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約1.03萬字，是在自媒體上發過的最長一篇文章，但請讀者相信，我已經在篇幅、可讀性和嚴謹性之間作出了艱難的取捨。如您能讀完，我將十分感謝，相信不會是對您時間的浪費。如您讀完後覺得有所啟發，敬請分享，不勝感激。

本文的結構

一、對上述邏輯的反駁及問題的提出

二、再議長期與短期

三、即期與跨期、利率與回報、主觀與客觀

四、2011年發生了什麼

五、中國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

六、小結與展望

七、寫在年末的一點題外話

今天想提出一個問題：老齡化對通脹和長期利率的影響。

也許很多人會脫口而出：老齡化時代嘛，低通脹，低利率。也許還會有人說：通縮，負利率！

那麼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老齡化了，需求會下降，所以通脹起不來，加上經濟增速也會下降，所以利率也會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那麼有什麼例證嗎？

有啊，你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日本和歐洲國家，不都是低通脹、低利率嘛！

嗯，看起來很有道理，既有理論推演，又有實證支援。然而稍微推敲一下，就會發現，不管這個結論本身是否正確，至少不論是理論邏輯還是實證邏輯，都站不住腳。

一、對上述邏輯的反駁及問題的提出

先來看看上面通脹的理論邏輯。我們說通脹，那是在討論物價總水平。既然是物價，就不可能只取決於需求，還得看看供給。需求下降了，但如果供給也下降呢？如果供給下降得更厲害呢？打個比方，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100個人的經濟體，原來有90個年輕人工作贍養10個老人，現在變成60個年輕人工作贍養40個老人，需求是可能會下降（老年人的衣食住行需求都少嘛），但不會下降得太離譜（畢竟人口數沒變），但勞動力可是實實在在地減少了30個，產出當然也要相應減少。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說物價是上升還是下降呢？

再來看看利率，我們先不管通脹，單單看實際利率。實際利率取決於經濟增速嗎？如果是這樣，那麼你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在漫長的農業社會，全球幾乎都是零增長的時候，實際利率要比現在高得多（在農業社會，50%以上甚至幾倍的利率比比皆是，哪怕債務有抵押並且來自政府或君主其利率通常也遠遠超過20%）。事實上，實際利率也是一種價格，既然是價格，那麼同樣也要取決於供給和需求：供給來自那些願意延遲享樂、把資源借給別人的人，也就是提供儲蓄的人；需求來自那些寅吃卯糧的人，也就是消耗儲蓄的人。在農業社會，大部分人終日勞作也只能溫飽，根本沒有富餘的東西來“延遲享樂”，也就是儲蓄供給很少，因此少量的儲蓄需求就會導致實際利率的大幅抬升。回到老齡化問題，你最多說在一個老齡化社會裡，消耗儲蓄的需求是下降的（因為投資下降），但另一方面，老年人是不會儲蓄的，老年人不僅不會儲蓄，還要不斷消耗自己年輕時候的儲蓄。極端來看，可能會出現全社會儲蓄都無法確保折舊資產能夠得到更新的情況（在目前的工業社會，儲蓄率通常要達到15%才能確保折舊資產能夠得到更新，因此儲蓄率低於15%的經濟體資本存量會不斷減少，生產能力會不斷萎縮），因此在那種環境下，經濟的生產能力會不斷下降，結果就是經濟一直負增長，但實際利率卻高得離譜。

