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於誤信總統大選舞弊,一群暴徒襲擊美國民主標誌國會大廈,規模之大為 200 多年來之最。說總統大選有失公平,始作俑者是特朗普總統,但暴徒願意相信這一說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現代科技創造的注意力經濟。
YouTube 的推薦演算法決定了數十億人每天 70% 的觀看時間用來看什麼。演算法“推薦”的內容看似是同類影片,但實際上卻將觀眾推向更極端、更負面或陰謀論成分更高的內容,因為這樣觀眾才能看更長時間。
多年來,YouTube 一直向觀看“節食”影片的少女推薦“瘦身靈感”,而這種影片會導致少女更有可能患上厭食症。而人們在觀看 NASA 登月的科普影片時,YouTube 就會推薦關於平地陰謀論的影片。如此反覆數億次。這樣的新聞源和推薦系統造成消極、偏執的墮落漩渦,數十億人對現實的認知慢慢與現實本身脫鉤。
清晰而真實地看待現實,是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根本。透過將注意力視為貨幣和商品,我們已經出售了看待問題和制定集體解決方案的能力。這也不新鮮。每次我們將地球或社會的生命支援系統視為商品,都會推動產生其它斷裂。用 AI 最佳化的微定位廣告將政治視為商品,政治就失去誠信。
將食物視為商品,就與保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生命週期脫節。把教育視為商品,打造成數字產品,就喪失人的發展、信任、關懷和教師權威之間的聯絡。把愛情視為商品的人,成了約會軟體 Tinder 上一張張供擺弄的照片,而這就切斷了建立新關係所需的複雜互動。把交流視為商品,將之變成臉書上的帖子和評論互動,就失去語境、細微差別和尊重。
所有這些例子都有系統在榨取出某樣事物、將之視為商品,這樣的體系都慢慢侵蝕健康社會和健康地球的基礎。
改變體系,保護注意力著名生物學家威爾遜提出,人類應該只管理地球的一半,放過其餘地方。那假設注意力經濟也採用類似做法,我們可以說、也應該說,我們要保護人類的注意力,即使這樣會犧牲蘋果、谷歌、臉書等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部分利潤。
在數字世界的結構性轉變方面,數字裝置上的廣告攔截便是好例子。廣告攔截屬於人權嗎?如果每個人都能遮蔽臉書、谷歌等網站上的廣告,網際網路行業將無法自籌資金,廣告經濟將失去大量收入。
那這種結果是否否定了權利?人的注意力是權利嗎?人擁有注意力嗎?要不要給注意力定價?出售人體器官或奴役他人能滿足需求、產生利潤,但我們說這些事項不屬於市場行為。那人的注意力應該像人和人的器官一樣,是金錢所買不到的嗎?
新冠疫情、“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以及氣候變化等生態危機發生,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體系有多破敗。但我們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相互關聯的危機。我們感覺一些干預措施是正確答案,並一味使用,但這些干預措施其實是陷阱,暗中維持著現狀。
我們需要更深層次的系統性改革。我們需要改變機構,服務公眾利益,以足夠應對當今挑戰的性質和規模。
人文科技中心致力於說服蘋果、谷歌和臉書開展“好好利用時間”的運動,即使這違背了他們的經濟利益。我們透過廣泛的公共媒體宣傳活動和倡導發起了這場運動,並獲得科技設計師、相關家長和學生的信任。
這一運動呼籲改變數字世界的運轉動力,從爭奪“花在螢幕和應用上的時間”轉變為“競相保護上層建築”,幫助人們善用時間。數十億人已獲得切實改變。
例如,蘋果在 2018 年 5 月推出“螢幕時間”功能,所有 iPhone、iPad 等裝置都有該功能。除了向所有使用者展示在手機上花費的時間外,“螢幕時間”還有關於父母控制和應用時間限制的分欄,向父母展示孩子在網上花費了多少時間、進行哪些網路活動。
谷歌大約在同一時間推出了類似的“數字健康”倡議,包括我們曾建議的許多功能,例如方便人們在睡覺前停止使用軟體、限制訊息通知。同樣,YouTube 也推出了“休息一下”的通知功能。
這些變化表明,即使在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行業,公司也願意做出犧牲。儘管如此,我們還沒有改變這些公司的關鍵邏輯。對於一家公司來說,做一些違背其經濟利益的事情是一回事,做一些違背其根本宗旨和目標的事情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為集體行動而努力我們需要深入系統性改革,改變科技公司,以服務公眾利益為先。我們必須開啟格局,思考還有多少系統性變革能做,思考如何利用人們的集體意志。
