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因為《公民身份法修正法案》引起的動亂，最近是愈演愈烈，已經蔓延到了全國，有失控的勢頭。

印度政府對此的應對也非常簡單粗暴：軍警出面鎮壓，多地直接關閉網路。

也正因為手段粗暴，在衝突發生的短短十幾天的時間裡，印度已經有數十人死亡，死者還有一名8歲的男孩，有示威者持槍和警察對射。

原因其實很簡單，印度是一個跟在美國身後搖尾乞憐的國家。

黃背心事件誕生以來，根據法國警察的報告，起碼有25個人在衝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眼睛，但很多法國人自己都不知道，他們只知道香港那個自導自演的失去眼睛的暴徒。

盟友都捨不得說，一個美國親自認證了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怎麼忍心說他呢？

印度民眾的痛苦，印度民眾的災難，美國從不關心。

在30多年前，印度還發生了一場因為美國公司導致的化工史上最大慘案，數十萬人在事故中不幸死亡，另有數十萬人受傷。

慘案帶來的後續效果，到今天還讓當地人痛不欲生。

放眼全世界，同一級別的重大工業事故，只有日本福島和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能比。

但和前兩者不同的是，這件事，幾乎沒有人知道。

1984年12月3日凌晨1點，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爾，市民們紛紛從睡夢中驚醒，眼睛灼燒般的疼痛和強烈的呼吸困難，讓他們感受到危險的降臨，雖然他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當然，也有些人沒有驚醒，因為他們再也醒不來了。

逃難的人群擠滿了本應空蕩的夜路，人們又咳又吐，很多人跑著跑著就倒在地上，再也沒有站起來……

當6個小時過去，天亮起的時候，博帕爾已經有3000多人死亡，超過30萬人受到傷害！

而比此慘狀更加可怕的是，此時的博帕爾人——逃難市民、警察、醫生，仍然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調查和治療也無從談起。

根據印度政府公佈的數字，事件發生的頭3天，當地有3500人死亡。

而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的獨立資料顯示，死亡人數在前3天其實已經達到8000至1萬。

當事者回憶當時的恐怖畫面：

每分鐘都有中毒者死去，他們的屍體被一個壓一個地堆砌在一起，然後放到卡車上，運往火葬場和墓地；

他們的墳墓成排堆列；屍體在落日的餘暉中被火化；

雞、犬、牛、羊也無一倖免，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沒有人煙的街道上；

街上的房門都沒上鎖，卻不知主人何時才能回來；

存活下的人已驚嚇得目瞪口呆，甚至無法表達心中的苦痛；

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恐懼的氣氛和死屍的惡臭。

這是我對災難頭幾天的印象，至今仍不能磨滅。

據統計，這場災難直接致死人數達2.5萬，陸續致使超過55萬人死於與化學中毒有關的肺癌、腎衰竭、肝病等疾病，永久性殘廢人數20多萬。

那個恐怖之夜到底發生了什麼？

1

造成如此重大傷亡的，是劇毒氣體異氰酸甲酯（Methyl Isocyanate，簡稱MIC）。

氰化物的威力，可以問問日本那個戴黑框眼鏡的死神小學生。

而當晚，有超過40噸的MIC從市北近郊一家農藥廠洩漏。

這家農藥廠，是美國的聯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以下簡稱“聯碳”）在印度博帕爾的工廠。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印度推進農業“綠色革命”，想要解決全國糧食短缺問題，這需要充足的化肥和農藥。

於是，當美國的聯碳提出，要在印度這裡開辦一座生產殺蟲劑農藥廠時，雙方一拍即合。

工廠生產殺蟲劑西維因所用主要原料正是MIC。

誰也沒想到，這個為了糧食才存在的工廠，釀成了大禍。

最要命的是，事發當天正吹著東南風，1小時之內，濃密的奪命煙霧就從工廠的煙囪，隨風以5000米/時的速度擴散，襲向方圓40公里的博帕爾市區。

由於MIC蒸氣密度大於空氣，很快就降臨市區地面。

這樣一個臨近市區的“毒氣罐”爆炸，才造就了慘劇。

乍一看，這只是一起意外，但在調查中大家才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

首先，傷亡本不應該如此慘重。

事發當晚負責工廠交接班工作的Shakeel Quereshi說：

"沒有一個從工廠逃出來的人死亡，原因之一就是這些工人都被告知，要朝要反的方向跑，逃離城市，並且用蘸水的溼布保持眼睛的溼潤。"

