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天然氣要來了，儘管德國的兩大燃氣公司並沒有達成共識，代表德國北方市場的魯爾和代表巴伐利亞的拜仁，這樣一對開始並不齊心的組合與蘇聯之間的天然氣談判必然不會是一個簡單的故事。

文 | 陳湘球

席勒（1966年—1972年任德國經濟部長）安排他的能源專家蘭茨克調查德國的市場需求，以便確定與蘇聯談判時需要提供的天然氣消耗量，蘭茨克認為巴伐利亞將是蘇聯天然氣的主要使用者，相鄰的巴登-符騰堡州也許能夠消耗一點。

從純粹的市場角度來看，到1975年這兩個地區每年大約能吸收蘇聯天然氣20-30億立方，但是需要對全國的天然氣管網進行改造，以備一旦蘇聯天然氣斷供，北邊荷蘭的天然氣能夠被調過來應急。

兩年後，經濟貿易部的評估有了很大的變化，因為天然氣越來越受到歡迎，以燃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已經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席勒的另外兩名專家判斷，到1980年天然氣在德國能源結構中的佔比將達到10-11%，總的需求量大約在400億立方，到1975年天然氣缺口將達到150億立方，遠遠超過了蘭茨克的預期。

舍爾貝格的算盤

德國北方市場是由埃索和殼牌主導的德國魯爾燃氣公司壟斷的。埃索和殼牌董事們腦海裡依然被冷戰思維佔據，加上他們對上游氣田具有大範圍的控制權，讓他們對進口蘇聯天然氣表現冷漠，完全不感興趣，這些董事們直接和間接控制著魯爾燃氣公司40%的股權，但是董事會主席赫伯特·舍爾伯格想改變這種局面。

舍爾貝格是德國和歐洲天然氣行業最舉足輕重的人物。大學畢業後，他在明斯特（Münster）帝國就業辦公室以律師的身份開始了職業生涯，兩年後成為了魯爾燃氣公司的法律顧問，從此與天然氣行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儘管二戰時期他和所有的德國年輕人一樣加入了德國軍隊，但是戰爭一結束他就回到了魯爾燃氣公司，繼續擔任法律顧問。

正是由於他堅實的法律背景和對戰後德國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1954年他成為了魯爾燃氣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特別是在1961年之後，他被任命為董事會發言人，與媒體打交道的經歷拓展了他的視野，來自媒體的各種聲音也讓他了解到德國民眾和政府對能源的需求和看法。

他和賽德爾一樣對煤炭工業不看好，從1960年開始他就致力於推動魯爾燃氣從煉焦的煤氣公司發展成為歐洲最大的天然氣公司，他希望通過清潔的天然氣，實施他的新能源政策，為能源供應多元化創造條件。

1965年他成為了魯爾燃氣的董事會主席，1966年與荷蘭天然氣購銷協議的談判奠定了他在魯爾燃氣公司的領導地位。

當Alto·賽德爾向聯邦政府提出申請，由巴伐利亞直接與蘇聯談判進口天然氣的時候，舍爾伯格的鬥志被挑起了。他永遠也不會忘記兩年前與南德意志燃氣公司的那場爭鬥，像海德堡一樣，德國南部大多數城市是從地區性燃煤天然氣廠獲取天然氣，幾乎所有的原料都來自魯爾煤礦，高昂的運輸成本讓斯圖加特的工廠和家庭無法承受，正是因為自己的果斷決策，燃煤天然氣廠被停工閒置，潔淨而又便宜的天然氣替代燃煤天然氣。

舍爾伯格用九千萬馬克的巨大投資，打敗了南德意志燃氣公司,贏得了巴登和符騰堡兩個地區的燃氣市場。那是一場煤氣與天然氣的爭奪，現在的巴伐利亞完全不同於那個時候的巴登和符騰堡，賽德爾和他使用的是同一樣東西——天然氣，只是進口渠道不同。

在舍爾貝格的眼裡，如果巴伐利亞直接進口和分配蘇聯的天然氣，他將失去的不僅僅是巴伐利亞的市場，巴伐利亞相鄰州和相鄰國家的市場，甚至自己壟斷的北方市場都將受到挑戰，魯爾燃氣公司必須要保護自己的領地，拓展自己的發展空間，他要像進軍巴登和符騰堡一樣進軍巴伐利亞。

