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20年美國大選結果已明，但現任總統特朗普遲遲不承認敗選。共和黨大佬出來站臺，認為翻盤可能性不大，但應給他申訴的機會。從2016年特朗普當選起，很多美國人就不接受這位非建制派總統。特朗普執政特立獨行，反對建制派和自由主義，要確保經濟復甦，堅持與他國開展對等貿易，強化美國的軍隊建設，迴歸美國精神，目標是保持“美國優先”或“美國第一”。作為政治素人，其崛起源於美國社會極化和國際秩序演進。目前民主黨人拜登雖然贏得了大選，但特朗普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和現象，會繼續影響美國內政和外交。
【關 鍵 詞】美國 美國大選 美國內政 特朗普主義 中美關係
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截至2020年11月20日，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共獲得79405357張普選票，現任總統特朗普獲得73535969張選票。不論是當選者還是敗選者，兩位候選人的得票數均創造了美國選舉歷史的新高。當談到特朗普不承認敗選的問題時，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指出，不應該對特朗普總統進行說教，以及讓他立刻並愉快地接受這個選舉結果，因為想讓他接受這個結果的那群人可是花了4年時間在拒絕承認他贏得上次大選的合法性。媒體認為，美國已分裂為兩個國家：一個是支援特朗普的美國，即民粹主義的美國；另一個是支援拜登的美國，即重新迴歸自由主義的美國。它們的共識是特朗普已去，但“特朗普主義”將延續。
對於特朗普來說，承認敗選的確是件難事，他堅持保留其政治遺產——特朗普主義（Trumpism）。2019年初，英國《金融時報》發表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hman）的評論，指出“特朗普時代將持續30年”，認為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和英國脫歐代表國際歷史新週期的開始。作為一種思潮或理念，特朗普主義仍影響著美國的內政和外交，影響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
一、特朗普主義的起源和含義
“特朗普主義”指由特朗普本人及支持者推崇和信仰的非傳統政治理念。“特朗普主義”一詞最早可追溯到2015年7月，即特朗普宣佈將參加總統選舉的時候。當時的參選人裡克·佩裡（Rick Perry）描述特朗普主義，指出“它集有毒的煽風點火、居心不良和謊言連篇為一體，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它將把共和黨引向毀滅。”2016年開始，共和黨內辯論開始，《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出版多部關於特朗普主義的書籍。12月，賽斯·米爾斯坦出版《特朗普主義》一書，把特朗普的演講、社交媒體推文和書籍集為一體，以顯示特朗普的邏輯錯亂、粗魯、傲慢和進攻性。美國史學家喬治·納什（George Nash）把特朗普主義定義為：從傳統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中產生的“新的、更加憤怒的民粹主義”，始於上世紀90年代，與20世紀90年代後保守主義所倡導反干涉、反全球化、限制移民和“美國優先”世界觀相似。
關於什麼是特朗普主義，目前學術界和媒體眾說紛紜，褒貶不一。《大西洋月刊》主編傑弗裡·戈德堡（Geffrey Goldberg）指出，它是分層次的理念，其正面是塑造美國實力，包括“我們是美國”“持續動盪將為美國創造優勢”“無敵無友”，反面是反奧巴馬主義。他認為特朗普主義正在破壞西方同盟，造成美國的衰落。吉迪恩·拉赫曼則把特朗普主義歸納為：經濟至上；重視國家而非國際組織；確定國家身份的是文化或民族，而非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強調“勢力範圍”，而非國際義務。總之，特朗普主義表現出二元化的政治訴求：一是追求美國從全球事務中脫身，集中力量提升國內的綜合國力，以經濟民族主義來對抗全球化程序給美國帶來的不利影響；二是試圖透過無盟友的國際關係，維護美國的全球範圍霸權。美國不再追求全球範圍內複雜的聯盟體系，不在全球建軍事基地，並從國外撤回軍隊。
