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五月，非洲盧安達首都基加利，迪裡希街區的阿米伽爾正在為家中此起彼伏的吵鬧聲煩躁著。她身兼三個保潔工作，丈夫在兩年前的種族衝突中被殺，自己要養六個孩子。前兩個保潔工作結束後，阿米伽爾有一個多小時的休息時間，她要利用這個間隙給孩子們做飯，然後繼續她的第三個保潔兼職。然而這一日的晚飯，給她朝不保夕的悲慘生活最後一擊。傍晚，正在做飯的阿米伽爾聽到門外車隊的轟鳴聲，她走到門口，映入眼簾的是五輛軍用吉普車，每輛車上都坐著全副武裝的士兵。

阿米伽爾以前見過這種場面——在自己丈夫被殺的時候，但這一次她並不慌張，家中的成年男性都已經死了，圖西族人總不至於連孩子都不放過的。但接下來發生的事很快證明她的無知，圖西族是來趕盡殺絕的。一九四五年，當美軍空降師發現德國豪森集中營裡的猶太人時，全世界都認為，那一次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悲劇了，然而盧安達屠殺再次向全世界宣告，人類並沒有從過去的慘痛教訓中學到些什麼。

盧安達大屠殺，帶走了近100萬條人命，外加200萬受傷者，和400萬流離失所的人，而這一切，都是西方國家從工業革命起，導演的悲劇。十六世紀初葉，在今日盧安達境內生活著胡圖族，西方國家進入工業革命後，胡圖族依然保留著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他們的主要食物來源是狩獵，他們居住的房屋以茅草屋和樹屋為主，他們依舊崇拜著自然神，他們用人類最原始的方式祭祀。即便到了兩個世紀後，英國旅行傳記作家斯圖爾特-愛德華在旅行到盧安達後依然說：“這可能是現今世界少有的生活在史前時期的人們了，從他們的祭祀方式看，他們還停留在公元前八百到一千年時荷馬史詩中描述的祭祀方式，人們徹夜圍繞著篝火跳舞，然後將捕獲到的獵物直接生吃。”

然而，十八世紀末期，盧安達北部生活的農耕民族圖西族，由於其生活區域內加速的沙漠化，不得不向南遷徙，來到了胡圖族人生活的地方。圖西族的生產力雖然也很落後，但農耕文明讓他們掌握了比胡圖族更先進的生產力，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內，圖西族完成了對胡圖族的統治。此後，兩個民族的恩怨和衝突就沒有中斷過。十九世紀中葉，胡圖族為爭取脫離圖西族的統治，發動了大規模反抗，由於圖西族在人口數量和生產力發達程度方面，都遠勝於胡圖族，這次反抗以圖西族的成功鎮壓而結束。這次反抗後，圖西族誕生了一位本土領袖，魯瓦布吉里，這是一位有著很高民族覺悟和殘忍心性的圖西族領袖。魯瓦布吉里上臺後，指派了一些圖西族的有識之士，編纂了一系列有關圖西族和胡圖族歷史的書籍，在裡面大量歪曲胡圖族歷史，聲稱只有圖西族才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民族。

西方對非洲的殖民戰爭開始後，胡圖族和圖西族在面對西方發達的生產力衝擊後，不堪一擊。十九世紀末期，德國殖民者為了獲得盧安達境內的礦產資源，強力入侵了盧安達。在面對外部矛盾時，盧安達的兩個主要民族在歷史上第一次團結了起來。但西方侵略者在面對這種局面時早已能處理得爐火純青，他們首先收買了圖西族中一些在立場上軟弱卻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的上層人物，然後幫助他們奪取了圖西族的領導權。之後，德國殖民者控制了圖西族和胡圖族的教育體系，他們在教科書中極力宣揚兩個民族在歷史上的矛盾，讓這種民族對立意識深入兩個民族人民的心中。經過幾十年的反覆灌輸，到二十世紀中期，新一代成長起來的圖西族和胡圖族人民，已經深度內化了兩個民族的歷史衝突這一意識形態。此時，西方殖民者利用這種根植於他們內心深處的矛盾意識，進行自己的統治，同時大量掠奪盧安達的自然資源。