再來看看上面的實證分析。老齡化的日本和歐洲確實都是低通脹、低利率，但這最多隻能證明老齡化和低通脹、低利率可以相伴出現，並不能說明老齡化就是引起低通脹、低利率的原因。實證結論必須要有合乎邏輯的解釋才能推廣。事實上，全球性的老齡化並沒有出現過，部分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必須要跟全球環境聯絡起來看才有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具體來說，日本和歐洲老齡化問題顯現的時候，恰好是原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逐步加入資本主義國際貿易體系的時候。這些國家普遍擁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建立的工業基礎和基礎教育體系，後者培養了大量適合工業生產的勞動力。以中國為例，日本和歐洲老齡化最快速的時候，正是中國農村的數億年輕勞動力拼命衝向血汗工廠的時候。這些工作強度極高而又對工作保障和工作回報要求極低、生活極其節儉的中國人，帶來了大量的廉價產品和儲蓄剩餘。這些廉價產品通過國際貿易流向發達國家，降低了它們的物價水平；儲蓄剩餘（表現為中國的鉅額外匯儲備）通過國際金融市場變成了發達國家的債權，降低了它們的利率水平。雖然這種解釋也還需要更多的論證，但至少說明老齡化與通脹、長期利率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不能用單一邏輯去分析。

看完我上面的分析，我們再回到開頭提出的問題：老齡化對通脹和長期利率的影響，是不是不再覺得答案可以脫口而出了？

事實上，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現有的研究不管是結論還是邏輯，都不盡如人意。而我對這個問題產生困惑，也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然而慚愧的是，直到今天我依然沒有把這個問題研究清楚。不過，我雖然沒有能力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但至少可以把我覺得這個問題裡似是而非的地方說出來，權當拋磚引玉吧。

二、再議長期與短期

長期與短期，這在投研上已經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了。不能用長期邏輯指導短期交易，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這個問題的另一面卻少有人注意：不能用短期邏輯去分析長期問題。

例如前面分析通脹和利率的邏輯，都是短期邏輯：短期中，通脹確實更多由需求決定，實際利率也確實與經濟增速密切相關。但長期中，這些還成立嗎？

在前面我已經舉了一個反例，即如果實際利率與經濟增速相關，那麼你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在漫長的農業社會，全球幾乎都是零增長的時候，實際利率要比現在高得多。農業社會太過遙遠，下面我們再分別從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的角度來舉兩個發生在當代的例子。

從橫向比較來看，中國過去幾十年，不管是名義增速還是實際增速，都一直遠遠超過美國，但中美長期利率的差距一直都不大。甚至在2002-2008年這個中國經濟超高速增長的階段，中國10年期國債利率在大部分時間都低於美國（有74%的交易日中國利率更低，中位數為中國比美國低70BP）。而2011年後兩國經濟增速差距顯著縮小，長期利率的差距反而顯著擴大了（2002-2011年中位數為中國低27BP，2012年以來為中國高131BP）。

從縱向比較來看，中國在2011年後，名義增速的中樞水平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下行，但長期利率的中樞水平反而上升了（2002-2011年複合名義增速為15.97%，利率均值為3.61%，中位數為3.47%；2012-2018年複合名義增速為9.47%，利率均值為3.55%，中位數為3.54%；即使算上2019年，前三季度名義增速進一步下行至7.90%，但利率下行幅度很有限）。

上面的兩個例子，都無法用“利率與經濟增速相匹配”這個框架來解釋。前面說了，這是因為不能用短期框架去分析長期問題。

一個交易員在震盪市裡做交易久了，習慣了高拋低吸的交易方式，對止盈止損都設定得很薄，就很有可能錯過一個大牛市，因為他的交易系統捕捉不到牛市，甚至牛市訊號在他的框架裡會變成賣出訊號。同樣地，我們關注利率的短期波動太久了，已經把“經濟增速下行則利率也下行”這一命題刻在了條件反射裡，再也不願意去多問一個為什麼了，於是忘了這一命題成立的前提。

利率幾乎是與人類文明同齡的事物，它跨過了幾千上萬年的歷史長河，它經歷過繁榮，更經歷過天災、戰亂、饑荒和瘟疫；而“經濟保持增長”則是太年輕的東西，全球範圍的持續增長可能只有一個世紀的歷史。當代，是人類有史以來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同時也是人類有史以來利率最低的時期。在這一事實面前，我們怎麼能預設利率與經濟增速正相關呢？

