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一項來自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波蘭、瑞典、匈牙利和比利時等8個國家的8000民眾的民調結果顯示,在受訪者最關心的移民問題上,有56%的民眾覺得歐盟在難民危機的問題上做的很差。而對於始作俑者的美國,49%的法國受訪民眾表示美國不再是值得信賴的安全夥伴,而這一比例在歐盟老大哥的德國更是達到了68%。
美國已不是世界各國心目中“善良的國家”了。在美國內部,國民信心持續下降,不安全感四處瀰漫,恐懼情緒日益濃厚,主要體現在恐怖襲擊、移民問題和經濟下滑等方面。
唯我獨尊的美國何以成為世界麻煩的製造者,這就要由9.11說起。
2002年9月,“9· 11”襲擊事件發生一週年後,白宮發表了新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該檔案開頭是這樣寫的:“今天,美國享有無可匹敵的軍事實力、龐大的經濟總量和極其廣泛的政治影響……美國將利用這一難得的短暫機遇將平等自由思想推向全世界,使之惠及全人類。我們將積極工作,將民主、發展、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等美好希望帶給世界各地的人民。”至此,這份《國家安全戰略》讓人覺得和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政府頒佈的檔案口吻非常相似。
1996年,克林頓總統曾經宣佈:“因為美國在世界上無可替代的地位,我們必須採取必要的行動,我們必須擔負起領導世界的責任。”
但是,這份《國家安全戰略》超過了克林頓總統的外交思想。它進一步宣告,為了預防恐怖襲擊事件再次發生,“如有必要,美國將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在流氓國家及其恐怖主義代理人威脅美國安全之前,或者使用大規模殺傷武器攻擊美國及其盟友之前,制止它們的行動。”最後,新安全戰略正式宣告美國維護單極世界秩序的決心:“現在,我們有必要重新明確美國軍事力量的根本作用。我們必須發展並保持美國軍事力量不受挑戰的優勢地位……我們必須建設一支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以震懾任何潛在對手,遏制它們尋求軍事發展以圖超越美國軍事力量或者持平的野心。”
霸權主義抬頭在“9·11”事件爆發後的那段時間裡,《國家安全戰略》提出的這些新思想引起了全美國乃至世界一些地區人民的積極響應。一些著名的新保守主義者,如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和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這些人都是布什政府中有影響力的人物,正是他們參與了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決策。他們都積極支援美國以更加積極的方式利用自己的軍事力量推翻獨裁流氓政府,建立民主政權。布什政府還認為,這些新建立的政權必須支援市場經濟,支援美國人民,熱愛和平,熱愛自由。
富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者也支援政府進攻伊拉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認為,伊拉克戰爭,如果“以正確的理由和正確的方式予以實施”,能收到穩定中東地區的效果,“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中心地帶建立一個較為理想的政府”。《民族》(The Nation)雜誌的長期投稿人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也支援美軍派遣軍隊根除“戴著伊斯蘭教面具的法西斯主義”。所以,當時的局勢是,美國發動戰爭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唯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進行這場戰爭——如何做到單方面發動戰爭,如何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以及如何不受其他國家主權限制或國際法的牽制順利推進這場戰爭。
此時,美利堅帝國頓時成了人們熱烈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而且不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美國之外,支援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9·11”事件之後的一個月,《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前編輯和安全專家馬克斯·布特(Max Boot)寫了一篇文章,題目為“美利堅帝國之證據分析”(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該文發表之後被廣泛傳閱和引用。布特指出:“對於美國來說,對恐怖主義最現實的迴應就是毫不含糊地奉行帝國主義政策。”在2000年出版的《歌頌帝國》(In Praise of Empire)一書中,作者迪帕克·拉爾(Deepak Lal)聳人聽聞地警告說,“如果美國福斯不能充分認識歷史賦予美國的帝國責任,或者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將會在全球範圍內引發可怕的後果。大約同一時期,英國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其力作《巨人》(Colossus)一書中也呼籲,美國應該克服其“帝國否定情緒”,應該像大英帝國在過去幾個世紀所做的那樣,承擔起世界文明和現代化程序的歷史重任。
這些支援美國應該實施帝國主義政策的觀點,包括大規模動用軍事力量消滅獨裁統治,建立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政權,等等,很多人理解其良苦用心,甚至可能認同其邏輯和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將自己強大的軍隊部署到德國和日本,並在佔領期間對這些國家實施了民主化改革,同時還採取了一些必要措施,阻止它們重新崛起,對美國形成軍事威脅。事實證明,美國在這些國家戰後重建過程中實施的策略是相當成功的。
鑑於美國當前受到的巨大恐怖威脅,“9·11”事件後的美國為什麼不能利用自己的絕對軍事優勢解除中東地區流氓國家的政權,並對其實施民主化改造呢?的確如此,為什麼美國“不能”效仿羅馬帝國,利用自己世界霸主的力量,對這些敵對國家實施現代化、文明化、和平化改造呢?
