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華裔作家哈金髮表了一篇名為《退休計劃》的短篇小說，講述了一位在美國做保姆的中年女人，在遭到老年痴呆的僱主性騷擾，又被僱主的女兒懷疑品行不端之後，憤而辭職，並決心透過努力為自己掙一份體面晚年的故事。

5年後，青年導演朱員成將這個篇幅短小，卻有著豐富內涵與外延的故事搬上大銀幕，更名為《盛先生的花兒》，將美國華人的遭遇移植到生活在北京的都市小人物身上，呈現出跨越國家與時代的普遍性社會問題。

影片在聚焦“老年人性需求”等養老問題的同時，也對故事中的兩位女性——保姆棉花和女兒盛琴的人物形象做了深度開掘，更對盛先生的“性騷擾”行為追根溯源，巧妙地展現了老人與女人這兩個“弱勢”群體的情感困境。

在大多數國人眼中，“性”、“慾望”這樣的字眼是年輕人的專利，與老年人無關。老人的慾望令人不適，表現老年人的慾望更令人難受，而敢於表露自己“性意識”的老人，更是容易被貼上“為老不尊”、“老不正經”的標籤。

在影片中飾演失智老人盛先生的，是出生於1936年的老藝術家、演員王德順。這位被媒體稱為“高齡青年”的老人在拍攝中，反而比飾演保姆棉花的顏丙燕，和年輕的男導演朱員成還要勇敢、前衛。

影片中有一場老人從身後“熊抱”保姆的重場戲，具有點明“老年人的性意識”這一主題的功能。導演朱員成和顏丙燕擔心冒犯老人家，遲遲無法拿捏這場戲的尺度。沒想到王德順並無扭捏，磊落而出色地完成了拍攝。

王德順在採訪中說：“慾望的焦慮並不會因為人老了就自動消失，這是一種從出生到死亡，始終伴隨一生的焦慮。不過在生活中，跟自己的親戚子女或是同齡朋友，確實都會避談這個話題。”

這種避而不談似乎是正常的，但細究起來，又是不正常的。

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因為對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性需求的忽視和輕視，才會導致類似“老人被保姆騙錢騙房”、“老人把財產贈給水果攤主”、“老人把全部家產留給寵物”的社會新聞層出不窮。

對於讀者而言，這類新聞讀過、聊過也就罷了，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每個人都有老去的一天，如何養老，特別是如何面對社會中根深蒂固的“老人偏見”，是值得更多關注與更多思考的現實問題。

演員顏丙燕在專訪中提到，她在母親去世兩年後鼓勵父親說，“假如遇上合適的阿姨，就不要把自己關得緊緊的，要試著去接觸，去溝通，封閉自己也並不是媽媽希望看到的”。

老父親聽到女兒這樣說，自然非常感動，但顏丙燕身邊的朋友卻大都覺得她“思想前衛”。連觀念相對開放的影視圈人士都是如此，遑論其他行業的人群。普通老年人的情感困境由此可見一斑。影片主創敏銳地抓住這個看似冷門，實則與人人都高度相關的話題，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嘗試。

女主人公棉花的第一次出場，是在一間成人保健品專賣店內。她剛剛熟練地打發了一位男顧客，並對閨蜜桂桂所說的“月薪五千的保姆工作”有些心動。

從意象上來說，“棉花”是潔白、柔軟又溫暖的，與雜亂街道上的“成人保健品店”形成第一組鮮明的對比，也象徵著女性在男性世界中的現實處境。

有意思的是，棉花這個人物並不像她的名字那樣純潔，她跟成人用品店的老闆何順白天是僱傭關係，晚上則是情人關係。

在開篇的一場戲中，棉花與何順在他住處浴室上演激情一幕，被住在對面的猥瑣男偷窺。何順發現後，將對方追到廁所一頓暴打，嘴裡喊著：“敢偷看我老婆洗澡，打死你！”

何順的的謊話編得無比順滑，他生怕街坊發現他和棉花的地下情，索性先發制人，假稱棉花是老婆。而棉花對此並無異議，她的性子也跟名字一樣，綿軟，溫和，毫無攻擊性。

“一個賣性用品的小三”，像這樣帶有先天性道德瑕疵的女主人公，在國產影視劇中並不多見。但這卻是塑造真實可信主人公的好方法，其好處是能夠迅速引起觀眾共鳴，甚至使觀眾對主人公產生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感”，從而獲得舒適的、居於道德高地上的觀影體驗。