舍爾伯格立即向經濟部表明態度，魯爾燃氣公司願意參加進口蘇聯天然氣的談判。魯爾燃氣公司態度的轉變，是蘭茨克最希望看到的結果，他知道拜仁燃氣公司的體量太小，一旦蘇聯停止供氣，拜仁燃氣公司的管網內管存氣的容量太小，根本無法應對蘇聯的突然斷供，而且拜仁燃氣還從來沒有跟外國公司打過交道，根本沒有國際商務談判經驗，不具備與蘇聯進行談判的基本條件；魯爾燃氣公司完全不一樣，他們已經形成了覆蓋除巴伐利亞以外的整個德國北部的天然氣管網，管網內的管存氣容量大，可以短時間地保證使用者的用氣需求，同時魯爾燃氣公司幹線管網與荷蘭的氣田相接，完全可以保證短期的用氣波動，而且他們在與荷蘭的天然氣貿易談判中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國際商務談判經驗，有一支能夠勝任與蘇聯談判任務的商務團隊。

蘭茨克也知道Alto·賽德爾從1967年開始就已經在有意發展與經營同蘇聯方面的聯絡，幾年的交往，讓他與蘇聯建立起了相當不錯的信任關係，特別是他與蘇聯外貿部部長尼古拉·帕託利切夫的私人關係。

蘭茨克認為，如果Alto·賽德爾能夠拋開巴伐利亞州自成一體的狹隘地方主義思想，與魯爾燃氣公司合作，這將是一個完美的團隊。

蹩腳的談判組合

蘭茨克決定遊說Alto·賽德爾，1969年5月中旬，他帶著經濟部的國務祕書克勞斯·馮·多赫南伊和魯爾燃氣的代表從波昂飛抵慕尼黑，但是蘭茨克的慕尼黑之行沒有取得他想要的效果，賽德爾接受了蘭茨克與魯爾燃氣合作發揮各自的優勢、形成合力與蘇聯談判的構想，卻不願意接受魯爾燃氣的領導。

蘭茨克向他展示的魯爾燃氣作為牽頭人的優勢並不具備說服力，反而讓他看到了蘇聯天然氣進入德國以後，會加強魯爾燃氣的壟斷地位；魯爾燃氣也沒有看到賽德爾與蘇聯官方的特殊關係，因此也不想通過賽德爾牽線搭橋與蘇聯聯絡，他們決定放棄與巴伐利亞的合作。

不久以後，舍爾伯格召見了蘇聯駐科隆的貿易代表斯坦尼斯拉夫·沃爾奇科夫，提出魯爾燃氣代表德國每年從蘇聯進口10-50億立方天然氣的用氣計劃，他對沃爾奇科夫說，他將親自帶領魯爾燃氣公司代表團去莫斯科談判，並且希望與蘇聯天然氣工業部副部長索羅金談判。

赫伯特·舍爾伯格的這次行動讓蘭茨克十分惱火，他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如果魯爾燃氣公司與拜仁燃氣公司的矛盾不解決，德國的燃氣工業將各自為戰，無法形成合力與蘇聯進行有效的談判，他必須從政府層面而不是企業層面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一次效率極高的會議，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雙方確定了首次談判的時間和地點——1969年6月20日，維也納。

但讓人感到吃驚的是，直到預定談判日期的前兩天，德國方面關於此次談判的負責人和參與人員仍未明確，莫斯科始終沒有收到德國方面關於此次參加談判代表團的人員名單，顯然魯爾燃氣和巴伐利亞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似乎巴伐利亞更為積極，莫斯科最先收到的是巴伐利亞經濟部發來的“最終參會名單”的電報，這份“最終參會名單”裡壓根兒就沒有魯爾燃氣代表的名字；魯爾燃氣公司卻一直在與蘇聯駐科隆的貿易代表斯坦尼斯拉夫·沃爾奇科夫聯絡，科隆方面傳來的訊息是魯爾燃氣公司將是維也納談判的主力，來自巴伐利亞和波昂完全不同的資訊，讓莫斯科感覺到一頭霧水，他們不知道他們是否需要面對兩個談判主體、進行兩場獨立談判。

