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在荷蘭海牙國際法庭正在進行一場舉世矚目的特殊庭審，控方是甘比亞司法部長巴·塔馬布，辯方則是自帶流量的緬甸領導人昂山素季。

這兩人有什麼私人恩怨嗎？沒有！他們是分別代表各自的國家出庭，然而西非的甘比亞和東南亞的緬甸從地理位置上八竿子打不著，又能有什麼恩怨呢？

根子還是因為羅興亞人的事，這在西方輿論的製作下，已經成為種族滅絕事件。甘比亞雖然地處非洲，但它的國民主要是穆斯林。據稱，由甘比亞發起的指控緬甸涉嫌對羅興亞人種族滅絕的訴訟得到了伊斯蘭合作組織57個成員國支援。

而這起訴訟也和巴·塔馬布個人有著比較大的關係。巴·塔馬布曾在英國修讀法律，2003年他加入聯合國的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參與調查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成功起訴多名主犯。去年5月他臨時代替外長到孟加拉國出席伊斯蘭合作組織年會，跟隨代表團探訪羅興亞人難民營，聽到羅興亞人向他哭訴“緬甸軍人的暴行”，感受非常深，因此積極推動了這場訴訟。

海牙國際法庭開庭首日，昂山素季在傾聽

昂山素季親自去為緬甸辯護，讓國際輿論主要是西方輿論大感驚訝！昂山素季並沒有義務對國際法院提起的訴訟做出迴應。但是，她非但沒有保持低調，反而在公開場合直面“嚴厲的指控”。英國《泰晤士報》評論稱，這對昂山素季是一個“危險的策略”，會引發國際社會（不就是西方社會嗎）對她更大的厭惡和敵意。

既然如此，昂山素季為什麼要去呢？有分析列舉了幾個原因：1，可能為“討好緬甸的將軍們”，以推進昂山素季的政治議程。2，為了在明年大選前提高她在國內的支援率。3，昂山素季篤信緬甸官方的說法，即緬甸武裝部隊並不存在種族清洗或滅絕的行為，只是對“恐怖襲擊”做出了合理的反應。

在我看來，第三種原因更符合實際。自羅興亞事件出現以來，昂山素季的態度是一以貫之的，也因此與西方的親密關係徹底破裂。昂山素季一直否認緬甸軍方對羅興亞人實施了大屠殺，並否定了聯合國2018年就此進行的一個調查報告，她為自己與軍方的關係辯護，她的理由是西方人根本不懂得羅興亞人生活地區的社會政治現狀。

現在，這件事就成了一個羅生門，昂山素季和巴·塔馬布（實際主要是西方輿論）講述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該信誰的？從西方人權精英的一貫表現來看，他們誇大其詞的可能性更大。昂山素季本人也是西方推上神壇的人權鬥士，道德楷模。為什麼現在昂山素季的話，他們也不信了呢？不但不信，還惱羞成怒，不但把昂山素季拉下神壇，還要把她推到骯髒的坭坑裡。西方媒體形容昂山素季這次出庭辯護，是從“人權鬥士”淪為“大屠殺辯護者”，無論是“人權鬥士”還是什麼“大屠殺辯護者”，都是西方輿論一廂情願單方面貼上的標籤。這種西方輿論變魔術般描繪出的巨大變化，實際上根本不存在。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評價昂山素季和西方的關係，現在看仍有解釋性。從一開始，西方和昂山素季的關係就是不對稱的、不平等的。西方用自己的標準、好惡，再摻上利益盤算，塑出了一尊叫昂山素季的神像。這尊神和昂山素季本人有距離，但最初西方和昂山素季都可各取所需，即使心知肚明也不會道破。客觀地說，如果沒有西方的政治和輿論影響力，很難想象昂山素季能登上緬甸政治的巔峰，這也是西方軟實力的強大之處。不過，當民盟和昂山素季取得政權，要實際治理這個國家的時候，神像（代表西方的原則、期待和利益）和昂山素季本人（代表緬甸的國情和利益）之間的差別就成了一個不可迴避也難以化解的現實問題。

西方的標準是簡單的，也是自我的，西方人堅持標準的態度是強硬的，甚至是蠻橫的，不願顧及他人的感受和利益。但緬甸的國情卻是極其複雜的，民族眾多，經濟基礎十分薄弱，軍方、部族武裝的利益都需要平衡。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成熟的政治家，必須全域性考慮綜合平衡，昂山素季選擇在羅興亞人問題上採取慎重態度。於是，她和西方之間早就埋下的結構性矛盾就遮蓋不住了。其實即使沒有羅興亞人問題，這個矛盾遲早也會浮出水面。這類結構性矛盾，在西方和不發達的非西方國家之間大範圍存在，或隱或現。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軟實力的侷限性。

西方社會因為期待落空而失望，緬甸也面臨同樣的失望。長年遭受西方制裁，讓緬甸民眾切身感受到與西方交惡的代價是沉重的。反之也因此對與西方緩和關係抱有很高的期待，也可以說是過高的期待。在民盟剛贏得選舉後不久，我去緬甸採訪，當時有兩個很深的印象，一是很多緬甸人認為，只要和西方的關係一改善，緬甸的狀況會很快柳暗花明；二是緬甸上下對中國有著很深的懷疑防範心理。不難看出，這二者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絡。

緬族和羅興亞人的矛盾由來已久，盤根錯節。緬族佔緬甸人口70%，信仰佛教。緬族和羅興亞人存在民族的隔閡、宗教信仰的不同，以及現實利益的摩擦，如果用一個簡單化的標準去判斷他們之間極其複雜的問題，一定失之片面。在我看來，西方中心主義導致傲慢，傲慢必然導致判斷力和洞察力退化，最後的結果就成了西方是否錯看世界的問題。種種因素制約下，昂山素季恐怕是很難和西方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