在二十世紀隨後的幾十年中，由於西方統治者在盧安達的統治逐漸趨於穩定，盧安達境內再未爆發大規模衝突，只有幾次規模相對較小的衝突。然而，盧安達的兩個民族的受教育程度卻越來越高，不少胡圖族和圖西族的年輕人接受了西方教育，這讓盧安達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得到了加強，這種局面是西方國家不願看到的，於是，西方國家又開始醞釀一起針對盧安達的陰謀，他們計劃通過一系列手段，讓盧安達的社會再次倒退，發展力再次削弱。西方國家的手段一如既往的卑劣，他們藉著盧安達總統（當時圖西族人當總統）乘坐飛機出行的契機，將其擊落，再將這一事件嫁禍在胡圖族人身上，這一幕，與幾十年前納粹分子的國會縱火案如出一轍。此後，圖西族和胡圖族原本已經相當和諧的關係再一次被點爆，許多缺乏覺悟和教育的圖西族人，一致認為胡圖族應該為這起事件負責，因此，一場圖西族針對胡圖族的大屠殺醞釀在即。

一九九四年五月，圖西族開始對胡圖族進行大規模屠殺。最初的屠殺發生在胡圖族居民區，文章開篇提到的迪裡希街區，就是其中一個。圖西族一個街區挨著一個街區瘋狂掃蕩，老弱病殘就地槍決，青壯年男女則抓去作為苦力或人質。最具代表意義的，是針對胡圖族中知識分子的大規模屠殺。圖西族為了彰顯他們對胡圖族的徹底征服，不但殺害了普通民眾，還殺害了大約十萬名胡圖族知識分子，藉此向全世界宣告，他們的無所畏懼。

當然，最可悲的，還是整個文明世界的悄無聲息。當時，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裡，除了中國等少數國家外，竟然無人為盧安達大屠殺釋出正義的呼聲。一些盧安達境內有身份有地位的胡圖族人，通過各種途徑聯絡自己在國外的媒體界友人，一些正義的西方媒體人士也希冀通過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為大屠殺的受害者發表呼聲，可悲的是，西方上層社會的全力阻撓，讓這些發聲始終沒有達到良好的效果。最終，這場大屠殺奪去了足足一百萬胡圖族人的生命，西方國家再一次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他們並沒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中學到分毫。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拿著希特勒的保證書，開啟了他無知而愚蠢的綏靖政策後，全世界上億人付出了慘痛代價。半個世紀後，西方國家再一次導演了這一幕悲劇，而受傷害的，還是底層人民。

西方國家在這場悲劇中之所以選擇不發聲，原因正在於他們邪惡的目的。前文說過，西方國家之所以攪亂盧安達，目的是為了對盧安達進行更為長久而徹底的統治，而統治的目的，也無非是西方國家近幾百年來不斷重複做的事：在別國領土掠奪自然資源，為本國經濟服務。對盧安達的入侵，是整個西方世界導演的結果，絕非某一個或某幾個西方國家選擇這樣做。以十九世紀中後葉的殖民為例，當時侵入盧安達的西方國家，就先後有德國、比利時、法國和英國，這些西方國家在彼此內鬥的同時，在掠奪其它世界的資源和勞動力方面，卻空前團結。

盧安達大屠殺進行了一段時間後，由於慘遭殺害的人數過多，和西方媒體的廣泛揭露，導致那些主導這場屠殺的西方國家無法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時世界上許多正義之士一致認為，即便西方國家要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也已經超額完成了任務，可以就此打住了，最終，在持續了近兩個月的屠殺後，一九九四年六月底，這場二十一世紀的文明世界浩劫，終於畫上了句號。不少西方國家在這場屠殺中，因為給圖西族人售賣了大量武器而大發戰爭之財，而西方國家的幕後劊子手們，也成功讓盧安達按照他們的設想，再一次走入動亂，由於這次屠殺牽涉面太廣，影響太大，盧安達境內的圖西族和胡圖族認為自己已經無法控制住本國局面，他們希望西方國家能出面，幫助自己一把，至此，西方國家終於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在傷害了一個脆弱的國家和它脆弱的民族後，又以建設者和幫助者的身份，走進了盧安達的國門。

盧安達總會好起來的，許多年後，當人類文明進入新的階段，當西方國家意識到，傷害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最終傷害到他們自己的時候，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為曾經在盧安達做過的罪行，感到羞愧和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