一波三折的談判

當蘇聯代表團如期抵達維也納的時候，尼古拉·奧西波夫意外地發現，舍爾伯格領導的魯爾燃氣代表團和賽德爾領導的巴伐利亞代表團同時出現在談判會上，會談從技術層面拉開了序幕，雙方就天然氣的組分品質標準和計量標準很快達成了共識，然後進入管道線路路由的話題，雙方認為由於奧地利的介入，讓天然氣調配的協調變得更為複雜，似乎從捷克斯洛伐克過境奧地利、從南面進入德國的線路不再具有優勢，於是雙方的目光開始聚焦到從捷克斯洛伐克直接進入巴伐利亞的線路方案。

經過比較，北面巴伐利亞福雷斯特的一個小村莊——德豪斯成為了一個理想的入境點。達成技術層面的共識似乎比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沒有太多的分歧，也沒有太多的爭論，現在雙方要面對的是複雜棘手的商務問題。

作為魯爾燃氣的掌門人，舍爾伯格知道燃氣價格談判將是一場較量，每一分錢帶來的效益或者損失都將是巨大的。他心裡有一杆秤，那就是他從北面進口天然氣與荷蘭達成的價格協議，荷蘭在邊境向德國交接天然氣的價格是0.56芬尼（100芬尼等於1馬克）/百萬大卡（熱值單位），他認為蘇聯的天然氣價格應該低於荷蘭天然氣的價格水平才有競爭力，因為蘇聯的天然氣還不能穩定供應，而下游使用者的用氣量是穩定的，為了應付蘇聯間歇式的供氣帶來的不穩定，德國必須通過荷蘭的天然氣來平衡，還因為天然氣的計量問題，蘇聯用的是體積計量標準，而德國向下遊使用者銷售時採用的是熱值標準，他需要增加額外的投資來解決這一矛盾，所以，他給出了低於0.56芬尼/百萬大卡的價格。

作為蘇聯貿易部的副部長，尼古拉·奧西波夫心裡也有一杆秤，他主導了與奧地利達成的天然氣貿易價格協議，他告訴舍爾伯格說，奧地利石油集團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奧地利邊境向蘇聯支付的天然氣價格是0.614芬尼/百萬大卡。

因為修建從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德國的管道還需要增加額外的費用，奧西波夫建議在奧地利的價格基礎上再加0.05芬尼/百萬大卡。

超過17%的價格差距，對於雙方來講都是巨大的，舍爾伯格完全不能接受，他告訴奧西波夫，即便是和石油相比，蘇聯的天然氣價格也沒有競爭優勢；奧西波夫拒絕讓步，他在算計遙遠的西伯利亞天然氣氣田開發和數千公里管道建設需要的巨大投資，價格談判無果而終，雙方約定十天之後再談。

訊息很快從維也納傳回了波昂，在經濟部的國務祕書克勞斯·多赫南伊看來，天然氣價格將決定專案的成敗，他需要從政府層面施加影響，於是他緊急召見蘇聯大使察拉普金，但是察拉普金的話幾乎把他鎮住了，察拉普金說，“德國的價格理念是符合情理的，蘇聯不願意，也許還不可能，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考慮天然氣的價格。”多赫南伊這才明顯感覺到，價格談判已經不是一場普通的定價機制較量，而是一場不同國家政策體制的較量。

7月9日，奧西波夫和索羅金如約來到了德國，在開始與魯爾燃氣和巴伐利亞談判之前，蘇聯這兩位重量級的人物專程訪問了波昂，又反過來做多赫南伊的工作，他們向多赫南伊抱怨魯爾燃氣的強硬態度，他們希望從德國政府層面開啟缺口，但是老練的多赫南伊巧妙地維護了舍爾伯格的定價策略，他說目前市場上可供選擇的天然氣資源很多，比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還有英國的北海，他們對德國市場都釋放了合作的意向，但是就他本人而言，更趨向於進口蘇聯的天然氣，不過聯邦德國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天然氣的進口和銷售價格是由企業根據市場的需求來決定的，政府是不能干涉的，他願意搭起東歐和西歐連線的橋樑。

