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10年代，民主和經濟危機時有發生，氣候惡化和貧困、國際關係和國家認同模糊、隱私和技術這些在本世紀初已經出現的危機，現在一個都沒解決，同時還產生了許多新的危機，其中一些是受歡迎的，比如舊的等級制度正在瓦解，而另一些則是災難。

危機十年

所有這些危機如此緊密地聯絡在一起，使得21世紀10年代似乎比此前的20年還要長得多。有時，一天的事件——英國脫歐、彈劾特朗普——比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頭十年的整整幾年都更戲劇化，同時也更讓人筋疲力盡。

英國曾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穩定、最漸進的民主國家之一。然而在這個十年裡，政黨匆忙地改變了他們的領導人和政策，甚至連整個政黨的指導哲學也改變了。12月12日的大選是十年來的第四次大選，而此前的30年也才選舉了4次。

對於英國而言，這十年彷彿是一場災難。21世紀10年代，一個世紀以來幾乎一直在增長的平均預期壽命停止了增長，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比拿破崙戰爭以來的任何十年都要慢，還有100多萬父母有工作的兒童陷入貧困，露宿街頭的人數增加了一倍多。21世紀初，倫敦的聖潘克拉斯車站（St Pancras station）是典型的英國公共場所之一：經過翻修後有漂亮的新商店、熙熙攘攘的食品銷售點，還有通往歐洲大陸的火車。然而自2010年以來，經過修復的維多利亞式涼亭裡住滿了睡在睡袋和帳篷裡的人。

同時，在某些方面，21世紀10年代的英國比以往的任何一個年代更可怕。過去，恐懼更多的是來自精英階層——政治家、商人——而非普通民眾，他們仍在享受著戰後英國相對平等主義和社會穩定的最後時光。現在，這種恐懼幾乎是普遍的。過去15年裡社交媒體網路的誕生，以及傳統媒體向不間斷新聞服務的轉變，讓民眾無法錯過任何一個可怕的事件。

美國社會評論家索爾尼特（Rebecca Solnit）在2016年寫道：“我們所經歷的變化，無論是美好的還是可怕的，都是驚人的。”21世紀10年代帶來的衝擊、叛亂和極端主義取代了中間派政治家和穩定的經濟增長，無多數議會、掌權的右翼民粹主義者、對政客的人身攻擊、俄羅斯對西方選舉的影響、年長的左翼分子激勵著年輕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十年前幾乎不可想象的情景現在已變得司空見慣，幾乎在意料之中。

同時，氣候危機讓世界更加暗淡。在今年的許多啟示類書籍中，也許最令人恐懼的是威爾斯的《無法居住的地球》（The Uninhabitable Earth）。它的章節標題包括熱死、飢餓、溺水、垂死的海洋、空氣汙染、野火、瘟疫、經濟崩潰、氣候變化。這本書預測了地球不久的將來，它將使讀者們從自滿中清醒過來。

在這十年裡，包括著名心理學家平克（Steven Pinker）在內的一群作家開始提出相反的觀點，他們聲稱，自21世紀初至今，世界各地的生活實際上和以往一樣好——在健康、財富、便利設施和普遍的和平方面都是如此。他們給出的許多積極的圖表都是令人信服的，但資料通常是2015年之前的，在那之後，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數在下降，死於戰爭和恐怖主義事件的人數正在上升。作為新樂觀主義者最喜歡的訊息來源之一，我們的資料世界（Our World in Data）網站今年不得不承認：“在某些方面，資料表明，世界正在變得更糟。”

人們學會了適應

應對混亂的一個方法就是接受它。在過去的幾年裡，一句簡短而平淡的句子在英國人的談話中隨處可見：“It is what It is.”通常，它的意思是：“我正在學著接受一些消極的東西。”這是一個期望越來越低的時代的箴言，許多人不再像戰後的前輩那樣，認為自己會比父輩更富有，能生活在一個更復雜、更公正的社會，生活在一個更友善的星球上。

另一種應對機制是逃避。21世紀10年代最能說明問題的大概是看電視這一休閒活動的“火爆”。把自己關在家裡，看著一部以另一個國家或另一個時代為背景的電視劇，電視裡有足夠的情節讓人沉浸其中。在這個收入受到擠壓的時代，電視劇可能是可以廉價探索世界的好辦法。

但更昂貴的逃避現實的方式也很受歡迎。劇院的作品承諾讓你置身於奇觀之中，從而達到“身臨其境”的效果——這是這十年來最受歡迎的宣傳用語之一。昂貴、耗油的運動型多用途車（SUV），在21世紀10年代的銷量迅速增長，這可能是因為司機們越來越希望被“抬高”，與街道隔離。與此同時，倫敦的奇爾特恩消防站（Chiltern Firehouse）等高檔餐廳越來越像舞臺佈景，它們的設計和編排如此完美，以至於用餐的人暫時可以不用面對外面的世界。