最近,人文科技中心播客“你的全神貫注”採訪了在 2010 到 2016 年間擔任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執行秘書的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她負責促成《巴黎協定》的“合作外交”。菲格雷斯告訴我們,自己是如何讓 195 個不同的國家克服重重困難,做出有誠意的共同決議,以應對氣候變化。
菲格雷斯最初認為,不太可能有這麼多國家達成一致,但她意識到,要成功主辦巴黎氣候大會,自己必須做出改變。菲格雷斯必須真正相信,各國承諾採取氣候行動是可能的。
因此,菲格雷斯才能致力於幫助參與國也相信應對氣候變化的可能性。在菲格雷斯努力下,各國一同就融資、新技術和其他工具達成一致,而以往國際氣候談判常在這些領域不歡而散。各國的目標是將全球升溫控制在 2℃ 以下、最好 1.5℃ 以內。
就科技行業而言,由於我們不需要說服數百個國家或數百萬人,我們佔有先機。只有不到 10 個人管理著 21 世紀最強大的數字基礎設施,即 FAANG(臉書、亞馬遜、蘋果、Netflix 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
如果這些人聚在一起,一致認為股東利潤最大化不再是共同目標,那麼數字基礎設施可能會發生改變。如果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能讓 195 個國家達成共識,我們可以考慮 10 位科技 CEO 達成一致的可能。
人性化技術的新經濟學為了使技術為人類和地球服務,需要改變若干經濟原則。其中就有增長模式。在原料有限的情況下,無限增長根本行不通。渴望經濟無限增長,正在全球引發生態危機。對於科技公司來說,吸引人類注意力、追求無限增長,也會導致類似的全球意識危機和社會福利危機。我們需要進入後注意力經濟增長時代,將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視為核心目標。
在紐西蘭、蘇格蘭等地,這樣的轉變已經有了苗頭。在這些地方,如“福祉經濟聯盟”等組織正在努力轉變經濟,將目標從提高國內生產總值轉為保障心理健康、提高幸福感等優先事項。先驅們發問,保障福祉如何能夠讓公眾瞭解政策和政治選擇、如何指導決策、如何成為經濟思維和實踐的新基礎。
人類在這方面將扮演重要角色。蘋果應用商店收入分配模式可視作注意力經濟的央行或美聯儲,如果該模式的領導者在將收入分配給應用製造商時,不是根據誰的使用者購買了最多的虛擬商品、或花費了最多時間使用應用,而是根據誰與手機上其它應用合作得最好,以幫助所有社會成員更多按照自己的價值觀生活,會怎麼樣?
歸根結底還是要制定正確規則。當參與者還在爭奪有限資源和權力時,任何一個參與者都很難最大化人類福祉,也很難遵守社會價值觀。如果沒有規則、沒有屏障,最無情的參與者就會獲勝。所以,有必要立法和制定政策,還需要人民的集體意志來執行。但是,建立屏障的民主程序運作速度遠遠低於技術發展速度,人類又需要技術發展來改變現狀,這是更大的根本性危機。
技術發展速度將繼續快速增長,20 世紀民主機構都來不及完全理解技術發展所造成的危害。科技行業本身需要團結協作,找到相應運作方式,從而將共同社會目標置於激烈競爭和利潤最大化之上。
最後,我們需要認識到,科技公司對個人和社會都擁有巨大不對稱權力。科技公司比我們還了解我們自己。任何不對稱權力結構都必須遵循信託或“謹慎責任”模式,也就是必須為權力較小的人服務,任何好老師、治療師、醫生或護理人員都會遵循類似模式。
所運作的商業模式不能以壓榨為基礎。升級後的科技行業商業模式應該是有所貢獻的,也就是說,需要把我們當作客戶而不是產品,並遵守根本價值觀、敬畏人性。
以具有人文關懷為發展方向威爾遜曾說:“人類的情感屬於舊石器時代、制度屬於中世紀、技術像神靈,這是人類的問題。” 我們需要接納停留於舊石器時代的情感,接納全部固有缺點和脆弱。我們需要升級制度,融入更多智慧、謹慎和愛。而我們需要放慢發展像神一樣的技術,我們掌控人類命運之舵的能力,已無法與技術的力量匹敵。
可能實現的事物正在增多,但具有指數級挑戰性的全球問題也隨之出現。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更好的資訊、更強的領導力和更具實質性的行動。
與其接受底層競爭,任之帶著我們墮落、分裂,我們可以共同創造實現頂層競爭的技術環境,維持我們之間的聯絡、文明和高層次智慧。我相信,人類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