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拜登就任美國第46任總統

1月6日國會山暴力衝突事件之後，特朗普的總統生涯其實已經“政治性死亡”。這位性格乖戾的“推特總統”，與華盛頓乃至整體上衣冠楚楚的傳統西方領導人之間，心靈距離都太過遙遠。在權勢正盛時，特朗普的耳畔固然不乏言不由衷的過譽之言，但一旦露出明顯破綻則註定被移除圈外。

今日的美國，決心與特朗普切割的並不只是推特、臉書這樣的社交媒體巨頭，那些自命體面的保守派，包括過去四年裡一路維護他的“副手”彭斯以及圓融的共和黨大佬麥康奈爾等等，大體也都已“走好不送”。

特朗普走出白宮的背影，與“驕傲男孩”之類的邊緣人群緊緊捆綁在一起，強化了他“望之不似人主”的固有印象。在國會山暴力衝突事件的餘波以及特朗普本人在任期收尾時迴歸正統路線的印象下，輿論的風向似乎一下子全面轉向了討伐和清算。實際上，過去四年裡，這位美國史上最為特立獨行的美國總統對華盛頓政治議程做出的重大改變，並不是一筆就能勾銷的。在浮誇煽動的言行舉止和刀尖玩火的政治策略外，特朗普的“政治遺產”也並非沒有可取和可繼承之處，即便是對其恨之入骨的民主黨，如果只是一味清算，又何嘗不是另外一種“極化”。

特朗普的“副手”彭斯沒有參加特朗普的歡送會，卻去參加了拜登的就職典禮

首先，特朗普政府留下了“競選承諾要兌現”的政治氛圍。拜登強調新的政府將醫治分裂的美國，這句話不是完全準確的。分裂是問題的表現之一，兩黨政客過去習慣了說過就忘，不願履行“負責任的政治”，導致矛盾下移、民間積怨太深，才是問題的核心。

特朗普執政以來，各項政策簡單粗暴、缺乏足夠的專業能力是顯著短板，但有一點，特朗普確實在認真兌現其承諾。從修改醫保法案到製造業回遷，從邊境建牆到從阿富汗、敘利亞撤軍，作為一個沒有根基的政治素人和他自己所稱的“局外人”，特朗普其實是在逐項推動其競選政策議程落地的過程中，和保守派議員、職業政客逐漸形成深度捆綁關係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特朗普一邊招人恨，但另一邊選票還是由2016年的6200萬張漲到2020年的7400萬，說明他是“真幹了活了的”。

拜登在競選時可以把“討厭特朗普”當作唯一政綱，但是執政後他必須解決如何將民主黨基本盤的憤怒情緒落實為具體政策的問題了。來自中美洲的難民大軍正在向美國和墨西哥的邊界移動，他們相信拜登會更加仁慈；來自歐洲的盟友們等著美國終止關稅懲罰，他們相信拜登是國際主義的……但是，拜登有沒有特朗普的膽量去“撥亂反正”，然後視7400萬保守派選民的憤怒若無物？拜登有沒有能力走一條兩邊都能接受的中間道路？

拜登政府執政後需要透過切實解決問題，緩和與被特朗普團結起來的保守派人群之間的對立關係，安撫同樣躁動不安的左翼激進力量。要知道，左右翼的基本盤裡雖然確實有一些激進的瘋子，但更多的是長期身處困境的基本群眾。有一點是確定的，有了特朗普這五年的不管不顧，華盛頓過去那套見了爭議就躲開的政治策略，怕是糊弄不過去了。

特朗普夫婦離開華盛頓前揮手告別

其次，特朗普政府很大程度上改造了美國乃至世界對全球化程序的看法。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經濟全球化，在特朗普執政的四年裡已經發生了若干實質性的改變。冷戰後再次膨脹的全球化程序，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由華爾街和矽谷共同主導：金融資本負責包裝矽谷，收穫漂亮的財務年報；矽谷則從華爾街拿到啟動資金，佔據全球產業鏈的上游，在全世界汲取資金和人才支援：二者齊心協力擠壓傳統制造業和農業的盈利空間，推動產業鏈條中盈利能力弱的部分轉移到生產要素更為廉價的第三世界。

就其本身而言，產業轉移的過程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需求，但這個過程本身是不考慮社會穩定、政治團結等盈利外的其他要素的。激進的全球化程序帶來真正的問題是資本與政府的深度繫結，華爾街和矽谷從全球攫取的暴利沒有被政府拿出來進行二次分配，拯救那些因全球化陷入困境的人群，最終導致美國中產階級的貧困化和收入差距空前加大。不管出於真情還是假意，不管是出於“美國優先”的功利化目標還是討好支持者的一種政治秀，特朗普比華盛頓的任何自命正派的人物都更認真地迴應了這些失意者的訴求，包括衝進國會山的“薩滿哥”，以及在國會山中槍身亡的“退役女兵”阿什利·巴位元。