也就是說，這個毒氣雖然致命，但防護起來並不困難，哪怕身處毒氣源頭的工人，只要處理得當，也無人死亡。

但詭異的是，博帕爾的50萬市民，自始至終卻沒有得到聯碳公司的任何警示。

甚至，聯碳反而故意弱化毒氣的傷害。

到幾天之後，聯碳相關負責人仍舊把這種氣體描述為"僅僅是一種強催淚瓦斯"，成分是“商業機密”，不能說。

最了解這種毒氣的聯碳故意不說實話，當地的醫生自然無能為力。

博帕爾唯一一家省級醫院——海密達醫院，當晚擠滿了奄奄一息的病患。

該院的D.K.Satpathy醫生不得不親自解剖死者屍體：

然而，公司卻沒有提供任何資訊說明該氣體含有這些化學成分。"

事後證明，因為聯碳拒絕告知實情，市民不知應該如何有效避難，醫院不知應該如何對症下藥，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傷亡。

事故發生第二天，印度化學專家團隊到達博帕爾進行調查。

聯碳向專家表明：MIC本來都是以液態儲存在埋於地下的E610儲罐中。

但3日凌晨，罐中的MIC突然汽化膨脹，閥門壓力瞬間破錶溢位，然後從緊急排氣系統排出。

經過調查，引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很明顯，是由於儲罐內進入了大量的水，夾帶管道中鐵鏽的水與MIC發生劇烈化學反應，溫度上升進而沸騰，內部不斷增加的氣壓最終擠開了閥門……

但還沒來得及細究水為什麼會流進MIC儲罐，化學專家們發現了更急迫的問題：

工廠地下不只一個罐子裝著MIC，還有跟之前洩漏量差不多相等的MIC待在另一個罐子裡。

在專家的眼裡，這另一個罐子無異於定時炸彈。

於是，專家團隊決定重啟工廠，把剩餘的MIC全部製成農藥成品。

他們把這次計劃命名為“信心行動”。

但剛剛被這座工廠害得如此之慘的博帕爾市民，已經是驚弓之鳥，一聽這殺人工廠又要開工，可是一點“信心”也沒有。

工廠剛一重啟，市民就紛紛驚慌失措地逃離，連醫院裡都只剩下了特別嚴重的病患，博帕爾一時間成為一座“鬼城”。

萬幸，七天之後，印度的專家團隊成功了。工廠終於免除了致命威脅，調查得以繼續。

在後續的調查過程中，很多人驚奇地發現，專家們全憑信心賭一把、嚇跑了全城人的決策，居然是整起事件中唯一靠譜的一步。

美國在印度建的這個本應該千小心萬小心的工廠，在很多地方都如同兒戲一樣。

2

“一旦事故發生，我們每個人都會完蛋！”

這樣的警示性文章，他已經寫了兩年。

1981年，Keswani的一名在聯碳博帕爾工廠工作的朋友死於毒氣洩漏。

從那開始，他就“盯上”了聯碳。

一年時間，Keswani把聯碳的工廠裡裡外外摸了個透，通過調查他發現，面對這樣危險的劇毒物質，工廠的管理卻一塌糊塗：

工廠的機器全部都是用英語標明操作要領的，但操作機器的工人幾乎都不懂英文；

人們似乎不知安全規範為何物，管道的狀況也很糟糕；

小型的毒氣洩漏事故一再發生，而公司管理層卻對危險熟視無睹……

從1982年9月開始，他在當地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文章，疾呼：

請救救博帕爾！博帕爾已經坐在火山口上！

但是，沒人聽他的。

他得到的迴應是：

“神經病！”“瘋了吧？”“你錯了！”“你說的絕不可能發生！”“我們比你更了解”……

比起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卒，聯碳是當時僅次於杜邦和陶氏的化工業巨頭，美國的公司；