索羅金堅信目前的天然氣液化技術並沒有被普遍採用、海底管道敷設成本依然很高，所以在後來幾天的價格談判中，蘇聯並沒有做出讓步。

蘇聯的強硬態度和舍爾伯格的談判技巧，讓賽德爾開始接受舍爾伯格作為談判團隊領導者的角色，他放棄了巴伐利亞直接從蘇聯進口天然氣的想法，轉而支援魯爾燃氣代表德國從蘇聯進口天然氣再配送到巴伐利亞的方案，這次談判仍然是無果而終。

1969年8月，第三輪談判在莫斯科舉行，天然氣價格仍然是這次談判的主題，舍爾伯格說，荷蘭邊境到德國使用者的平均距離是75公里，而蘇聯相應的距離則達到了150公里，至少增加了0.05芬尼/百萬大卡的管道運輸成本，而且從西伯利亞過來的天然氣經過數千公里的管道抵達捷克斯洛伐克，免不了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技術問題，導致天然氣斷供現象發生，魯爾燃氣為了處理這樣的應急事故，一定會發生額外費用，保守估計也有0.02芬尼/百萬大卡，如果把這些額外的成本都算上，德國在邊境能夠接受的天然氣價格應該是0.44芬尼/百萬大卡，魯爾燃氣給出0.5芬尼/百萬大卡的價格應該是一個相當大度的價格。

三輪價格談判，讓蘇聯不得不考慮價格基準，是以奧地利邊境交氣價格為基準，還是以荷蘭天然氣價格為基準？索羅金知道在荷蘭與歐共體剛剛簽訂的天然氣框架協議中，歐共體主要國家已經明確了德國-荷蘭邊境的天然氣交接價格將作為歐共體進口天然氣的參考價格，這是歐共體所有國家認可的價格，而德國正是他開啟歐洲天然氣市場的大門，他不再堅持奧地利邊境交氣價格，轉而提出用烏克蘭境啟輸點（天然氣長輸管道的起點）和荷蘭啟輸點的相同天然氣價格來進行測算，這一次他給出了0.53芬尼/百萬大卡的價格。

相對遙遠的西伯利亞而言，烏克蘭和荷蘭的距離沒有數量級的差別，這個價格讓賽德爾開始動心了，他悄悄地跟舍爾伯格說，0.6芬尼/百萬大卡的價格對巴伐利亞邊境交氣而言，確實有點高，但是如果這個價格放在慕尼黑還是可以接受的。

賽德爾的態度讓舍爾伯格有了信心，因為當前進口蘇聯天然氣主要是用在巴伐利亞，所以他立即給出了0.525芬尼/百萬大卡的價格，雙方的價格差距從17%縮小到了1%，而且雙方初步達成協議，確定了每年50億方的輸量，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成功的希望似乎就在眼前。

但是，奧地利傳來的訊息無疑給這次成功的談判澆了一盆冷水，“因為技術原因，蘇聯給奧地利石油集團的天然氣供應已經停止三天”，訊息說，“蘇聯到奧地利的天然氣還將繼續停輸。”這是舍爾伯格預料到的，所以他在這次談判中還專門談到了斷供問題，他向蘇聯方面提出，“斷供不得超過三個小時”。

具有相對控股權的埃索和殼牌董事們抓住了這次機會，迅速向舍爾伯格發動了攻勢。實際上，埃索和殼牌一直在設定障礙阻止魯爾燃氣與蘇聯的談判，在六月份的第一場談判前兩天，殼牌公司負責德國業務的總經理專程趕到波昂，告訴德國經濟部的官員說，“德國天然氣生產商的態度是一致的，我們反對進口蘇聯天然氣”。

根據1969年第33期德國《明鏡週刊》的報道，埃索和殼牌以及美孚石油擁有80％以上的聯邦德國探明天然氣儲量，而且他們還控制著龐大的荷蘭氣田，這個氣田正是聯邦德國大部分進口天然氣的來源，進口蘇聯天然氣顯然會侵蝕他們在德國的利益。

六月份的第一場談判似乎點燃了埃索和殼牌的憤怒，他們幾乎要把魯爾燃氣的董事會開到聯邦德國的經濟部，埃索德國公司總經理德克·德·布呂涅和殼牌德國公司總經理埃米爾·克拉茲穆勒拽著舍爾伯格去經濟部面見多赫南伊，他們要讓德國政府給一個說法。

