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德國萊比錫托馬斯教堂，巴赫墓前。

在一個略微昏暗的教堂內，一群人靜靜地端坐著，聽一位中國老太太彈奏《哥德堡變奏曲》，鴉雀無聲。

齊耳的短髮，面容溫和，因為常年練琴，背有些微駝，穿著一身深色唐裝，走在大街上，跟普通的公園晨運老太沒啥區別。

這位看起來很不起眼的鋼琴家，想必很少人知道。

她叫朱曉玫，是第一位被允許在巴赫墓前演奏的鋼琴家。

01.用巴赫暖手

1949年，朱曉玫出生在上海，後來全家跑到北京，投奔親戚。

她的母親是一位有點小資情懷的民國女性，熱愛音樂，會畫畫，喜歡生活裡的小情趣。在動盪的年代，母親私藏的嫁妝裡還保留著一瓶法國的香水和一架英國進口的Robinson鋼琴。

3歲那年，在午後的Sunny裡，她圍在母親腳邊，看著母親在琴鍵上跳躍的手指，她喜歡上這架“會說話” 的大傢伙。從此開始了與鋼琴一生的羈絆。

在鋼琴上，朱曉玫有極高的天賦，3歲練琴，8歲登臺表演，13歲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學習。她母親相信，她將來一定會成為一位著名的鋼琴家。

但文革來了，那個瘋狂的年代，許多人成了瘋狂的犧牲品。

她的家庭背景，她喜歡的鋼琴，她信仰的藝術，都成了她的錯處。她三天兩頭就遭到批判，每天都要自我檢討，自我批評。

因為我從小出身不好，整天受批判，整天寫檢查，批評和自我批評。一場惡夢。

當鋼琴成為罪證，喜歡變成原罪，她依然沒有放棄鋼琴。

為了防止紅衛兵抄家的時候發現家裡的鋼琴，她和母親找來各種布罩，想要蓋住這個龐然大物，假裝這是一個裝餐具的壁櫃。每天偷偷摸摸練琴，母親就站在門外給她放哨。

這樣偷偷摸摸的日子很快就結束了，因為這一次她不得不離開她的鋼琴了。

1966年，朱曉玫被送往河北張家口勞動改造。

那是一段黑暗的經歷，毫無希望的5年。

身體上疲憊不堪，精神上折磨不斷。白天就在地裡除草、挑水、施肥，晚上站在臺子上自我檢討，批評，認錯。

（左：朱曉玫）

而最讓她絕望的是，那裡沒有鋼琴，沒有音樂。

她幾次冒險從河北逃回北京，去在音樂學院偷偷抄下巴赫《平均律》的譜子，冒著被蹲大獄的風險，畫假票去聽音樂會。她太想離音樂更近一些了。

最後，她做了個瘋狂的決定——運一臺鋼琴的鄉下。

趁著樣板戲普及的風口，學過鋼琴的她，爭取到一個伴奏的資格。藉此機會，她央求母親將鋼琴寄到河北。

但長途運輸後，那架上了年紀的老鋼琴，已經斷了好幾根弦了。鄉下沒有修琴的師傅，朱曉玫就自己跑去工廠找鋼絲，自己修理。

河北的冬天太冷了，還沒有暖氣，她彈琴的房間如同冰窖，她靠練習巴赫的譜子溫暖手指。

在那無比艱難的環境中，鋼琴就成為了朱曉玫生命裡一個如影子般的伴侶。

在鋼琴面前，她不再是那個人人批鬥的狗崽子，她是一個人，活在音樂裡的人。

02.醬油味的巴赫

文革結束，歲月蹉跎，那時朱曉玫已經27歲了。

可是看到國內西方音樂的現狀，她萌生了出國求學的念頭。

1980年，在老師周廣仁、潘一鳴的幫助下，她拿到的美國簽證。簽證批下來的那天，母親一下子哭了，那時出國的人很少，一走就是生離死別了。

27歲的她，帶著60美金，背井離鄉，開始了自己的音樂夢。

到美國後，去波士頓的新英格蘭音樂學院考試，第一場音樂理論就交了白卷，幸虧第二場考試她的演奏技術出色，才被錄取。

可是沒等她高興一下，入學後的第一節鋼琴課就給了她當頭一棒。

當時，她的老師是二十世紀著名的鋼琴家施耐貝爾的學生，他毫不留情地批評道：

你的手指跑得很快，技術絕佳，但是音樂完全不對。

自己苦練了30年的鋼琴，原來只不過是“會活動活動手指”而已，她“連音樂的門都還沒進”。

更糟心的是，出國的求學之路並不順利，貧窮關上了音樂的大門。

沒錢的她靠在寄宿朋友家過日子，從一個朋友住處搬到另一個朋友的住處，在美國的幾年，她來來回回換了35個住處。

為了生計，她還幹過各種臨時工，在紅燈區餐館裡端過盤子，在中餐館裡刷過碗，給鄰居做過清潔工，通過打掃衛生換取練琴的機會。

她為波士頓交響樂團女長笛手打掃家庭衛生，被允許主人不在家的時候，可以碰鋼琴。

繁重的工作，沒有固定的練琴時間，她自嘲那時自己的“巴赫和貝多芬曲譜，聞到的是濃濃的醬油味兒。”