博帕爾的工廠，已經建立了15年；

投產初期，實現了50萬人工時無誤工事故的優良安全記錄；

而且，工廠還擁有“最先進”的安全系統。

美國來的跨國名企、安全模範，能在這裡上班的工人都會被認為“高人一等”。你說危險就危險嗎？

直到6個月後災難真正發生時，人們才知道Keswani說的是真的。

事故發生後，聯碳美國總部趕緊對外宣稱：

這不是意外，是有對公司不滿的員工蓄意破壞！

但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1982年，負責毒氣監督的美國工程師就注意到了工廠骯髒混亂、疏於管理的情況，指出有61處存在危險、31處極其危險(其中11處在MIC車間)，並警告說，可能會有大規模的毒氣洩漏事件發生。

而1981至1984年間，工廠已經發生了至少5起氣體洩漏事件，造成一死多傷。

聯碳總部有改善廠房安全的動作，但是物件不是印度博帕爾的工廠，而是美國本土西弗吉尼亞的工廠。

博帕爾方面呢？不進反退。

當時，由於聯碳對市場的預判失誤，擴張過快，生產的農藥產品銷售量遠不如預期。

同時，印度因為乾旱對產品的需求也在減少。

就在事故發生之前，工廠停產了6個月，巨量的MIC就積攢在工廠裡。

按道理，這些屯放的MIC也是要保證安全的，但跨國企業做買賣，錢字必然當頭，不能開源，那隻好節流了。

聯碳作為行業巨頭，其實滿世界都有工廠，但在發達國家的工廠，這安全標準是萬萬不能降低的。

只能拿你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開刀。

帕博爾工廠大量削減僱工人數，70多隻儀表盤、指示器和控制裝置只有1名操作員管理；

工人的安全培訓週期也從6個月大幅降到了15天；

按照操作規程要求，關鍵崗位操作員的大學以上學歷要求也被降低。

人員如此，裝置的狀況更是可想而知。

事故前還有各種繁瑣的操作，其中哪怕任何一個操作做對了，或者任何一種裝置運轉正常，都很可能會避免這場災難。

但這次事故恰恰完美錯過了所有正確答案：

儲罐內本不應該裝有那麼多的MIC。

按照安全規程，儲罐中的MIC液位不能超過60%（美國本土工廠的要求則是50%），而事故發生時E610儲罐的實際液位高達87%，因此發生汽化後很快就“炸鍋”。

儲罐內的MIC本應冷凍儲存，保持在0℃左右。如果慘案當晚冷卻系統是正常工作的，MIC儲罐中的失控反應本可能會被推遲甚至阻止。

按照聯碳的安全操作手冊，溫度達到11℃就要報警。

但為了削減成本，博帕爾工廠的安全手冊是“修訂版”的，關閉冷卻系統，報警溫度調高到20℃。

MIC的冷卻系統停止運轉一天，可以節約30到50美元。

因此工廠裡的MIC，實際溫度基本會達到15℃。要知道，它的沸點還不到40℃。

沖洗化學處理裝置的管線本應與MIC裝置隔絕。

這次災難的直接原因——進水，來自12月2日晚9:30，工人向管道注水沖洗堵塞的化學處理裝置。

這個操作本身並不危險。

但為了節約成本，工廠偷工減料，在兩個化學處理裝置間裝了跨接管線，讓工人可以交替使用兩邊的裝置。

這就讓管線中的水，有了流入MIC儲罐的機會。

當天，共有約500kg水流入E610儲罐，直接誘發了這場大災難。

管線交接處應該有一塊盲板，足以隔絕水流。

關鍵時刻，這塊救命的鐵板卻不見了。

本該為這個安全裝置負責的維修監督員，之前已經被裁撤了。

儀表和警報器本應提示重大危險。

但廠裡的儀表年久失修，沒錢維護，甚至工人們對儀表時靈時不靈早已習慣了。

檢查是否有氣體洩漏，更多靠的是“人肉探測儀”，工人嗆鼻子、辣眼睛，這就說明有洩漏發生。