實際上，之所以有些時候利率與經濟增速正相關，是因為在這個觀測期間影響利率的其他因素都保持了穩定。也就是說，你要控制其他所有變數不變，才有可能去說利率與經濟增速正相關。

或者，我們可以把表述變成這樣：長期性因素（氣候地理、文化政治、人口及其結構、資本存量、金融體系、技術水平等）決定了利率的中樞水平，短期內利率受經濟增速影響，圍繞這個中樞波動。

回到老齡化問題上。用經濟增速來分析長期利率，只能限定在長期因素不變的前提下，而老齡化本身就是長期因素的重大變動，因此無法用這一框架來分析。

此外，不管是對中美的橫向比較還是對中國的縱向比較，我們都發現2011年是一個特殊的時點，2011年前後，中國似乎發生了一個導致“利率與增速匹配”定律失靈的長期因素變動。這個因素是什麼呢？我們先把這個問題放一放，澄清另一個常見的認知誤區。

三、即期與跨期、利率與回報、主觀與客觀

借貸通常被認為是一個跨期問題，利率也被認為是資源跨期交換的價格。

這在微觀上是對的：5%的利率，意味著債務人願意以每年5%的代價把未來的東西拿到現在來用，也意味著債權人願意以每年5%的補償把現在的東西拿到未來去用。

但在巨集觀上，這就不對了。巨集觀上沒有跨期：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社會，是沒有辦法把明天才能生產出來的東西拿到今天來消耗的。

一個人、一個企業、一個群體，乃至一個國家，都可以寅吃卯糧，但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社會，是沒有辦法寅吃卯糧的。任何一個人寅吃卯糧，都要有另外一個人在當期節制消費，把收入省下來變成儲蓄，然後再借給對方。

因此，金融學意義上的跨期資源配置問題，對應到巨集觀經濟學裡面，就是一個即期資源配置問題。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看破很多似是而非的邏輯。

最簡單的就是養老金問題。沒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通常會認為自己現在存下養老金，等老了就可以支取了。在他們看來，既然將來要面臨老齡化問題，那現在大家就應該多存錢，等將來老齡化來的時候再拿出來用。現實情況是，你現在交的養老金是用來養現在的老人，等你老了，那時候的年輕人再來養你。如果將來全社會都是老人，沒有生產者，那你現在存再多的錢，到將來也只是一張廢紙，買不到任何東西。

理解了這一點，利率就不再是單純的未來與現在的交換關係，我們也就能識破另外一個常見的認知誤區：利率取決於投資回報率。這種看法進一步認為：中國能保持高增長、低利率，是因為中國的投資回報率很低。

那麼這種看法錯在哪裡呢？

我先舉一個例子。某個國家的人都喜歡一種寶石，這種寶石分佈在一座山上，從山腳到山頂都有。山腳的寶石開採成本很低，隨著海拔的升高，開採的成本越來越高，到山頂的時候開採成本已經接近無窮大。這時候，去開採的人，應該開採到什麼海拔為止呢？很顯然，是開採成本等於市場售價的這個海拔，而決定市場售價的，是這個國家的人對這種寶石的喜愛程度，是主觀的。

你看，這種寶石的生產函式是客觀的，邊際成本遞增的規律也是客觀的，但決定生產這種寶石邊際成本的因素，是人對這種寶石的評價，是主觀的。事實上，生產函式取決於客觀因素，人的主觀因素所做的事情，是在生產函式上選擇一個點。

回到利率和投資回報率的關係上。說利率取決於投資回報率，正是把利率完全當成資源跨期交換價格的結果。實際上，經過我們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巨集觀上看，利率是在當期內，兩種不同行為模式的人交換資源的價格。投資回報率是客觀的，而利率卻是主觀的。用費雪在《利息理論》中提出的概念來說，利率取決於人性中的“不耐”。由於貪圖享樂的人性，以及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人們總是傾向於在當前消費，這種傾向性就是“不耐”。而為了讓人們願意把消費延遲到未來，就需要支付利息。