特朗普主義和民眾的支援相得益彰。由於特朗普主義符合國內部分民眾的利益和訴求，不管特朗普做錯了什麼或說錯了什麼，民調支援率一直保持穩定。特朗普堅持平民主義立場，強調移民和貿易問題，把白人藍領工人稱之為“被美國遺忘的人”，他把“美國優先”當成保守主義運動的核心信仰，聲稱“我們運動的核心信仰是把一國公民放在第一位”。特朗普主張減少政府開支、打擊非法移民、啟動“鐵鏽帶”（Rust Belt，泛指工業衰退地區）產業、擴軍備戰。因此，很快佔據了共和黨內選舉的舞臺中心，其支持者主要是來自“鐵鏽帶”的藍領工人、受教育層次較低的白人和鄉村居民等。
二、特朗普主義的表現特徵
特朗普主義的特徵既包含共和黨的特有傳統，又吸納了時代的內涵，是完全區別於歷史上任何美國總統以及執政團隊主張、理念的思潮和實踐。
（一）高調反建制派，巧妙地利用民粹主義
在特朗普看來，美國的政治生態已經被黨派對立、族群衝突和精英的侃侃而談所毀壞，普通民眾的利益和生活被忽視，這違背美國的建國初衷。特朗普主義的重點動員物件是社會中下層階級。當中美貿易戰觸及美國豆農時，特朗普做出的反應：一是藉機恫嚇美國農民，強調中國正搶走他們的生計；二是向豆農提供了160億美元的補貼。貿易戰前，美國每年向中國出口約價值140億美元的大豆。此舉贏得了美國農民對特朗普發起對華貿易戰的支援。
民粹主義是美國底層社會向權貴發起挑戰的工具。特朗普本身並非來自草根階層，但他拾起民粹主義旗幟，以吸引選民，贏得他們的支援，成為這些族群的代言人。在共和黨內，反移民、反自由貿易一直是其主流訴求。在特朗普治下，共和黨人為爭誰更特朗普化，放棄傳統理念，如控制政府開支、減少財政赤字、強化同盟體系等，而變得我行我素。
民粹主義把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和選民基礎推向極端，使其核心信仰發生變異，即一切皆為“美國第一”。特朗普“推特治國”執政模式則加速了這場轉型。特朗普主義和民粹主義相互利用，均有各自的政治利益，一方面讓中下層民眾找到了帶領他們洩憤的領導者，另一方面，又讓特朗普得到了選舉的穩固支持者。這使選舉政治中的美國形成了陣營清晰、主張不同、對立嚴重的社會結構。
（二）反對全球化，迴歸美國孤立主義傳統
特朗普反對全球化，認為全球化是少數跨國公司操縱精英政治，利用國家機器為資本擴張全球疆土，而本土藍領工人的崗位隨著全球化被轉移到其他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結果是白人越來越窮，國家越來越衰弱。特朗普政府還反對非法移民，反對少數族裔平權運動，認為這些人是“插隊的人”，這些人的存在是對其他公民不公平的表現。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推進全球化程序的主體。全球化程序為美國創造了巨大財富，但導致貧富差異擴大。參與全球化的人（主要是資本擁有者）獲取了大量利潤，沒能力參與者則淪為全球化的受害者。全球化還引起了產業轉移，但舊的產業轉移出去後，新的產業並未形成，造成傳統制造業的衰退。美國產業重點向金融和服務領域轉移，但這些領域不可能為中產階級以下的民眾提供增加財富的機會，而且由於技術的進步，還使這些中產階級民眾失去了更多就業機會，使得美國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下降。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促使反全球化傾向發酵。很多民眾把這一結果歸咎於全球化，表現出日益強烈的排外主義、保護主義、本國優先主義。他們希望在市場力量之外尋找社會的保護力量。特朗普主義敏銳地捕捉到這種社會變化，提出了迎合中下層民眾的反全球化政治訴求和主張。
入主白宮後，基於以下四個原因，特朗普政府退出一系列國際組織或安排。
一是美國逐漸失去國際話語權。隨著國際政治力量多極化趨勢的加快，美國在國際多邊舞臺上的聲音被廣泛地削弱。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中，美國無法把控這些組織的決策，雖然美國在很多國際機構中提供的經費最多，但在很多場合，這些國際組織和機構的決策不僅不能對美國有利，而且成了批評美國的平臺。2020年在退出世衛組織時，特朗普強調，是世衛組織把疫情政治化。他表示，美國花費了4.5億美元，但世衛組織對“我們不公平”。 話語權的旁落，讓美國不再願意出錢出力，以支援多邊框架下的交流活動。
二是將注意力轉向國內事務。冷戰結束後，美國先後發動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全球反恐怖戰爭，強化對中東和東歐的控制，在朝鮮半島製造摩擦，消耗國家財富。截至2020年11月15日，美國發行國債已超過27.257萬億美元，人均8.2萬美元。特朗普政府不希望再四面出擊，以使美國有時間休養生息。