當晚的情況就是如此，工人感受到了氣體洩漏，壓力錶卻什麼反應也沒有，直到瞬間爆表……

工人人數少、安全訓練短缺，面對這種突發情況直接愣掉。

生這麼重大的事故，警報器只響了幾分鐘……

發生洩漏後，洗滌塔應該淨化通過的MIC。

但是，它停擺了。

而且，即便它當時沒有發生故障，也無法淨化事故中洩漏的這麼多氣體，洩漏氣體量大約是洗滌塔處理能力的200倍。

它就不是為嚴重事故設計的，從一開始，這座洗滌塔在安全上就不達標。

自動點火裝置可將MIC在燃燒塔上燃燒殆盡，化為無毒氣體。

它，也停擺了。

原因是燃燒塔之前拆除了一段4英尺長的管線，但兩個月了都沒有換上新的……

最後還有一招，使用噴水系統向煙囪口噴水，使外洩的MIC溶於水落到地面。

噴了，但是，夠不著。

工廠的水管最高只能噴到15米高，而這時MIC已經距地面50米。

圖源：HinduTimes

萬事休矣。

工廠理論上裝備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安全系統，但就沒一個管用的。

原因只有倆字：省錢。

犧牲安全來省錢。

聯碳的話也許並不全錯，這的確不是一次毫無預兆的“意外”，而是實實在在的一樁人禍。

就這樣，聯碳最終還是一口咬定：有人故意破壞。

能讓工廠整套安全系統每一個步驟都癱瘓，看來這搞破壞的員工也不是凡人啊。

3

慘案發生後幾天，聯碳執行Quattroporte沃倫·安德森從美國飛到博帕爾現場視察情況，馬上被印度當局作為事故主要責任人逮捕。

但是沒幾天，他交了2500盧比（約合500美元）的保釋金後很快就被釋放回到了美國。

因為美國給了印度很大的壓力。

不少印度人更是認為，印度警方逮捕安德森本來就只是做做樣子。

安德森被逮捕後，不是送往警局、法庭或者監獄，而是被帶到工廠的會客廳，在那裡，他很悠閒地給美國駐印大使館打了電話。

隨後，美政府和使館向印方施壓，安德森從容脫身。

一回到紐約，安德森就召開新聞釋出會，宣稱自己在印度“受到了最好的禮遇和尊重，他們對我很好”。

然後他就再也沒有踏足印度。

放掉了這條大魚，事情不能就這麼完了，數萬的受害者總得給個交待啊。

這時印度政府出來拍拍胸脯說：這事我包了。

災難發生的第二年，1985年，印度通過一項名為“博帕爾法”的法律，確定印度政府為博帕爾事故惟一的代理人。

可這實在是一筆糊塗賬。

後續的受害者不斷湧現，死傷狀況每天都在變。

受害者到底有多少人，受害程度怎麼判斷？

更重要的是，怎麼知道這個“代理人”談出來的結果是否能讓受害者們接受？

不過，誰管你那些，反正都被代表了嘛！

在災難剛剛發生，印度政府還沒成為“唯一代表”時，美國和印度的律師曾代表受害者向聯碳提出850億美元的賠償和罰款要求。

但1985年，印度政府開始代表受害者之後，他們向美國聯邦法院紐約法庭提出的賠償和罰款要求，一下子縮水到了33億美元。

而且，紐約法官根本都不願意管這件事，直接一句“我這不管，回印度判去”，讓印度法院自己判。

1986年，博帕爾地區法院啟動審判程式。

聯碳公司威脅說，等所有訴訟請求人取證完，這案子要審上1500年到2000年。

這下印度政府反而著急了，審2000年，死者葬不葬，傷者治不治了？

為此，有關倖存者組織請願，要求聯碳先行支付臨時救濟金，得到法官支援。

但是聯碳不從，說沒有這種先例，並上訴至印度最高法院。

前前後後扯皮了五年，1989年，印度最高法院宣佈了由印度政府和聯碳達成的最終解決方案。

一開始33億美元的訴求第二次縮水，變成了4.7億賠償金。

而且，這大縮水的賠償，還多了幾個條件：