正是由於中國人勤勞、節儉，而且過去一個時期勞動力快速增長，所以中國人作為一個整體的“不耐”程度極低，壓低了利率水平，於是很多低效的投資也能掙錢，因此中國的投資回報率一直很低。所以，前面的邏輯，顛倒了因果關係：不是因為中國的投資回報率低所以利率低，而是因為中國的利率低所以投資回報率低。

與上面那個開採寶石的例子一樣，經濟的生產函式是客觀的，投資回報遞減的規律也是客觀的，但最終決定投資到哪個點的，是人的主觀意願，也就是這個社會的“不耐”程度。

因此，一個經濟體，邊際上的投資回報率是由主觀因素決定的！

之所以會錯誤地認為是投資回報率決定了利率，是因為犯了跟第二部分裡面一樣的錯誤：在短期中，人的主觀因素不會發生劇烈變化，而客觀的生產函式卻在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回到老齡化的問題上，在一個老齡化社會裡面，全社會的“不耐”程度在下降，因此由主觀決定的實際利率中樞水平在上升，最終使得邊際投資回報率也會上升。

事實上，理解了借貸在微觀上是跨期問題而在巨集觀上是即期問題後，還有助於我們看破槓桿的實質。我們常說加槓桿就是在透支未來，但是那是對加槓桿的微觀主體來說的，對於整個巨集觀經濟（某個封閉經濟體或者全球經濟）來說，是沒有辦法透支未來的。因此，這個“透支未來”的說法，實際上矇住了我們的雙眼，導致我們忽視了某些東西（這又是一個大的問題，以後有機會再展開）。

四、2011年發生了什麼

現在，我們回到前面的那個問題：2011年，中國發生了什麼？

2011年，中國儲蓄率持續上升的歷史結束，並開始逐年下降（國民總儲蓄率小於國內總儲蓄率，表明外國人和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儲蓄大於中國人和中資企業在外國的儲蓄）。

2011年，中國勞動年齡（16-59歲）人口的絕對數量和比重均達到峰值，並在此後逐年減少（由於統計局公佈16-59歲人口資料的時間較短，下圖用15-59歲抽樣人口資料代替）。

2011年，中國農民工人數增速首次開始下滑，並在此後大幅下滑。

2011年，中國的槓桿率結束了一個長期的穩定期，開始一騎絕塵地往上走。在下圖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在儲蓄率快速上升的時期，中國的槓桿率不僅沒有上升反而還有所下降（對於這個問題，第五部分還會有進一步的論述）。

從上面幾個事實，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因為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中國度過劉易斯拐點，這集中表現為中國儲蓄率的下降，而儲蓄率的下降又帶來了槓桿率的上升。

五、中國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

最近幾年，融資難、融資貴是中國經濟的高頻詞彙，從政府檔案到賣方報告，從高層會議到街談巷議，大量的話題都圍繞著這六個字。各級政府部門也下了很大的力氣來緩解這一問題，但是收效甚微。今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張圖。

這是光大證券巨集觀組張文朗老師團隊做的一張圖（圖片出處：《光大深度 | 嶄新方法把脈貨幣政策 —— 中國貨幣政策指數》）。張老師團隊構建了一個稱為貨幣政策指數的指標，並對過去十幾年的貨幣政策鬆緊程度進行了分析。從圖中可以看到，2012年以前，除了應對金融危機期間，貨幣政策幾乎一直處在收緊狀態，而從2012年開始則大部分時候都處在寬鬆狀態。

於是我們發現，2012年以前，貨幣政策幾乎一直在收緊，那時候沒有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2012年以後，貨幣政策幾乎一直在寬鬆，但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這樣一比較，就能得到一個十分顯然的結論：融資難、融資貴跟央行真的沒有半毛錢關係。

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曾經寫過一篇專欄，指出央行沒有辦法決定利率水平。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認為央行可以決定利率水平，那是天大的誤解，央行只能引導利率靠近均衡水平，並適當採取逆週期政策，以減少經濟的波動（雖然他們大部分時候做的事情可能結果正好相反）。