三是出於個人政治利益考慮，選舉政治讓特朗普不得不下大力氣經營基本盤。特朗普利用白人對貧富差距和民主黨政治正確的不滿而催生出的民粹力量，把自己打扮成價值觀、宗教信仰的“帶頭大哥”，汙名化民主黨。他聲稱如果民主黨當政，美國就會由進步主義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激起了白人的危機意識和種族仇恨。即使外出參加競選活動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很大，這些白人也會堅定地支援特朗普。在他們看來，疫情終將過去，但“白人至上”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一旦失去，他們就不再是美國的主人。因此，兩黨推舉出候選人後，特朗普的民調結果雖然一直落後於民主黨候選人拜登，但他仍然獲得了7300多萬張選票。
四是重商主義決定特朗普政府對全球化趨勢的牴觸。“美國優先”口號意味著美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都回歸到“利益第一”的決策風格。在國際貿易方面，美國要把工人和本國利益放在首位，達成嚴格、公平和對等的協議，讓就業機會重新回到美國；一切從商業利益出發，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選擇主要就是為了維護美國的眼前利益，而對於長期的戰略安排，特朗普考慮得並不多。其結果是美國透支了多年積累起來的國際信譽，逐漸放棄對國際事務的領導權。美國學者認為，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將喪失美國領導亞洲地區經濟深度融合的機會，也會喪失為亞洲制定規則、遏制中國經濟發展的機會，甚至認為這是對美國領導地位的放棄，是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外交政策失誤之一。
（三）堅持反民權運動，強調身份認知
美國是移民國家，隨著各國移民的大量湧入以及美國出生率結構的變化，推動著美國宗教向多元化發展，對美國的傳統價值觀和社會政治秩序帶來了衝擊。而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權運動，使個人的權利意識增強，造成美國社會傳統與現代、宗教與世俗的衝突，在美國時常被問及的問題是：“做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
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引發對“美國到底是誰的美國”的認知焦慮。據估計，到2050年，美國的非拉美裔人口將由2005年佔總人口67%下降到47%；拉美裔人口從2005年的14%上升為29%；黑人仍維持在13%左右；亞裔人口將由2005年的5%上升為9%。拉美裔的湧入使盎格魯-薩克遜新教文化在美國的支配地位受到挑戰，以歐洲裔白人為主體的美國社會結構和認同面臨威脅，引發族群之間的衝突。對於長期佔據美國社會核心的歐洲裔白人而言，社會身份的失去會帶來“被剝奪”的刺痛感。於是，特朗普政府祭出“嚴控移民”的大旗，以滿足仍佔據美國人口多數的白人群體，讓特朗普成為現行族群結構的保護者。因此，擁護特朗普及其主義就變得毫無理性可言，只要能夠保護以歐洲裔白人為主導的美國社會，這些人就會站在特朗普一邊。
移民挑戰還來自宗教信仰危機。穆斯林移民的大量進入，引發美國社會對宗教、文化以及文明衝突的擔心，擔心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到美國本土。限制穆斯林移民是個敏感議題，但也是不容忽視的民意。執政後，特朗普採取了頒佈限制穆斯林的行政令、在美墨邊境建牆等措施。這些舉動不僅是出於對國家安全問題的擔心，更是他獲得民眾支援的手段。
（四）牴觸同盟存在，讓盟友手足無措
二戰結束後，軍事同盟體系成為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支柱。針對美國對同盟國提供大量軍事援助和人員培訓等行為，特朗普反覆強調，這麼多年來美國一直幫助其他國家建立強大的軍隊，而美軍卻逐漸走向衰落；美國在為其他國家紮緊邊境牆，而美國邊境卻千瘡百孔。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透露，特朗普甚至曾多次討論美國退出北約的問題。