聯碳永遠免除所有民事責任；

取消所有對聯碳的刑事指控；

未來任何針對聯碳公司的訴訟均由印度政府應對。

也就是，4.7億美元，把自己擇了個乾淨，一勞永逸。

4.7億美元勻到所有受害者頭上，每人只有約600美元。

而且這賠償還要法院確認才能給發放，標準是中毒死了給2000美元，傷者給500美元。

即使如此，到15年後的2004年，還有約16000名受害者，沒有拿到一分錢賠償費，4.7億美元裡有3.6億還躺在印度儲備銀行睡大覺。

1989年阿拉斯加瓦爾迪茲石油漏油事件後，美孚公司為清洗每一隻被石油汙染的水獺平均要支付940美元的賠償金。

而印度博帕爾出這麼大的事，每人只有600美元，還遲遲到不了賬。

這筆賠付對受害者來說是杯水車薪，印度受害者的利益，被印度政府這個“代理人”賣了個一乾二淨。

很多受害者認為，美國公司與印度政府的協議不是協議，是恥辱。

非政府組織“國際正義運動”的代表指出，該協議暴露了印度政府“對美國和巨型跨國公司的徹底的奴性”。

印度民間的博帕爾受害者，向聯碳的索賠還在繼續。

2000年8月，紐約法官駁回訴訟請求。

原告再向聯邦第二巡回法庭上訴，該庭裁定，沃倫·安德森與聯碳應該負損害賠償責任，併發回地區法庭重審。

2003年3月，紐約法官再次駁回。

兜兜轉轉三年多，紐約地方法庭就一句“不接”，一切歸零。

美國走不通，還得回印度解決問題。

但他們發現，就在這段時間，聯碳從這個星球上消失了。

1999年8月，超級巨頭、跨國集團陶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以下簡稱陶氏)以93億美元收購聯碳，2001年2月正式完成合並。

2004年9月，博帕爾地區法院要求陶氏到庭聽證。

陶氏展開了自己的詭辯：

聯碳是獨立的公司，與我司無關，我們不承擔應訴與相關責任。

為了配合這個說法，他們甚至把已經下線了好幾年的聯碳官網又臨時重新上線。

這些花招的背後，陶氏在2009年的說法更加赤裸裸：

聯碳該還的早就還完了，剩下的事是印度政府的責任，與我何干！

進一步的賠償，就這樣沒了下文，看起來也不會有下文……

而對相關責任人的判決，雖然沒像聯碳當年說的那樣需要上千年，但也足足等了超過25年才迎來結果。

2010年，遲到的宣判終於到來，8名曾經聯碳的印度高管均以玩忽職守獲罪。

荒唐的是，8人中有一人已經去世，其他7人也大多是年過70垂垂老矣。

按照這項罪名，他們最多能被判處兩年監禁；而且，被告還有權繼續上訴。

當天，慘案的倖存者和家屬，以及當地的活動家早早聚集到法院周圍，舉著橫幅抗議對肇事者的懲罰太輕太晚：

“即使最後被判定有罪，2年的監禁又能代表什麼，再說他們還可以上訴。”

“只有當有罪的公司和個人得到足夠的懲罰，才能實現公平公正。”

讓他們無奈的，又何止於此呢？

事故發生後受到指控的，其實有12人，其中就包括了沃倫·安德森。

1992年，印度政府已發出通緝令，通緝安德森，但他從沒有出席過審訊；

儘管美印之間其實有引渡條款，法庭也要求印度政府向美國政府交涉引渡安德森，但，就沒有然後了……

安德森就以“逃犯”的身份，安穩活過了90歲，在2014年壽終正寢。

2002年，安德森的名字還曾出現在印度政府頒發的最高文明榮譽獎的名單上。

Keswani此前接受採訪時說的話，似乎是又一次的預言成功：

“等到這案子真正了結，法院傳喚責任人的時候，可能會發現根本無人應答，因為那時候所有相關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我敢說這些嫌疑人最後都能壽終正寢。”