我們再來看一張圖。

這張圖是我自己畫的，我來解釋一下這張圖。前面已經指出，從短期來看，GDP名義增速與10年期國債利率應該同向變動，它們的差值應該是穩定的，但長期來看，二者的差值並不穩定，因此必然有一些長期因素的變動。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這種變動就是儲蓄剩餘率的變動，而儲蓄剩餘率可以用淨出口在GDP的佔比來衡量（本國儲蓄沒有被本國投資消耗的部分就變成了出口）。因此這張圖反映的結論是，儲蓄剩餘率（淨出口在GDP的佔比）可以解釋10年期國債利率變動中不能用名義增速變動來解釋的部分（10年期國債利率與名義增速的差值）。

下面，我們再就這個結論作一些延伸。

我們知道，最近幾年央行創設了很多新工具，其主要作用是向市場直接投放基礎貨幣。這些工具中，利率最低的是7天逆回購，目前是2.5%；利率最高的是1個月期的SLF，目前是3.9%；餘額最大的是1年期MLF，目前利率是3.25%。整體來看，這些工具投放的基礎貨幣的平均利率應該在3%以上。這些工具加總後表現為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到2019年11月末的餘額是10.8萬億。而當前銀行體系超額準備金的規模大概略超3萬億，因此銀行的法定準備金中有7萬多億是通過3%以上的成本去獲取的。法定準備金的利率是1.62%，因此7萬億的量，銀行要付出1.4%以上的息差成本。也就是說，整個商業銀行體系目前要從央行那裡以2.5-3.9%的利率借來高息資金，再以1.62%的利率存放在央行，這樣的資金規模有7萬多億——商業銀行每年要白送給央行1000億左右的利息淨收入！

而在10多年前的2008年前後，央行不僅沒有以高額的成本向市場投放資金，反而通過央票大量回籠資金，最高時央行餘額超過4.8萬億，而當時的超額準備金總規模也只有1萬億左右。當時各期限央票的利率普遍在3%以上，3年期央票利率更是一度高達4.56%。商業銀行躺著就能賺到央行的錢。

前後一對比，我們發現，央行從過去的持續補貼銀行體系變成了現在的不斷從銀行體系抽走利息淨收入。

這其中的貨幣表現就是：基礎貨幣的投放方式由外匯佔款變成了央行運用新工具後的直接投放。可是，央行也可以在現在用很低的利率投放基礎貨幣，在過去把外匯佔款全部抽乾啊！為什麼央行沒有這麼做呢？

還記得前面引用過的伯南克的結論嗎：央行沒有辦法決定利率水平。

實際上，外匯佔款是儲蓄過剩的產物。因為中國過去的儲蓄率奇高，導致儲蓄過剩，這些過剩的儲蓄在國內的貨幣表現就是外匯佔款，因此外匯佔款主導基礎貨幣投放方式的時候沒有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現在儲蓄過剩現象沒有了，外匯佔款開始減少了，就出現了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可以參見我之前的一篇文章：《匯率早已衝鋒，何必緊盯利率——兼論兩大部門對貨幣條件的不同訴求》）

因此，中國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是：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儲蓄人口減少、儲蓄率下降。對此，央行無能為力。這不是靠放水能夠解決的，相反，放水只會讓問題越來越嚴重。

我們再來看看第四部分提到的一個問題：為什麼2009年以前中國的槓桿率穩中有降，而2011年後中國的槓桿率快速上升呢？

中國的儲蓄率一直偏高，主要是企業儲蓄率（企業的保留盈餘稱為企業儲蓄，即息稅後淨利潤減去分配給股東的利潤）偏高。由於企業儲蓄率較高，因此企業的外部融資需求就少，導致2009年前中國的槓桿率不升反降。近幾年中國的儲蓄率下降，最大的拖累因素也是企業儲蓄率，企業儲蓄率下降後，對外部融資的需求上升，導致槓桿率快速攀升。

