩種模式很可能無法維持單一的經濟聯盟，更不用說支撐一個失去了目的和意義的老年軍事聯盟了。北約(NATO)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歐洲被要求為這個日益垂死的聯盟支付維持生命的費用，這個聯盟的腦死亡很容易得到承認，但卻很少得到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