就這樣放棄嗎？

費盡心機來到美國，就這樣灰溜溜地離開嗎？

33歲的她，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去法國碰碰運氣。

03.用巴赫換房子

在巴黎，朱曉玫的音樂家之路，才慢慢走向正軌。

在巴黎的生活純粹而又單一，她蝸居在一間幾平米的房間裡，只有一張床和一架鋼琴，靠著最便宜的小橘子、胡蘿蔔和泡麵飽腹。

每天清晨洗漱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到鋼琴前，如同禱告一般，虔誠地練習《哥德堡變奏曲》中的章節，幾十年如一日，從未間斷。

她在那裡遇到了鋼琴大師Marian Rybicki。

花了400法郎，窮窮的朱曉玫預約了大師一個小時的指導時間。本以為能得到大師一些指點就值回票價了，沒想到Rybicki大師聽了她的演奏後，深受打動，不僅主動為她介紹教職工作，還幫助她找到了一處可以免費練琴的地方。

她在那裡遇到了伊朗巴列維國王御醫的女兒，一位善良的老太太。

因為一首《哥德堡變奏曲》，這位老太太決定把自己在塞納河邊的公寓租給朱曉玫，而且租金很低。碰到來拜訪的客人，朱曉玫還會半開玩笑說，這是“用一首巴赫換回來的一棟房子”。

直到1989年，40歲的她，才有機會參加了人生第一場正式音樂會。

在塞納河邊的教堂裡，演奏《哥德堡變奏曲》，沒有海報，沒有宣傳。

音樂會後，她又躲回房子裡，繼續練琴。她一個鐘頭只去練習一個觸鍵，一首曲子要花上6個月的時間。相比練習兩週就能登臺的人來說，她願意花時間去讀懂每一個音符。

1994年，時年45歲的朱曉玫收到了來自巴黎城市劇院的邀請，在巴黎開了第一次獨奏音樂會。

名不見經傳、年紀偏大、不愛宣傳、又缺乏經紀公司推廣……在眾多音樂家中，她宛如一顆渺小的塵埃。但當天，整個巴黎看到了那個為鋼琴發光的她。

因自身獨特的音樂魅力，她的名聲便從小圈子裡開始慢慢向外傳播，而她在巴黎的演奏會也經常是場場爆滿。

也是這個時候，她才擁有了一架屬於自己的鋼琴。

04. 對著巴赫的畫像彈琴

從巴黎到香港，從香港到上海，她的每一場獨奏會都引起轟動。

傳奇的人生經歷，精湛的鋼琴演奏，她充滿了話題性、商業性。只要她願意，動動手指，就能從一個鋼琴家變身福斯偶像，熱度絕對不輸朗朗、李雲迪。

但她拒絕了，她怕影響了音樂的純粹。

在北京、上海的媒體見面會上，她經常催促加快提問速度，約定的半個小時時間一到，便起身要走。她嚴格限制演出的場次，每年不超過30場商業演出。

甚至有人邀請她參加北京音樂節，她考慮再三，最終沒有成行，是因為“她對國內音樂界浮躁的氛圍非常膽怯。”

朱曉玫演奏當天，曾經一起在農場勞改的老朋友都來捧場，但他們都沒有買到票，等在演奏廳門口，結束後幾個老友才見到面。反到演奏廳周圍，站了許多黃牛拿著門票，高價兜售。原價才80的門票，一路飆升，被炒到6000元。

這樣的追捧，沒有給她帶來滿足，反而是無盡的恐慌。在她的心中，只有內心的音樂才無比重要。

每次演奏結束次日，她就飛回法國，躲進那間塞納河邊的小屋裡，關上門窗，對著巴赫的畫像彈琴。

她害怕人間的喧囂，她也不允許自己分心，她用自己的方式面對音樂。

她的演出很少，不像現在有些人學了一個曲子就去演了，實際上這些演出都是夾生飯。

她喜歡去醫院、去監獄、去精神病院演出，在那裡，她看到了音樂的力量。

她不用手機，不用電腦，不參加各種娛樂活動，家裡面只有一臺電話。

所有朋友都知道，“朱曉玫這個人六親不認”，一生只愛鋼琴。別人看她，覺得她都生活如苦行僧，但有琴相伴，她樂在其中。

在紀錄片中，朱曉玫說：

在上海出生，也是六歲便立志以鋼琴為一生志業，八十年代遠赴美國，現在客居法國，一輩子一人一琴而已。

用一生，奏一曲。

守住這份執著、這份單純的情懷和追求，做一個腳踏實的音樂家。

就像王小波說所說：“你知道什麼是天才的訣竅嗎？那就是永遠只做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