而企業儲蓄率偏高的主要原因又是過去的勞動年齡人口過剩。由於勞動年齡人口過剩，經濟產出中分配給勞動的比重下降，分配給企業的比重上升，使得企業儲蓄率提高。除此之外，對環保等的忽視，也使得企業製造的外部性由全社會買單，成果則由企業獨享，這也助推了企業的儲蓄率。

回到前面第三部分的一個結論：邊際的投資回報率是由人的主觀因素決定的。由於儲蓄率下降，導致實際利率上升，社會選擇的投資回報率也要上升，因此很多較低效的投資就沒有了生存空間，將倒逼其退出市場。當然，現實經濟沒有這麼簡單，有很多低效投資，由於預算軟約束的原因依然存在，進而逼走了另外一些回報率還可以的投資。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

可以預見，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儲蓄人口減少、儲蓄率下降的趨勢只會不斷加劇，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是在與時間賽跑。在問題的根源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只能去槓桿、去除落後產能和低效投資，為未來贏得空間。

總之，中國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是老齡化造成的儲蓄率下降，因此會是一個長期現象，而且會越來越嚴重。這是我們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原因——讓低效的投資退出，釋放其擠佔的寶貴儲蓄資源。

六、小結與展望

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前文的邏輯：在短期中，利率與經濟增速相匹配，是因為影響利率的長期因素保持穩定，利率更多受到需求等短期因素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影響利率的長期因素會發生變化，導致影響利率的供給因素變動。老齡化就是導致利率上升的長期因素。

老齡化對通脹的影響是雙向的：一方面，老齡化會導致經濟供給能力下降，從而抬升通脹水平；另一方面，老齡化會降低經濟的需求水平，從而壓低通脹水平。

老齡化對實際利率的影響也是雙向的：一方面，老齡化會導致儲蓄率下降，從而抬升實際利率；另一方面，老齡化將減少投資機會，從而壓低實際利率。

因此，老齡化究竟對通脹和利率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取決於老齡化對哪方面因素的影響更大，不可一概而論。

目前，我們很難精確判斷究竟哪方面的因素影響更大。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中國在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儲蓄率下降的程序開啟後，依然以極高的投資率應對經濟下滑多年，導致中國的儲蓄剩餘累積大大減少，尤其是外匯儲備從高點減少約1萬億美元，這加劇了中國經濟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尤其是在儲蓄率已經趨勢性下降的情況下，依然連續大力度加槓桿多年，導致中國未來被動負債的壓力極大，這將成為抬升中國未來實際利率水平的重要力量。

綜上所述，我不認為中國會很快進入低利率環境。相反，未來即使中國的名義經濟增速再下臺階，10年期國債利率的中樞水平也依然會維持在3.5%附近，而不會跟隨經濟增速同步下行（當然，短期波動和長期中樞是兩個概念）。這意味著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持續推進，一方面降低體制性成本，另一方面降低其他要素尤其是土地要素對整體經濟帶來的成本，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此外，由於儲蓄剩餘減少，金融體系的負債穩定性下降，利率的波動相比過去可能反而會加大。

對於全球而言，中國是過去20多年全球低通脹、低利率環境的主要承載者，中國老齡化會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由於中國不能再輸出廉價商品，也不能再輸出儲蓄剩餘，全球低通脹、低利率的環境面臨終結，全球經濟可能進入一個低增長、高通脹、高利率（實際利率和名義利率雙高）的階段，現在的貨幣寬鬆只會加劇未來的問題。若國際協作和政策應對失當，以美國長期國債利率大幅上行為先導的金融危機可能會再次發生。