好在，棉花表面上柔軟，內心卻是堅韌而不乏清醒的。何順打人扯謊事件之後，她離開他的店，成為盛先生的保姆。

棉花的溫柔，溫暖，耐心，如涓涓暖流，滋潤著老盛的身心。為了刺激老盛的腦神經活躍度，棉花還試著用他妻子苗華的照片喚起他的回憶。沒想到老盛的神經倒是被“啟用”了，表現方式卻很嚇人：他半夜爬上了棉花的床。

被驚醒的棉花嚇壞了，老盛年輕時是體育老師，身體強壯，愛好拳擊，假如要用強，棉花毫無還手之力。

但老盛什麼都沒做，他只是躺在棉花身邊，絮絮叨叨地說話。他說：“北京的工作落實了，盛琴身體弱，我先走，等安頓好了就把你們都接過去。”

在老盛混亂的頭腦中，棉花和苗華合而為一，時空在此刻發生了重疊。

這一方面體現了棉花對老人的照顧盡心盡力，另一方面也為老盛接下去的“性騷擾”埋下伏筆。

在一次洗澡過後，老盛在棉花幫她吹頭髮時突然來了一個“熊抱”，明明白白地表現出對棉花/苗華的慾望。棉花掙脫後打了他兩下，罵他“老流氓”，把他罵哭了。

剛剛脫離性用品商店，又遭遇性騷擾。面對盛先生的騷擾和女兒盛琴的誤解、責罵，棉花沒有任何辯解，跑去與閨蜜桂桂喝酒。

在與閨蜜的對話中，我們可以拼湊出棉花不幸的經歷：她在老家甘肅結過婚，因為多年生不出孩子，被丈夫趕出家門。在外找工作時認識了何順，最終在他店裡落腳，成為他的情人之後，才知道他是有老婆的。

棉花是自卑的，因為“不能生育”，她自覺不是一個真正的女人，自我價值感很低。因此在知道何順有老婆之後，依舊卑微地認為，有男人要她，已經實屬不易；棉花又是要強的，在發現何順買給她的裙子竟然跟買給老婆的一模一樣時，她把裙子甩給桂桂，讓她還給何順。

誰知，命運在此時跟棉花開了一個玩笑：在盛琴要求的醫院體檢中，棉花發現自己懷孕了。

懷孕發生在老盛摸上棉花的床之後。按照社會新聞中的現實路數，這孩子應該是老盛的。但導演有意規避了如此尖銳的倫理衝突，特意為棉花設定了一個年輕的情人，從孩子的月份上來說，也不可能是老盛的。

這樣的處理，可以看作是導演對養老問題中的“性需求”部分，做出了主動的弱化與妥協，也再一次證明了傳統觀念在整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影響。

出於常見的“中產階級對底層人民自以為是的想象”，盛琴認為棉花肯定不會留下這個孩子。但她沒想到，懷孕對棉花來說，不僅是來自上天的恩賜，更是對前夫強加給她的“不能生養”之汙名的徹底洗刷。

顏丙燕在“看著太陽哭泣”這場戲中的表演非常精準——從欣慰而感恩的笑，到喜極而泣，再到想起曾經種種委屈流淚，最後回到現實，想第一時間把這訊息告訴何順，整個過程層次豐富而極具感染力。

既不肯墮胎，也不肯說出孩子的父親是誰，這不能不讓盛琴起疑心。影片中有一場戲很有意思：盛琴帶老盛去醫院驗血，向醫生諮詢。

盛琴：“像我父親這個年紀還有沒有生育能力？”

醫生：“你讓我光看臉我怎麼能知道？”

盛琴：“按照一般情況來說呢？”

醫生：“有啊，孔子的父親就是七十多歲生的他；還有默多克跟鄧文迪，也是七十多歲生的孩子啊。”

這一段對話，再一次點題：老年人不但有性意識，有效能力，同時也具有生育能力。也就是說，除了年齡的增長和體能的下降，老年人在情感和生理需求方面跟年輕人並無明顯差別。

而此時的老盛，已經從情感和心理上都對棉花產生了依戀，他突然對盛琴說，要跟棉花“結婚”。這惹惱了盛琴，她認為老盛自己不會產生這個念頭，一定是棉花慫恿勾引，目的是為了給自己沒爹的孩子找條後路。

面對盛琴的指責，棉花毫不猶豫地離開了盛家。從棉花離開這個反應不難發現，在“小三”的汙名之下，她仍是渴望清清白白做人的，耐心和溫柔是她的本性，而不是用來索取他人情感和財產的武器。

