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好萊塢開始的“Me Too我也是”運動已經發展了兩年多的時間，一群衣冠禽獸被曝出真實面目；

而在遙遠的東亞，這場反性侵的女性運動的效果，似乎仍需假以時日。

不過就在今天，日本傳來了一條好訊息：

假如你不熟悉伊藤詩織，那麼可以把她理解為日本“Me Too”運動的代表。

2015年遭受性侵後，她勇敢說出了自己的經歷，不斷抗爭，出書、演講、採訪，不斷上訴、要求一個說法。

這四年裡，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而當宣判結果出來，詩織面對媒體、高舉“勝訴”二字的牌子時，笑著流下了眼淚。

她不是完美的受害者，她是一個勇敢的鬥士。

在勝訴之前，詩織曾經受到大量的質疑和辱罵，罵她的人裡不僅有男性，也有女性。

他們認為，伊藤詩織簡直“太丟臉了”“明明是你勾引對方的吧”“你們之前不是認識嗎？怎麼可能強姦”……

伊藤詩織無法一一解釋，因為她確實和嫌疑人相識，也是自願去和他吃飯的。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超出了她的控制，就好像“方向盤被奪走了”。

時間回到2015年4月3日那天晚上。

（new york times：山口敬之）

對於初出茅廬的詩織來說，山口是師長，是值得學習的前輩。所以當他邀請詩織出去喝一杯、談談工作簽證的時候，她並沒有多想。

可是這次赴約，卻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伊藤詩織在後來出版的書《黑箱：日本之恥》，字字句句講述了自己遭受性侵的過程。

她回憶，兩人先是在東京市中心的一家酒吧見面，吃了烤雞，喝了啤酒，然後去吃晚餐。在晚餐時又喝了一些清酒。

隨後她就感到頭暈目眩，起身去廁所，卻在廁所裡昏迷過去。詩織事後認為，是山口故意給自己下了藥。

之後發生了什麼，伊藤詩織完全不知情。當她再次醒來時已經是凌晨5點，她發現自己在一個酒店的床上，旁邊是山口敬之。

詩織立即意識到：自己被強姦了！

她立即掙脫出來，跑到了衛生間。“他想把我推倒在床上，他是個男人，他很強壯，他把我推倒後，我衝著他尖叫。”

後來山口還提出，要給她買事後避孕藥……伊藤詩織崩潰，倉皇而逃。

在驚慌不安中度過了半個月後，她終於在2015年4月30日向日本警方提交報案書和起訴書。

伊藤詩織選擇報案，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日本社會中，強姦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性滿足的延伸。“No means no（不就是不）”的含義，在很多人心中仍未有概念。到底什麼是雙方同意，什麼是強行發生，中間的界限曖昧而模糊。

在一項調查中，美國有五分之一的被調查者稱自己遭到過強姦，而日本，只有十五分之一的被調查者如是說。這可能不是強姦發生的概率相差甚遠，而是有些人遭到強姦而不自知，或者根本不知道如何拒絕就發生了。

伊藤詩織表示，在日文裡很難找到明確表達拒絕的詞。對男性，對長輩，要使用敬語；而真的想拒絕時，只能演變為爆粗口。

遭到山口性侵時，她無法找到合適的詞語表達，所以只能用英文說“fuck off”（滾開）。“所以哪怕是語言，我都覺得我們被限制了。”

另一些受害者知道是怎麼回事，但閉口不談。她們不會告訴任何人，朋友、親人、警方，都不會。

一方面是因為，她們知道即使強姦犯被起訴和定罪，有時也不會入獄服刑。日本法務省的資料顯示，有大約十分之一的強姦犯獲得了緩刑。

另一方面，她們擔心自己的正常生活。發聲之後該怎麼辦？人際、家庭、工作都會受到影響。社會對於完美受害者的期待，讓無數人選擇沉默。

當然，最可怕的還是報案的過程。對於受害者來說，報案、做筆錄等於一遍遍將噁心的記憶重現。詩織說，在偵查過程中，她必須不斷回憶和敘述性侵過程。

但她別無選擇，對她來說，只有說出真相才能活下來。

熬過了前半段，後面還有漫長的起訴舉證的過程，這個過程充滿危險。因為對方和她的身份，實在太過懸殊。

詩織能不清楚嗎？

但她說：“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我也是很想逃離、不去想這件事。但是當時，他有一句話激怒了我，他說：‘你生氣起來還是很可愛的啊’。那一瞬間，我感覺我的控制權好像被奪走了。”

所以，她堅持上訴。

經過兩個月的調查後，警方其實是蒐集到了大量證據：酒店監視器畫面、計程車司機證詞和伊藤詩織內衣上山口敬之的DNA。

證據確鑿、嫌疑人即將落網？事情沒有那麼順利。2016年，檢察官竟然以證據不足為由，對此案不予起訴，對山口敬之的逮捕也不了了之。

由於山口和多名政界人物往來密切，這起案子被懷疑受到了某些上層人士的壓制。

伊藤詩織沒有辦法，她乾脆做出了一個更加勇敢的決定。2017年，她以真實姓名對山口敬之提起民事訴訟。

詩織創造了歷史，這是日本第一次有女性願意以公開身份的方式控訴權勢性侵。

她說，民事化讓“整件事情變得透明，不像以前那樣層層包裹住”。

之後，一位出版社的編輯聯絡到她，問她是否可以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書。那時她並沒有想成為某個符號，某個領袖，她只希望趕緊迴歸正常生活。