布呂涅對多赫南伊說，德國有足夠的天然氣資源，不僅僅能夠滿足德國天然氣的需求，而且還能填補蘇聯出口到德國的石油不足造成的缺口，多赫南伊關於“政府希望實現天然氣供應渠道的多元化”的迴應似乎激起了克拉茲穆勒的憤怒，他說，“如果德國政府堅持進口蘇聯天然氣，埃索和殼牌將不再接受德國石油進口配額，我們將向德國市場全面傾銷我們的石油，我們不僅要讓蘇聯的天然氣徹底喪失競爭力，而且還要迫使蘇聯的石油離開德國市場”。

多赫南伊不能容忍埃索和殼牌對政府的挑戰，他立即結束了這次會議，當然也讓魯爾燃氣董事們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蘇聯對奧地利的天然氣斷供危機讓埃索和殼牌抓住了把柄，原定於1969年10月22日與蘇聯的談判被迫推遲。

埃索和殼牌的行動再一次讓德國政府感到憤怒，席勒向政府建議，如果談判不能進行，政府應該增加採暖燃油稅，“我們可以讓這些大企業感到一點疼痛……”

政府層面的導向

正當各方一籌莫展的時候，維利·勃蘭特出任政府總理，埃貢·巴爾主導的“新東方政策”被強勢推出。席勒不會忘記，在蘇聯外貿部部長尼古拉·帕託利切夫4月下旬出席在漢諾威舉辦的德國工業貿易展覽會後，勃蘭特給他寫信說的那段話，“尊敬的同事席勒，我認為，（跟蘇聯）談話的積極成果，首先應該是在商業領域，然後才能到政府層面，這一點對於德蘇關係至關重要”。

目前擺在他面前的蘇聯天然氣貿易專案是連線聯邦德國和蘇聯關係的紐帶，他不能再猶豫，他立即把埃索德國公司總經理德克·德·布呂涅和殼牌德國公司總經理埃米爾·克拉茲穆勒叫到他的辦公室，告訴他們，“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協議，它的締結是基於我們的國家利益”。

在席勒的強力推動下，1969年11月27日，談判重新拉開序幕。這次談判非常順利，天然氣的價格被鎖定在0.5198芬尼/百萬大卡，從西伯利亞通過蘇聯的主要工業區連線到歐洲的世紀管道將開始建設，德國將提供120萬噸的鋼管，總價值8.95億德國馬克，德國還將提供壓縮機等關鍵裝置，管道建設週期確定為六年，這個合同將給德國帶來13.2億馬克的收入，德國將為這13.2億馬克鋼管和管道裝置提供85%的銀行信貸。

雙方約定1973年10月1日開始供氣，供氣量為50億方，第一次調整被確定在1975年4月1日，正式合同將在1970年2月1日簽署。

正如勃蘭特在他的《會見與思考》自傳體一書中回憶蘇聯總理柯西金說的那樣 ，“歐洲的安全是開啟世界和平的鑰匙，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在歐洲爆發，歐洲的中心問題是蘇聯和聯邦共和國的關係”。

為了找到這把金鑰匙，勃蘭特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1961年還在他第一次作為總理候選人發表“施政綱領”的時候，就提出“我們必須開闢歐洲合作的道路，使東西方連線在一起”，在他出任外交部長後不久，他在一次黨的會議上提出“德國需要同波蘭和解”，他開始與華約國家一個一個的接觸、建立外交關係，希望取得各個華約國家單獨諒解，但是幾年的外交部長的經歷讓他明顯感覺到，孤立在華約陣營佔有絕對領導地位的蘇聯的想法是錯誤的，尤其是把類似於談判德國統一這樣的政治問題，作為尋找“和平的鑰匙”更是愚蠢的。

蘇聯對待聯邦德國的態度一直是強硬的，勃蘭特回憶說，1969年當具體問題取得進展的時候，“貿易擴大了，首先是那筆輸氣管道的交易成功了，一項航空協定簽字了。蘇聯政府對放棄武力的全部有關問題的具體討論才表示興趣”。

經濟貿易是德國緩和與蘇聯關係的關鍵環節，天然氣貿易合同，才是勃蘭特開啟東方陣營大門的金鑰匙。

（《巴伐利亞的石油洪流》、《巴伐利亞的紅色火種》和《聯邦德國燃燒的激情》三篇文章，管雪鷗先生提供了德文資料和翻譯，樑筱筱女士進行了校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