反觀盛琴，雖對棉花產生了一些信任，但心底裡還是認為“這些保姆都是一個德行，都想訛錢，騙人，搶資源”，一旦有任何所謂蛛絲馬跡，都能立即讓她暴跳如雷。

而盛琴這種多疑、易怒的性格，與疏遠的父女關係和糟糕的婚姻關係有關，更與時代造成的家庭悲劇有關。

影片中特意鋪排的一條線索，是老盛對棉花的信任和依戀。棉花發現自己懷孕後，猶豫著要不要告訴何順，回家晚了。到家後，發現老盛黑著燈坐在廚房等她，還甩臉子賭氣，與丈夫對晚歸的妻子撒嬌的樣子如出一轍。

當何順第一次找上門來，要與棉花發生關係時，老盛故意從床上掉下來，結果摔進了醫院，不過卻可以享受棉花全心全意的照顧。

當何順得知棉花懷孕，第二次上門，逼著棉花打胎時，老盛一個直拳將他打倒在地。

而縱觀全片會發現，編劇用“老盛兩次摸上棉花的床”和“何順兩次上盛家找棉花”這兩組戲，集中表現出“時代雖然更迭，女人仍舊生活在男人的索取和背叛中”的第二主題。

老盛第一次上棉花的床，其實是重現當年插隊甘肅時，對戀人苗華許下承諾的情景。他承諾在北京安頓好之後就回去接她們母女，卻在回城之後另娶一妻。苗華死後，老盛將盛琴接到身邊，心中始終對苗華懷著愧疚。

武志紅說，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過去找到合理的、自洽的理由，才能繼續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

老盛的老年痴呆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作無法原諒自己，無法邏輯自洽，將自己困在心牢而導致的精神崩潰。

老盛第二次上棉花的床，發生在打了何順之後。老盛的精神時針繼續向前撥動，回到苗華懷著盛琴的時候。他對苗華/棉花說：“別怕，孩子來了就生下來，以後都會好的。女孩叫盛琴，男孩叫盛鼓，演出的時候，我打鼓你拉琴唱歌，多好啊。放心吧，我會和你結婚的。”

一位犯過錯的老人，在用永遠沒機會當面說出的愧疚，真摯地慰藉著與苗華一樣，正在遭受背叛和拋棄的棉花。歷史與現代透過這種奇妙的方式相互映照，彼此呼應。

而盛琴與父親一樣，同樣被困在婚姻情感的死局中，無力反抗。

盛琴屬於典型的“心軟嘴賤招人煩”的女人，暴躁和刻薄是她自我保護的工具，掩飾著內心深處對愛的求而不得。

她多年來照顧著曾經拋棄她的父親，想要尋求一絲父愛，面對的卻是已經失去記憶和心智的老小孩，這讓她的憤怒、委屈和渴望都無從表達。

因為從小缺愛，盛琴也沒學會如何表達自己的愛，老盛心中嚮往的“彈琴敲鼓，琴瑟和鳴”的美好家庭場景，盛琴從未享受過。因此她不能理解父親和兒子的真正需求，只能在一次次自以為是的推測中，將親人們越推越遠。

在整部影片中，最有勇氣主動突破困境的人還是棉花。

在被醫生告知，她腹中孩子染色體異常，可能是腦癱兒之後，棉花選擇留下孩子，並主動與盛琴聯絡，說明緣由取得諒解，回去照顧老盛。

並在老盛病危，唯一的願望便是苗華/棉花結婚時，選擇幫老盛開啟心結，在他“苗華，苗華”的呼喚中，做了一次“假新娘”。

這應該算是一出悲劇，導演的鏡頭語言卻是明亮、溫暖的，不刻意展現悲苦，力求在不動聲色的運鏡中，展現大時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悲歡。

影片中出現的五位男性，他們的出場方式不盡相同，卻有著共同的“失位”狀態：

盛先生由於年輕時的背叛，帶來內心深處無法化解的愧疚，甚至已經“外化”成頭腦的失智，已是“神不在位”的狀態，連日常生活都無法自理，更遑論其他責任。因此，盛先生象徵著“丈夫”與“父親”的雙重失位。

何順屬於常見的那種“渣得理直氣壯”的男人，他藐視道德，自有一套生存規則。他對情人好，對老婆也不錯，遊刃有餘地享受著家裡家外的“成就感”，其實對誰都沒有真情，除了他自己。他和他的成人用品店，共同象徵著“動物性”的侵略和壓迫，只求生理滿足，在精神層面上是徹底的失位狀態。

張國慶在影片中只存在於盛琴的電話那頭，不但肉體失位，情感失位，連聲音都沒出現過，觀眾只能在盛琴的質問和責罵中拼湊出一個男人：有錢，有情婦，有各種各樣的愛好，卻唯獨沒有做丈夫和做父親的興趣。他與盛先生一樣，同時在丈夫和父親的職能上處於雙重失位狀態。

