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控告遭遇性侵案中勝訴。法院裁定，被告山口敬之需向伊藤詩織支付330萬日元（約21萬人民幣）的民事賠償，同時駁回山口敬之的反訴申請。

裁決書中提及，原告“在沒有意識且嚴重醉酒的情況下，被迫在沒有采取避孕措施的情況下發生了性關係”，對此法庭表示，“我們承認原告直到今天仍在遭受記憶閃回和恐慌情緒的折磨。”這正是伊藤詩織在起訴時使用的起訴理由。

這是日本法院首次承認伊藤詩織是“被迫發生性關係”，在此之前，伊藤詩織兩次以性侵罪名向山口敬之提起的刑事訴訟均遭法院駁回。這也是日本法院第一次迎來公開出庭的性侵受害人，根據統計，只有四分之一性侵案件受害人會選擇報警，能獲得法庭受理的僅有其中的三分之一——勝訴案少而又少，有勇氣面對公眾者則是零。

為了出庭，伊藤詩織提前準備了一張寫有“勝訴”兩個字的紙，開庭前，在東京地方法院門外，她對蜂擁而來的國內外媒體說：

“今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我收到了來自全世界的許許多多條資訊，告訴我無論結果如何他們都會和我站在一起，因為我的行動有意義。”

伊藤詩織在向媒體展示寫有“勝訴”兩字的條幅 / 網路

黑箱

2015年4月3日，正在日本媒體TBS華盛頓分社實習的伊藤詩織為了工作簽證問題與時任分社社長的山口敬之一起吃了晚餐。喝了一些清酒後，伊藤詩織感到頭暈目眩，隨後失去了意識。

恢復意識時，她發現自己已在山口敬之酒店房間的床上，而侵犯仍在持續。那大約是早上五點，憤怒的伊藤詩織掙脫了山口敬之，並在尖叫和反抗後逃離了酒店。

幾個小時以後，她決定報警。

對於日本女性來說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舉動，社會的保守風氣與女性的羞恥感只是問題之一，更加直接的原因是日本的司法系統並不支援這樣的控告：

在日本，“強姦罪”幾乎只有在陌生人動用武力實施強暴的情形下才能成立。一旦受害人喝了酒或攝入了其他可能影響意識的藥物，法庭更傾向於將這種情況視為默許。

而日本法律所期待的“激烈反抗”幾乎沒有可能。在日語裡，就連面對加害者時，也要說“請（ください）”。人們預設，女性即使是遇見不講理的事情時，也應表現得像個女人，伊藤詩織同樣如此，即使是在發現自己遭遇性侵的那一刻，她說出的也僅僅是“止めてくだいさい（請停下）”。

山口敬之非常清楚這些，在事後發給伊藤詩織的一封電子郵件裡他寫道：“即使你堅持認為這是強姦，官司你也絕不可能贏。”

一切如他所料。從報警到起訴，伊藤詩織面臨的司法道路困難重重。因為她報警時沒有哭，第一次接到報警的警察甚至不相信她說的話。2016年7月，東京地方檢察院以證據不足的理由決定“不起訴”。

到此時，伊藤詩織已在反覆的詢問、質證和陳述中，將那天晚上發生過的一切敘述過無數次，但絕大多數日本公眾對此仍一無所知。

2017年5月29日，伊藤詩織做了許多日本人無法想象的事：她在一次公開新聞釋出會上宣佈自己將繼續上訴。這是日本首次有性侵受害者站出來面對媒體鏡頭，此案隨即轟動了整個日本。

2017年9月，東京檢查委員會投票宣佈維持不起訴決定，因為“沒有正當理由推翻不起訴”。

伊藤詩織在幾天後再次就性侵案件提起民事訴訟，就自己遭受的身心侵害向山口敬之要求經濟賠償。

2017年10月，伊藤詩織出版了心路歷程自述《黑箱》；不到一年後，BBC釋出了以伊藤詩織為主角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使得這起里程碑式的案件進一步引發全球關注。