其理由在於：一是冷戰結束後，美國出錢維繫龐大的軍事同盟不合時宜，盟國在“搭便車”，因此對盟國提出天價的駐軍費用成了特朗普總統的訴求；二是盟國意識到沒必要再像冷戰期間那樣對美國亦步亦趨，並表現出獨立行動，如歐洲國家一直在尋求建立歐洲軍團，獨立承擔歐洲的防務；三是把美軍撤回並減少對外軍事幹預活動，符合特朗普總統的競選承諾。
有鑑於以上理由，一方面，特朗普要求盟國加大國防開支，承擔更多的防務義務；另一方面，在安全防務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很少與同盟國協調一致出臺相關政策，而是自行其是。在2018年夏季的北約峰會上，特朗普提出美國正在考慮退出北約，因為軍事聯盟對美國意義不大，只是對美國的消耗。在他看來，盟國是“搭便車”的秘密競爭對手，西方聯盟既過時，又昂貴。美國國務院歐洲與歐亞事務前助理國務卿菲利普·戈登（Philip Gordon）指出，“我們所知道的大西洋聯盟已經死亡”，未來的美國政府即使贊同結盟理念，也無法恢復舊日聯盟。法國總統馬克龍則認為，北約已“腦死亡”。
而對特朗普的舉動首先做出反應的是美國軍方。特朗普與前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在撤軍問題上分歧嚴重。馬蒂斯戎馬一生，是特朗普首批選用的閣員之一。但是特朗普關注的是兌現競選承諾，提升自己的選情。軍方則代表傳統，不願看到美國與盟國的關係趨冷，從而損害美國的全球商業利益和霸權地位。2018年12月，馬蒂斯提出辭職，這是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最大的內閣成員變動，影響極為深遠。《紐約時報》評論稱，馬蒂斯的辭職信是對特朗普政府拒絕承認二戰結束後支撐起美國安全的聯盟關係發出的抗議。
2018年初，特朗普宣佈從敘利亞撤軍，遭遇國內勢力抵制，直到2019年10月，駐敘北部地區的美軍才匆忙撤出，拱手將其讓給了俄羅斯、敘利亞和土耳其，多年追隨美國打擊“伊斯蘭國”（IS）極端勢力的庫爾德武裝也被出賣。但沒過多久，美軍又把重灌甲部隊開進敘利亞東部地區，理由是保護那裡的油田，實際上是重返敘利亞。2020年11月，特朗普總統解除了國防部長埃斯珀的職務，兩人在撤軍問題上的爭議與前任馬蒂斯遇到的情況相似。接替他的米勒公開宣稱，要讓在國外駐紮的美軍儘早回國。
對於美國的自行其是，歐洲盟國的反應不盡相同。一是不得不增強自身防務能力，增強自主性，加大防衛支出。但效果不彰，歐洲至今尚未組成自己的軍團，以應對歐洲傳統和非傳統挑戰。二是堅持維護美國締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新歐洲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馬耳他和塞普勒斯）在這方面表現得更加明顯。美國看到老歐洲和新歐洲的不同訴求，把結盟重點放在新歐洲，波蘭、羅馬尼亞、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等都紛紛投靠美國。特朗普放棄民主黨和共和黨對自由主義的捍衛，而自由主義給世界帶來了70年的安全和繁榮。在特朗普治下，美國在國際上變得更加孤立、更不受尊重，其國內也變得更弱、更不安全。特朗普執政以來採取的一些列外交及安全政策，對美國的安全和國際地位造成了持久的損害。
三、特朗普主義產生的影響
法國曆史學家馬婭·坎德爾認為，“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的‘反自由主義’立場更傾向於民主黨人”，“但特朗普不是空想理論家，也不是文人，本質上他是個商人和藝人，讓其出名的不是財富，而是真人秀節目”，“還有其他人豐富和發展了特朗普主義。這些人包括斯蒂芬·班農，他在特朗普競選期間鼓吹特朗普一切皆對；還有移民顧問斯蒂夫·米勒以及克萊蒙特研究所”，“特朗普主義有土壤，這個土壤就是民族主義”，“它是一種反建制、反精英主義、民族主義、宗教保守主義以及反自由主義的雜糅”。應該指出的是，特朗普主義不完全依賴其本人，它集合了民族主義、宗教和反自由化的意識，要讓共和黨人的選舉策略適應擁護特朗普主義的選民需要。特朗普攪動了全美甚至全球格局。特朗普主義的產生有其時代背景，同樣也作用於各相關領域，其影響不會因特朗普總統的離任而結束。這種思潮不但影響美國內政，也會深度影響國際關係。
（一）特朗普主義讓共和黨經歷深刻改革
2016年大選特朗普勝出，是共和黨進入週期性改革的反映。2012年，米特·羅姆尼落敗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因此起草過改革方案(保守派稱其為“屍檢報告”)，建議在移民政策、少數族裔權益等問題上改變傳統立場，以吸引更年輕的選民。但隨著共和黨贏得2014年聯邦參議院中期選舉，共和黨內再也無人提及改革。