尾聲

1984年的博帕爾毒氣洩漏事件，被公認為“化工史上最大慘案”、“化工領域的廣島”，但是它在隨後的歲月中所受到的關注，遠遠配不上這個名號。

相比於隔三差五就被拿出來“鞭屍”的切爾諾貝利，博帕爾事件和日本福島事件一樣，已經幾乎在媒體，尤其是西方媒體的的眼睛裡被徹底遺忘了。

1989年，印度政府與聯碳的“最終協議”達成，聯碳從此再不過問博帕爾，新老闆陶氏拒絕接鍋。

博帕爾事件在此後10多年的時間裡，似乎就只是印度的“家務事”，默默消失在了世人的視野之中。

2004年，“陶氏化工”的代表突然站出來，在BBC的訪談中宣佈：

公司願意清理災難現場和賠償死傷者。

然而，緊接著，又一個“陶氏”發表宣告，稱此事子虛烏有，他們並沒有善後災難的打算。

原來，接受BBC訪談的“陶氏”，其實是由兩個年輕人Andy 和Mike 組成的惡作劇組織“The Yes Men”假扮的。

最讓人扎心的是，正是這兩個人的這次惡作劇，世界才終於想起了博帕爾，才終於了解到這場人類化工史上最大的災難，原來一直沒有完成善後。

然而，也就“熱”了這一下，很快，“博帕爾”的名字再次遠離了關注。

再一次被提起時，要到2010年對相關責任人的判決結果出來……

而關於博帕爾事件的紀錄片、電影，也基本都是在2010年後的幾年內出爐的，這，是博帕爾事件最後的熱點……

但是，在博帕爾被世界遺忘的時間裡，當年那場災難給這塊帶來的長久傷害仍在持續。

發生事故的工廠，由於1989年聯碳與印度政府達成的“免責協議”，就被聯碳和後繼的陶氏遺棄在原地。

而承諾幫助博帕爾進行重建的印度政府，現在似乎也對這個工廠甩手不管了。

從來沒人來清理工廠遺留危險化學物質。

很多廢棄的化學物品都隨隨便便扔在倉庫裡，門戶大開，任由風吹雨打。

當年數千噸殺蟲劑和廢料流入博帕爾的河流裡，因無人清理，當地的水資源至今也一直殘留著有毒物質。

2009年的環境檢測結果表明，工廠周圍依然殘留著上百噸有毒化學物質，每年隨著雨水進入地下水位線，使得博帕爾12萬人到15萬人患上肺結核和癌症等疾病。

在靠近那條被嚴重汙染的河流區域，生育缺陷發生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0倍。

當年慘案倖存者和他們的後代，每天仍在面對各種各樣的致命化學混合物，飲用附近含各種有毒物質的食水，承受企業不肯面對責任遺留下來惡果的“再傷害”。

30多年過去，不僅世界遺忘了博帕爾，連博帕爾人自己也正在遺忘，被“再傷害”的很多當地人，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是這場災難的後續受害者，尤其是博帕爾的年輕人。

調查顯示，博帕爾當地30歲以下的人都不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印度其他地區知道這段歷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哪怕，他們是受害者：

21歲的謝拉茲生下來就有嚴重的腦損傷，不能說話，生活無法自理，需要家人不間斷的照顧；

15歲的安薩里面部骨骼畸形，長期虛弱、疲勞，頻繁流鼻血，母親哈尼法不得不經常帶他去診所；

17歲的斯瓦蒂·米什拉左側身體癱瘓；

15歲的謝赫右眼失明，看起來還算健康，但是一做體力活就氣喘吁吁；

和他同歲的沙伊瑪時不時就會昏倒在地……

當他們遭遇這些人生悲劇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更無法把這一切與一家已經找不到的公司聯碳聯絡起來。

他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0歲出頭的阿里在電臺做DJ，他在11歲時頭一次聽說博帕爾慘案。

“只有極少數人關注這件事。它已經過去了，無法挽回了。”

“沒有人關心過去，每個人都活在當下。”

博帕爾慘案，美國的跨國資本希望它被遺忘，印度的政客希望它被遺忘，今天的博帕爾人自己也希望它被遺忘。

“皆大歡喜”，不是麼？

畢竟，印度從不寫歷史，美國影視公司也沒空幫印度“寫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