為什麼一起事實如此清晰的性侵案件卻步步遇阻處處碰壁？儘管《紐約時報》等媒體已經指出，山口敬之在日本新聞界甚至政界的深厚關係可能是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之一，但問題遠非加害者私人的關係或影響力所能解釋。

“日本之恥”

18日東京地方法院的判決公佈以後，日本保守派媒體的評論頁上仍舊充斥著這樣的回覆：“東京地方法院在過家家嗎？”“明明作為刑事案件檢方不起訴，卻在民事案件中以‘非自願性性行為’被認可，不可思議。”

表示“難以理解”的那則推文 / 網頁截圖

過去幾年，伊藤詩織面臨的類似質疑從未停過，2017年9月檢察院再次宣佈“不起訴”後，日本網路輿論呈現出了一邊倒式的質疑聲音。

一種主流觀點認為，既然檢察機關已經對酒店監控攝像頭、山口敬之的電腦和藥物反應等進行了搜查，但最終還是以“證據不足”做出不予起訴的決定。伊藤不應該反省自己嗎？

也有人堅持伊藤詩織不過是在“仙人跳”，是為了利用山口敬之的資源，訴諸法律不過是沒能如償所願。

2017年12月，為了聲援和感謝伊藤詩織，一位名叫伊藤春香的推主在推特上公開了自己曾遭遇廣告界著名人士性騷擾的經歷，這條推文贏得了15000次轉發。一個月後的2018年1月，女演員清水美里也公開指控業內知名製作人曾對她實施性侵。

這些推文的評論中，更多女性分享了自己的痛苦經歷，但與此同時，這些聲援也引發了更多的質疑——受限於同樣的法律與社會環境，這些新的受害者們依然無法證明曾經發生過什麼。

2018年6月，更強的輿論風暴來了。隨著BBC《日本之恥》在全球逐步播出，日本網民勃然大怒，甚至有右翼分子將伊藤詩織的案子與日軍慰安婦事件相提並論——對他們來說，二者都是虛構出來抹黑和汙衊日本的東西。

“明明在審判裡敗訴了，所以跑到國外的媒體上拼命主張自己的正當性，真噁心。”

“在國內偽裝成性犯罪受害者失敗，沒有贏得輿論支援，就跑到海外去通過貶低日本推銷自己，真是低劣的手段。”

“這就是利用日本人的溫柔惡意欺詐的例子。一味地侮辱日本，她是不是日本人也很可疑，早點撕下自己的偽裝吧，詩織。”

推文內容翻譯見下 / Twitter截圖

「這個“自稱受害者”的人反日，請不要（把她）當真」（上）；「這女人的主張，和聲稱被舊日軍強行帶走當慰安婦的南韓人一樣，讓人不適。」（下）

落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保守的道德觀、階層論，甚至還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國家自尊心”……伊藤詩織需要應對的，從來不止是據稱與安倍晉三關係匪淺的山口敬之一個人。

不再哭泣

2017年，伊藤詩織在《黑箱》前言中曾說：“我發自心底感到震驚：自己竟在這樣冷酷的社會裡，對一切懵然無知地生活至今。”

而自2018年6月至今的一年半時間裡，這起性侵案件折射出的今日日本，比她曾經想象過的更為撕裂，也更為矛盾。

在18日的判決中，東京地方法院的鈴木昭洋裁判長說：“伊藤女士對朋友和警察所說的受害之事，可以說是證實了性行為是違反本人意願而進行的……伊藤為了改善性犯罪受害者的狀況，公開了自己受害的行為，具有公共性和公益目的。”

在網路上無休止的質疑、嘲諷和謾罵當中，另一些聲音也仍然存在。其中一條留言這樣寫道：“希望今後的夜晚，詩織不要再哭著入睡了。”（文/林川 一番 責編/朱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