特朗普主義是美國憤怒與沮喪的產物。儘管特朗普沒有從政經驗和公共服務閱歷，但他正是利用了自己政治素人的風格，對共和黨進行了改造。共和黨的傳統立場包括支援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有限政府和道德絕對主義，特朗普則把共和黨引向了相反的方向，而他這種重塑得到黨內保守派和建制派的一致支援。2018年國會中期選舉後，共和黨人“抱團取暖”，對民主黨提出的議案、眾議院提出的彈劾案均給予回絕。兩黨間已無是非曲直和政治道義之分，維護特朗普的權威、保護共和黨形象及對民主黨施壓，成為特朗普治下美國政治的突出表現。
共和黨“特朗普化”日益明顯。透過減稅計劃、提名保守派大法官及個人施恩，特朗普成功使共和黨高層，特別是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接受了“行政支配立法機器”的現實。共和黨則完全把希望寄託在特朗普借極端言論和社交網路來動員支持者，根本無法把他們推開。對於2020年的共和黨敗選，也不會有人把責任推給特朗普總統，他已經成功地瓦解了共和黨建制派的傳統，使特朗普主義不會輕易離場。
拜登執政後將會竭力迴歸自由主義軌道，但特朗普執政四年，使得堅持“美國優先”“白人至上”等理念均已成型，難以抹去。他透過製造撕裂和依靠撕裂，牢固穩定住了自己龐大的支持者。其最大的政治遺產是透過四年打造，完成了該黨的“特朗普化”轉型，實現了民粹路線占主導地位的轉變。這一轉變必將得以延續，因為在共和黨內目前還沒有任何一種思潮能夠取代特朗普主義。
特朗普此次敗選，但並不會從美國政壇消失，也不會離共和黨而去，因為他仍擁有龐大的共和黨基本盤。最新民調顯示，支援特朗普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的選民大有人在，在接受民調的共和黨人佔66%、，在民主黨人中佔26%，在獨立人士中佔41%。在共和黨內更為明顯，54%的共和黨人支援特朗普2024年參選，其他提名的除現任副總統彭斯外無人超過10%的支援率。很顯然，特朗普仍擁有龐大的支援群體，這也是其宣示要參加2024年大選的民意基礎。未來，特朗普將長期是共和黨內的一股重要勢力，也是最大的聲音。很多人認為，特朗普敗選很大程度是受到不可抗拒的疫情所拖累，只是他時運不佳，而並非四年執政不力。未來很長時間裡，特朗普主義仍將是共和黨的招牌。
（二）特朗普主義修訂國際自由主義體系和規則
美國是二戰結束後國際體系的始作俑者，時至今日，美國對國際事務的掌控力已遠不及從前，但又難以轉變霸權心態，放下大國架子。特朗普對國際自由體系和規則的修訂原因如下：一是不再願意承擔廣泛的國際安全義務，試圖透過與其他國家重新劃分國際義務的方法來轉移和推脫美國的國際責任。首當其衝的是美國的盟友，特朗普總統是把美國與盟軍的安全合作當成一種僱傭關係。
二是把安全與經貿關係掛鉤，更看重商業利益。特朗普治下，美國重新與韓國簽署貿易協定；重新簽署北美自貿區協定。美國簽署協定時討價還價的過程，就是逼迫對手就範的過程。美國在與韓國重新簽署貿易協定之初，文在寅政府並不想妥協，認為美韓貿易協定已於2012年由兩國政府批准，是個不錯的貿易協定。但特朗普非常直接地告訴韓國，如果不重新簽署兩國貿易協定，美國將從韓國撤軍。在威逼利誘之下，美韓於2018年9月重新簽署貿易修訂協定，新協定規定美國的汽車和製藥公司將會得到韓國市場更多的份額。特朗普非常清楚，韓國在安全問題上還離不開美國。
三是讓全球治理迷失方向。特朗普政府不願意把財力和物力繼續放在全球治理上，上臺後廢除了該多邊協定。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特朗普政府採取消極態度，不與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國際機構和國家合作，其後果是極大地損害國際多邊抗疫機制。正因為缺乏大國間的有效合作，美國獨自為政抗擊疫情，使本來有可能控制的新冠病毒在美國全面傳播。美國撒手國際事務，讓國際多邊合作出現暫時的空窗期。即使拜登上臺後使美國重回《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特朗普對國際多邊機制合作的破壞或安排，都不能讓國際社會擺脫特朗普主義留下的陰影，這使美國重回舊路既沒了資本，也沒了路線圖。