但在和女編輯聊天的過程中，她開始明白：“即使記者招待會能發出一些聲音，但是和自己靜下來去寫這樣一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還是不一樣的。”

在女編輯和其他女性友人的鼓勵下，她開始寫作，把一切一切的黑暗面，都寫進了書裡。

這種事情當然不是出版社想要攤上的，所以這名編輯頂住壓力瞞住出版社到最後一刻、保證這本書可以順利出版。

在公開身份、出版書籍後，來自日本民眾的批評沒完沒了地騷擾著詩織。

“被強姦了怎麼還笑得出來？”

她想要回歸平凡生活的願望，是永遠無法實現了。

日本民眾的匿名謾罵和恐嚇也像雪花一樣飛到她眼前，她的照片也被掛在網上。

很多人還直接挺山口敬之，說他不是犯罪者。山口敬之也公開表示，自己和伊藤詩織有發生性關係，但不是性侵她。

山口在檔案中說，他要她躺回去，然後坐在她的床上，開始跟她發生關係。他說她當時是清醒的，沒有反對或抵抗。

在《紐約時報》的採訪中，他也堅稱：“沒有性侵犯，那天晚上沒有發生犯罪活動。”

山口甚至以侵犯名譽為由，對伊藤詩織進行起訴。

判刑無望、人身攻擊、背井離鄉……這次鬥爭的代價，真的太大了。

好在，這個世界上有更多人是站在她這一邊的。

同年12月29日，詩織的故事登上《紐約時報》：她打破了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中文版於2018年1月8日刊登）

當時歐美“Me Too”運動剛剛爆發，相似的時間點，類似的遭遇，詩織被外媒認為是日本這片孤獨土壤裡的女鬥士。

2018年6月，BBC報道伊藤詩織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上映。這起案件沒有冷下去，她的呼聲，持續發酵成為全球關注的事件。

“家醜外揚”後，日本國內才開始逐步正視這位外表柔弱，眼神堅定的女子。

2019年，伊藤詩織已經經歷了兩次上訴被駁回、受到威脅以至於無法在日本正常生活，但她的奮鬥仍然沒有停止。

今年夏天伊藤詩織來到中國，在多個城市進行巡迴分享。

她在日本從來沒有面對過這麼多觀眾和讀者，也沒有如此大的空間講述自己的故事和想法。

回憶起當年的事件，詩織絲毫不後悔：“事情發生後，我受到了很多外界的責備和質疑。但我會自己安慰自己、鼓勵自己，這並不是我的錯。”

伊藤詩織去過臺灣，知道林奕含的故事。一個《黑箱》，一個《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她深深知道性侵案的受害者是如何煎熬。

所以她認為，並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會像自己這樣說出來。只要找到能讓自己感到舒服的方式，無論是說出來還是不說出來，都沒有關係的。

她的選擇是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書、不斷面對媒體的詢問、不斷自揭傷疤、甚至當面和山口對峙。伊藤詩織想過放棄，但依然挺了過來。

直到今天，她終於等到了一個結果，能讓自己活下去的一個結果：

《朝日新聞》報道，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今天（12月18日）對伊藤詩織遭性侵的民事訴訟案作出裁決，判決伊藤勝訴，原TBS記者山口敬之賠償其330萬日元。同時，駁回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譽的起訴。

針對山口敬之性侵一案，主審法官鈴木昭洋認為，山口與當時處於“酩酊”狀態的伊藤在其沒有同意的情況下發生了性行為，這一表述已經與日本刑法中對“準強姦”的定義相一致。

他在郵件中的說法是：當時也喝醉的他無法抗拒在同一空間而且具有誘惑力的伊藤詩織，他認為兩個人都需要檢討自己。這和之前的供述，“兩人發生關係是自願行為”並不相符。

法官嚴重懷疑其可信度，最終認定性行為沒有徵得對方同意。

此案前後歷經四年，伊藤詩織終於打贏了這場戰鬥。

轟轟烈烈的“Me Too”運動，在日本幾乎沒有激起什麼水花；而伊藤詩織的案件如同丟進這片死寂湖水的巨石，強迫所有人看到，聽到。

“性侵的案發現場，隔絕的私密空間，被稱為‘黑箱’，而揭開這個‘黑箱’時，暴露出來的則是調查機構與司法體系中的更為巨大的‘黑箱’……”

這是豆瓣讀書對於伊藤詩織的著作《黑箱》的簡介。

站出來，發聲，身為受害者不願博同情，要和對方死磕到底。

“一滴水改變不了什麼，但聚集起來，它能形成海嘯。”

伊藤詩織勝訴，已經形成滔天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