衣服變得越來越像繭：巨大的羽絨服、小毛毯大小的圍巾、羊毛帽子。在21世紀的頭十年裡，衣服和輪廓更瘦、更正式——緊身西裝、緊身褲——似乎人們希望抓住任何一個機會。在21世紀10年代，社會流動性似乎已經停滯，許多人習慣穿著溫暖、隨意的衣服，要麼呆在家裡，等著別人告訴他們要幹活，要麼在寒冷的天氣裡出門拿外賣。

在一個需要在亢奮工作和閒得發慌之間快速切換的工作世界裡，咖啡因是一種重要的“藥物”。21世紀10年代，咖啡館取代了商店和酒吧，成為最繁忙的室內場所。

另一種方法是瘋狂提升自己。廣受歡迎的《飢餓遊戲》系列小說和電影在2008年至2015年上映，講述的是一群殘酷的中年精英強迫年輕人互相競爭直至死亡的故事。“事情越糟糕，”美國散文家託倫蒂諾（Jia Tolentino）寫道，“一個人越被迫優化（自己）。”

還有一個現象是用於收集個人資料的新型消費裝置興起，如2010年首次上市的Fitbit追蹤器，意味著這種自我優化可以被測量，並與他人的努力進行比較，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一過程創造了一種新的等級制度。只有在如此關注自我提升和自我表現的十年裡，“運動休閒”才可能成為一個時尚類別，健美的手臂才可能成為那些從不需要體力勞動的人的有力身份象徵。

十年中的新運動

過去十年為新的政治運動開闢了空間，其速度之快是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未曾見過的。其中一些運動，如“我也是”（MeToo）和“黑人的生命很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是對由來已久的不公正的反抗，隨著新的數字網路的出現，這些運動被無限加速、放大了。而其他更右翼的運動，如英國脫歐運動，部分是由懷舊情緒驅動的：一種回到更慢、更簡單的英國的渴望。

21世紀10年代的所有新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已經改變了數百萬人的思維方式，無論是運動內部還是外部。另一個問題是，我們還不知道這種變化會有多持久，有多大影響。在女權主義的長期鬥爭中，“MeToo”可能成為眾多遭到強烈抵制的運動之一，也可能徹底改變男女之間的關係，以及女性對自己的看法。英國脫歐運動可能是一場短暫的民族主義浪潮，也可能是一股長期復興保守黨的力量。

這些運動大多帶有一種焦慮的、千禧年的性質——一種重大變革即將來臨的期待。這與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頭十年的政治相比，是一個巨大的轉變。

文化是政治性的

更悄無聲息的是，21世紀10年代也讓人們重新認識到文化是政治性的——幾十年來，大多數有創造力的藝術家和文化評論家都避免得出這樣的結論。現在，文學獎和藝術獎通常頒給那些作品帶有明顯政治色彩的人，比如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或者更微妙的，比如建築團體Assemble，他們在2015年因幫助重建利物浦一處破敗的地方而獲得特納獎（Turner prize）。

近年來，一些競賽開始受到關注，因為它們對種族、階級和性別問題的敏感性。儘管獎項本質上是精英主義的，但人們也越來越期望它們能促進整個社會的平等。這是20世紀90年代政治的一個矛盾特徵：人們對許多社會群體所遭受的不公正現象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有時也更願意糾正這些不公正現象，但與此同時，個人主義也在增強，人們越來越傾向於自我認同，尊重每個人的特定生活經歷。這些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傾向能否長期共存是十年來尚未解決的問題。

在我們生活的許多領域，21世紀10年代的變革並沒有我們通常認為的那麼大。2011年，音樂評論家雷諾茲（Simon Reynolds）出版了《追憶狂：流行文化對自身過去的沉迷》（Retromania： Pop Culture’s Addiction to Its Own Past）一書，該書講述了21世紀初懷舊的力量。他認為，數字技術非但沒有激發更多的創造力，反而讓藝術家的創作變得更加困難，也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現在，他們可以在網際網路的無限資料中漫遊，而不是想出新點子。

自從雷諾茲的書出版以來，21世紀10年代不斷增加的危機使得迴避現在而選擇過去變得更有吸引力。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的流行文化，如溫馨的電視劇《老友記》，再次大受歡迎。在我們這個經常向後看的社會裡，“時間本身似乎變得遲緩，”雷諾茲寫道，“就像一條河流開始蜿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