四是不再遵守國際規範和法理。特朗普主義奉行“結果導向”的對外政策。他強調，美國將依據實際結果，而非僵化的意識形態來做出決定；美國將以經驗為準則，而非限於不變的教條；如果存在可能，美國尋求漸進改革，而非驟然干涉。由5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加德國與伊朗簽署的《伊核協議》是有關國家長達十多年努力的防擴散成果。在特朗普看來，這個協議不但沒限制伊朗走核武裝化道路，還威脅到美國的地區盟友以色列的安全。因此，特朗普提出退出《伊核協議》，完全不顧及美國政府的承諾和責任感。同樣，這種對國際法理和規則的破壞也不可能被美國新領導人所完全修復。
（三）特朗普主義破壞國際戰略穩定，大國進入戰略競爭時代
冷戰結束後，美國一直在尋找國際對手。老布什政府提出，美國贏得了冷戰，和平紅利讓美國享有“戰略縱深”，即從橫縱兩維看均無直接威脅。克林頓政府則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大規模地區戰爭、東歐民主程序倒退和經濟安全看作是美國面臨的四大威脅。小布什政府意識到美國面臨的威脅的變化，提出利用“均勢”原理平衡大國關係。2001年“001大國恐怖襲擊事件，讓美國轉向大國戰略的調整出現偏離。美國不得不與阿富汗塔利班、本·拉登的“基地”組織及“伊斯蘭國”極端勢力進行了長達10年的反恐戰爭。
特朗普主義在國際關係上的表現是迴歸大國競爭，競爭的主要物件是中國和俄羅斯。自2017年12月到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先後發表《國家安全戰略》等四份檔案，認為“美國將會對其所面對世界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競爭做出迴應”，“中國和俄羅斯挑戰美國的力量、利益，試圖損害美國的安全和繁榮，它們已決心讓經濟很少自由和公平，它們控制資訊和資料以壓迫自己的社會和擴大自身影響。”檔案指出，“國家間戰略競爭，而非恐怖主義，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關切”，宣稱美國繁榮和安全的核心挑戰，是“長期戰略競爭再現”，而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是俄羅斯與中國。
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戰略轉型直接影響到其對外政策的落實。而對華政策的轉變主要源於以下三種對華認知的變化。一是美國社會對華態度的變化，認為中國和俄羅斯在與美國爭奪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美國要與中、俄進行有區別的對抗。二是選舉政治的需要，特朗普總統需要進一步塑造近年來美國社會對華認知的焦慮感，以把話題引向中國，包括中國不守貿易規則、保護智慧財產權不力、剝奪美國就業機會等。從2017年8月開始的對華貿易摩擦遠超貿易赤字範圍，這是特朗普政府向中國示強的政治安排。三是國內保守反華勢力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如個人政治利益或集團商業利益，強化美國對華認知的焦慮。國務卿蓬佩奧之流鼓吹要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其手段包括：豎起意識形態這堵牆，號召“自由世界”國家與共產主義中國殊死較量；在貿易、人文、科技方面與中國脫鉤，擺脫對中國市場和貨物的過度依賴；不斷派出艦艇、飛機抵近中國南海等海域和空域施加壓力，並強化地區軍事同盟關係。這些認知變化造成中美關係急劇下滑。
拜登上臺後，其對華政策不可能脫離大國戰略競爭軌道，不會徹底放棄特朗普主義。拜登政府會強化意識形態和國際經貿關係對華競爭壓力；在人權民主、智慧財產權保護等領域也會建章立制，而非僅看短期結果，將從長遠角度規範和限制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安全領域裡的話語權；在安全上，拜登政府會強化美軍實力，著力與盟友加強合作，在西太平洋地區拉起包括日本、澳大利亞、韓國、菲律賓，甚至印度在內的準軍事同盟，限制中國軍力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總之，特朗普主義在夾縫中生根成長，短時間內改變了美國的內政和共和黨傳統，對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帶來了振動，儘管人們對特朗普主義眾說紛紜，評價不一，但其釋放的能量並沒因為特朗普離開白宮而結束。它對美國社會的撕裂、對美國政治規則的修訂、對國際關係的衝擊餘波仍將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