最後，正如第一部分所說，本文只是我一點拋磚引玉的想法，並且由於篇幅所限，我也無法把我所有的想法在一篇文章裡寫清楚。本文如果能夠帶給讀者一些啟發，引來一些批評和探討，那也不算是毫無價值。本文試圖打破“老齡化會降低通脹和利率”這一鐵律，到底有沒有打破，留給讀者評判。但我還想再問一句的是，我們的觀念裡，究竟還有多少類似這樣，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以至於不願再去深究細察的認識，其實背後還有很大的問題等著我們去發現呢？

七、寫在年末的一點題外話

本文寫到這裡，我想要表達的主要內容基本上已經說完了，但我還想說一點關於未來的看法，或者說猜想，你也可以說是願望吧。

一直以來，我們都被各種文章以及自己的慣性思維束縛，認為老齡化社會將是一個很糟糕的社會。

老齡化社會是不是一個很糟糕的社會，也許現在還不好說，但我想反過來問一句：中國勞動力增長最快的那個時期很美好嗎？數億的農民進城，在沒有職業保障的情況下，在傷害身體的工作環境中，長時間高強度地重複勞動，背井離鄉、妻離子散，同工不同酬，可能會得各種奇怪的職業病，可能會殘疾而得不到補償，可能幹了大半年還拿不到工資，更不用說收入本身的增長也非常緩慢，遠遠比不上中國經濟這輛高速列車。

這美好嗎？這是部分人的美好，但不是所有人的美好，因而也不是這個社會的美好。這比過去美好，但也只是從極端糟糕變成不那麼糟糕。你說這是發展的代價，我承認；你說這是必經之路，我認可。但你要說這是好的，我無法接受。勞動者被說成是紅利，是誰的紅利？肯定不是勞動者自己的吧。人口紅利，發明這個詞的人真是良心大大滴壞。

老齡化會縮小貧富差距，會讓勞動者更有尊嚴，這是我認為老齡化也許沒有那麼糟糕的第一個原因。老齡化指向兩個基本結論：一是勞動力減少，因此工資會上漲；二是老年人要養老，就要拋售年輕時積累的資產，導致資產價格下跌。這兩個方面，無疑都會縮小貧富差距。現在全球範圍的貧富差距已經接近極限，不僅僅是國與國之間，而且在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的內部，貧富差距可能都是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再擴大下去這個世界會更好嗎？

至於很多人心心念唸的AI，我不是很懂，但我希望它晚一點到來。在財富如此集中的情況下，如果AI大範圍應用，那隻可能是少數人的美好，大部分人的災難，甚至有可能讓世界變得像科幻小說裡那樣魔幻。我相信勞動是實現人的價值的主要形式，因而讓大部分人都能有尊嚴地勞動，是我心目中美好社會的必要條件。也許西里西亞紡織工人的命運難以避免，但至少不要對它的即將到來心心念念，也不要對那套兩百年前的說辭津津樂道。

其次，老齡化會讓願意深耕主業的企業脫穎而出，而不會再獎勵那些只會跑馬圈地的。企業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企業家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靈魂群體。但在“人口紅利”之下，市場在鼓勵那些只會跑馬圈地的人，鼓勵那些只會壓榨員工的人。也許，老齡化帶來的衝擊，會改變中國企業的競爭模式，從而真正造就出一批偉大的中國企業。

2019年馬上就要過去了，雖然這一年被稱為“康波萬劫不復之年”，但好在窮人的飯碗、中產的焦慮、富人的安全都成功挺過了這一年。站在年末，似乎應該說點什麼。

昨天，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不少決定，其中有一項是《關於廢止有關收容教育法律規定和制度的決定》。至此，勞動教養、收容遣送、收容教育三項制度全部廢止，關注這件事的人，自然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這背後又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這與我們今天的話題有什麼關係呢？也許沒有，又也許有吧。

更重要的是，這讓我意識到：雖然艱難而曲折，但我們依然在進步著。於是，我對世界的未來依然存有信心：美好，不僅意味著更快的增長、更快的交通、更快的網速，更意味著每一個熱愛生活的人都能夠有尊嚴地工作和生活。誰能說老齡化一定會讓這個目標離我們更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