盛鼓作為盛琴同父異母的弟弟，物理距離遠在澳大利亞，心理距離更是遠在天邊，從未對盛琴的留言做過任何迴應。盛琴對他說父親的身體狀況、吃用花銷，他統統沒反應，很明顯是一個不打算負責任的兒子，也是一個不打算與姐姐有任何情感交流的弟弟。

小毛是盛琴的兒子，一個父愛缺失的小胖子。有一場戲是盛琴帶他去馬場，他因為“太胖”被教練拒絕，他對盛琴發洩心中怒氣：“你們誰真正關心過我？我生病了你知道嗎？”小毛的未來似乎不難設想，大機率會是從失位的兒子，再到失位的丈夫和父親的死迴圈。

與男人們的“失位”對應的，是女人們的“失語”。

影片中的“花兒”們在男性構建的情感/婚姻生活中，除了默默侍奉老人、養育後代和獨守空房之外，並沒有更多的生活和話語空間，處於集體“失語”的狀態。

在兩位女主人公棉花和盛琴之外，影片中還有三位值得一提的女性形象，她們與棉花和盛琴一起，構成了一幅豐富、立體的女性群像。

桂桂是棉花的甘肅老鄉、閨蜜，一個帶著兒子的單親媽媽。她住在垃圾場旁邊，經營一家微型的廢品收購站。影片沒有具體交代桂桂的前史，而是用這樣的身份和職業設定，暗示和強調著她作為底層女性被消費、被拋棄的命運。

拾荒老太這個人物，具有非常強烈的象徵和警示意味。在影片開頭，棉花就在成人保健品店門口看到過躺在地上的她，和她養的一條小狗。

在影片中後部，棉花在桂桂的廢品站再次見到她，她拖著撿來的破爛兒來賣幾個錢，以維持自己和小狗的生存。

桂桂看著她的背影，向棉花感慨說：“要娃有什麼用啊，這老太太也是兒女雙全呢。”然而正是這個拾荒老太，讓棉花下定決心留下肚裡的孩子。這個決定一方面是出於母愛，另一方面也從側面塑造了棉花的倔強、不服輸的性格。

在哈金的原著小說中，也正是一個拖著無數個空瓶子上地鐵的華人拾荒老太，徹底激起“我”的危機感，決定好好考慮牧師送她的“好好學英語，找個有保險的工作”的建議。

此外，還有一位雖然從未出場，卻構成整部影片的“發動機”的女性——令盛先生終生愧疚的苗華。

她與女兒盛琴、保姆棉花、單親媽媽桂桂，以及無名的拾荒老太一起，構成“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群像，——即便有幸“永遠”活在某人的記憶裡，卻也僅僅如此而已罷了，現世的愛意與溫情，她們得到的少之又少。

如果說盛先生和苗華一家的悲劇是時代造成的，那麼棉花、桂桂和拾荒老太的悲劇，又是悲從何來？

或許我們可以說，時代的“失序”至今尚未完全復原，陣痛仍在間歇性發作；但我們同時也必須承認，存在與人性深處的黑暗永遠與光明相隨相伴。

有人說，人生就是由一個又一個的選擇構成的。那麼，當時代允許我們做出選擇，我們是否每次都能自覺選擇光明呢？

在影片快結束的地方，棉花揹著孩子離開北京。

經過成人保健品商店時，發現那裡正在變成“百姓大藥房”。這個轉變，象徵著棉花從軟弱和卑汙的慾望中掙脫，她從老盛身上看到真情的閃動和人性的脆弱，也從中汲取到像藥一般治癒的力量。

在店門口，拾荒老太不見了，多半是去世了，留在原地的之後那條忠心耿耿的小狗。

棉花走，小狗也走，它失去了拾荒老太，得到了棉花和一個小嬰兒。

影片結尾，棉花揹著孩子，牽著小狗，站在故鄉的棉花田裡露出燦爛的笑容，陽光從她頭頂後方照過來，溫暖，有希望。

然而，影片中反覆提及的“棉花”與“苗華”的“諧音梗”仍在提醒我們：雖然時代不同了，但站在棉花田裡的棉花，仍舊是另一個失語的“苗華”；棉花背上那個被醫生診斷為腦癱的孩子，又將會在誰的人生中“失位”？

盛先生駕鶴西去，尚有女兒替他舉行假婚禮了卻心願；等到棉花老了，她的腦癱兒如何盡孝床邊，誰來為她請一個像棉花一樣溫暖又堅韌的保姆？

電影能夠提出問題，卻無法給出答案，惟願真正關注現實問題的作品越來越多，像《摔跤吧，爸爸》和《我不是藥神》那樣，用微小的力量推動社會的進步，彌合時代的創傷。

———END———

在光影與文學的倒映中做夢，在夢境的倒映中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