特朗普所開的藥方是產業鏈遷回美國，目前看來沒什麼效果。但特朗普敢於給華爾街和矽谷臉色看，就已經影響了目前的經濟全球化程序。應該看到，有限和可控的全球化已經從一個口號變成很多西方國家現實的政策選擇。而特朗普政府發出了明確的訊號，盈利率不是美國評價華爾街和矽谷價值的唯一指標，並要求資本必須服從於政府的社會安全策略，要求華爾街和矽谷自己“出血”推動下游產業鏈遷回美國。美國汽車企業要用美國鋁，蘋果手機組裝要在美國進行……

特朗普的很多舉措只具有象徵意義，或者缺乏後繼手段，但他“打出頭鳥”的思路確實逼迫壟斷巨頭們收縮了全球供應鏈。拋開特朗普在麥克風前和社交媒體上發出的那些刺耳的噪音，他對政府職能的理解並非完全沒有道理。政府不僅是全球化的推動者，更是全球化程序中社會穩定的保護者。政府要保護資本，但也要限制資本的負面效應。由於美國在經濟全球化程序中的領導地位，特朗普經濟民族主義的做法使很多原來早有此意卻不敢表露的西方國家順勢而為，形成了全球性的風潮。拜登的政策基本沿襲奧巴馬，但面對已成氣候的可控全球化思潮，拜登能否全盤恢復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實在不容樂觀。

最後，特朗普透過對多元文化主義的重擊，其實反倒是暫時穩定了原本已搖搖欲墜的美國主流價值。特朗普靠蔑視“政治正確”起家，又因為過度消費“政治正確”使其反對者也完全被動員了起來，最終失去權位。於是，很多人歡呼多元文化主義重新回到美國政治舞臺的核心。這種說法忽視了一個基本現實，那就是特朗普的反對者群體太過複雜，訴求過於互斥，在打倒特朗普之後很可能重回一盤散沙的局面。而另一邊，美國保守主義勢力卻在特朗普時期完成了集結。

美國式政治正確的核心就是保護文化多元主義，捍衛少數族裔、少數派宗教、同性戀群體、控槍者、環境保護主義者、元治理信仰者等等各種人群的生存發展權利，提防主流價值觀的“話語霸權”，但缺乏將眾多群體整合在一起的能力，更難以形成可持續的政策議程。於是，“政治正確”才在現實中逐漸演變為空洞的說辭，國家缺乏凝聚力、政府缺乏執行力卻同時讓自由和保守兩派都深受其害。如果立足於更宏大的歷史視角，不難發現，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有賴於萬眾一心，任何無法回答“我們是誰”、缺乏強大主流價值觀的社會都將是軟弱的。

特朗普確實手法粗糙，肆意製造社會分裂，但他透過綁架溫和的保守主義力量，使右翼溫和派向保守派靠攏，最終讓保守主義力量消弭了內部分歧。因此，特朗普政府其實具有了較強的政治共識和政策執行力。這樣的一種優勢，目前在拜登政府中還看不到。民主黨政府過去對多元群體發展放任自流、一味收買而缺乏總體協調的做法，更無法與之相比。

拜登可以停建甚至拆毀特朗普時期修起來的牆，但美墨邊境放任非法移民自由出入的現狀恐怕民主黨支持者內也會有強大的不同意見。拜登可以恢復奧巴馬的醫保政策，但改變巨大投入被私人保險和醫療機構鯨吞、民眾得利甚微的狀態恐怕非其所能。說到底，拜登政府的無能為力不一定是無能所致，而是多元文化主義衍生出的一系列“政治正確”原則同樣有著嚴重的先天缺陷，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極端求“異”而拒“合”，也有使國家政治失能的風險。特朗普的“有所作為”也不是其本人多麼天才，而是他試圖重建國家自主性和權威的做法能夠解決美國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拜登如果要有所作為，在這些方面不回到特朗普路線上是很困難的。

特朗普不是一個標準的政治人物，因緣際會成為世界頭號大國的總統；他不善學習，傲慢少思又根基不固。在野心勃勃者如過江之卿的華盛頓，特朗普已經黯然離開，很難東山再起。但事情往往要分兩面看，也正是因為特朗普沒有華盛頓很多固有的政治陋習，他反倒靠莽撞冒失去滿足了保守主義群體的若干長期和重大訴求。而對於拜登和美國來說，反特朗普容易，反特朗普主義難，不去認真面對這樣一個基本的現實命題，美國政治很難進入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