2003年,當美國揮師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政權頃刻間土崩瓦解。這一結果為那些支援美國更加積極地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國家政權更迭和國家重建的人,提供了更加充足的理由。但是,僅僅就在3年之後,美國軍隊在伊拉克的作戰表現每況愈下,美國國內原來一邊倒的支援戰爭的呼聲也急劇降低。許多原來支援戰爭的人士,包括自由黨和保守黨,聲稱他們起初之所以支援對伊拉克動武,完全是因為政府在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上進行了虛假的誇張性宣傳。珀爾一直以來被人們認為是伊拉克戰爭的策劃者之一,後來卻公開宣佈放棄支援伊拉克戰爭的立場。美國公眾對布什總統的支援率直線下跌到31%,而且在2006年的國會選舉中,共和黨失去了參眾兩院的控制權。一個月以後,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舉行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6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派兵攻擊伊拉克是個“錯誤”。
美式霸凌主義遭世界背棄那些支援美國實行帝國主義政策的觀點未能考慮一個關鍵因素:歷史。簡單來說,歷史要求超級強國在政策上也必須隨著時間進行相應的轉變,從國家征服轉變為貿易合作,從入侵他國領土轉變為移民流動,從專制統治轉變為民主自由。
一個綜合國力不斷上升的國家,將自己變成受迫害者的避風港,宣傳自己的寬容政策使之成為世界其他國家效仿的模式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一個世界霸主試圖扛起寬容政策傳播者的大旗,或者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給世界其他國家,那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令許多出於善意的美國人感到沮喪的是,美國最近試圖將自己的西方寬容政策輸出到世界其他地區的做法,包括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制度等,反而激起了這些地區的仇視甚至巨大的憤慨,因為他們認為美國的這些做法是帝國主義行為,是對他們生活方式的威脅。
在信奉伊斯蘭教的中東地區,反美情緒最為激烈,那裡的人民常常將山姆大叔描繪成冷酷嗜血、長有滿嘴鯊魚牙齒的可怕形象,認為它在吞噬伊斯蘭人民的血肉。沙烏地阿拉伯的公主沙特·費薩爾是已故費薩爾國王的孫女,對美國進行了猛烈抨擊:“美國怎麼有膽量正視其他國家人民……現在,美國應該承認自己所犯下的罪惡,向被它殘害的無數人民道歉,請求他們的寬恕……由於美國實施的非法封港令和殖民戰爭——這場戰爭往最好裡想是一場鬧劇,往最壞裡想就是赤裸裸的犯罪,已經造成了100萬人死亡,所以,美國必須謝罪,然後離開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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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美洲,甚至包括支援市場經濟的精英在內,例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奧斯卡·阿里亞斯·桑切斯(Oscar Arias Sanchez)和哥斯大黎加前總統,都對美國提出了強烈批評:“美國太過頤指氣使,竟然想要告訴世界應該做什麼。你們美國就是新千年的羅馬帝國。”更加令人擔憂的是,對美國的不滿和不信任感已經從發展中國家蔓延到了發達國家。2005年,在對美國之外的15個主要國家進行的一次佩尤民調(Pew poll)顯示,大多數被調查物件(既包括集體調查,也包括在各個國家進行的獨立調查)均表示,“希望出現另外一個國家挑戰美國的全球軍事霸權”。根據2007年BBC廣播公司所做的一次調查,在來自世界各地的受訪者當中,51%的人認為美國“對全世界的影響是負面的”,他們對美國的支援水平排在了北韓、俄羅斯和委內瑞拉之後。
在現今世界,一個堅持激進軍國主義思想的超級強國必將付出沉重的代價——鉅額軍費、無數生命、合法性的缺失、激起民族仇恨等——而昔日帝國所得到的實惠它一點兒也得不到。
唯我獨尊者必敗顯然,上述情況根本不支援美國實行綏靖主義和孤立主義。反恐戰爭可能需要採取大規模軍事措施,而且如果美國願意,它完全可以讓自己的軍隊執行有限度的人道主義行動,以阻止種族清洗或者其他反人道主義的犯罪行為。相反,上述分析恰恰反對美國執行帝國主義路線,換言之,也就是反對美國利用自己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對外國政權進行改朝換代,通過強加美國式政治制度的方式重新改造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同時,大肆鼓吹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包括軍事手段)保護自己的全球霸權,只會損害美國的國際形象。
美國最好繼續堅持自己已經實行了200多年而且效果很好的傳統政策,這或許是更加明智的選擇。歷史事實表明,美國之所以能夠戰勝自己的所有對手,完全在於它建設了一個吸引世界最有才幹、最有進取心人才的國家;創造了一個所有民族和所有個人均能平等發展的社會環境;無論一個人來自什麼地方,只要有才幹、有創造力就能得到回報;最後一點,除了少數臭名昭著的例子外,美國總是精明地避免不必要的、自我毀滅性的軍事衝突和冒險的海外擴張行為;所有這些都是美國成為當今世界霸主的關鍵因素。
美國應該進一步弘揚自己的傳統美德和努力作為世界典範的原則,也就是遵循“山上之城”的國家思想(山上之城源自《聖經》,喻立於高處,為世人表率,所以應該時刻注意自己的行為),而不是自不量力地強迫自己像西西弗斯那樣幹費力不討好的工作,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各個國家(西西弗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的科林斯國王,因冒犯了宙斯,被罰將巨石推上山頂,但是第二天巨石又會滾下來,於是他不得不日復一日地不斷推巨石上山)。
(圖片來源於網路)
以上內容摘自:
《寬容、狹隘與帝國興亡》
書名:《寬容、狹隘與帝國興亡》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書號:ISBN 978-7-229-14190-5
出版時間:2019年9月
定價:68.00
分類:歷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