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伊朗這對冤家經歷過短暫的“暫時熄火”後，兩國關係又重回劍拔弩張的緊張狀態。

1月3日，法新社、路透社和CNN等多家媒體證實，當地時間週五凌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人民動員組織”發言人稱，該組織指揮官阿布·馬赫迪·穆罕迪斯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特種部隊“聖城旅”高階軍官卡西姆·索萊馬尼少將乘坐的車輛遭遇3枚火箭彈襲擊，導致兩位重要指揮官喪生。

伊朗外長扎裡夫在社交媒體上表示，這次謀殺是“國際恐怖主義行為”，而且將其定義為“極其危險且愚蠢地加劇了緊張局勢”。作為迴應，伊朗“放出狠話”——死敵美國和以色列需要為他們的死負責。

伊朗和美國素來關係惡劣。1979年11月4日，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伊朗人佔領，其中50多位外交官被扣為人質長達444天，導致美國對伊朗現政權憎恨有加，並陸續推出一系列舉措制裁伊朗，美伊關係也長期處於僵持狀態。很顯然，這次的美軍襲擊事件對伊朗兩名高官“下狠手”，勢必會造成美伊關係的進一步破碎，更可能導致中東的困局持續加深。

當然，在這次事件中，特朗普的“變卦”速度著實讓人驚歎，再一次感嘆其“影帝級表演”——2019年12月31日，特朗普剛剛通過推特發文稱：伊朗對發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襲擊美駐伊使館事件負有全責，伊朗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特朗普還信誓旦旦地表示表示：這不是警告，而是威脅！但是時隔兩天之後，特朗普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又宣稱不想與伊朗開戰，並希望“雙方冷靜和談”。

短短三天的時間，到底是什麼促使特朗普的態度從要求伊朗“負全責”轉變為“求和談”？特朗普又為什麼再度出爾反爾，幹起了“秒慫”的事情？

說到底，還是美國害怕再度陷入中東的“戰爭泥淖”。自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便將打擊恐怖主義成為對外戰略的首要目標，並先後在國際社會的反對聲浪中於2001年和2003年悍然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並由此導致了中東局面的四分五裂。美國這兩次的軍事行動名義上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但明眼人心知肚明是為了爭奪中東的石油權，進一步鞏固美國的霸權。

可惜的是，美國千算萬算沒有想到，這兩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竟然會讓美國從此陷入戰爭機器中無法自拔，無論是人員傷亡還是軍事開支都重新整理了記錄。

美國國防部的統計顯示，從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戰爭爆發到2014年12月31日，僅在阿富汗的美軍事人員就有2216名死亡，20057人受傷。同樣，從2003年3月19日伊拉克戰爭爆發到2010年8月31日前總統奧巴馬宣佈戰爭結束，美軍在此次戰爭中死亡4410人，傷員則有31985人。這些傷員返回美國後，無論是戰後應急創傷治療還是國家賠償，對美國而言都是一筆巨大的數字。

當然，特朗普也心知肚明，如果當初不是窮兵黷武非要出征中亞和中東，也許當前美國的財政赤字會好看一些。

更讓特朗普耿耿於懷的是戰爭的消耗。在這場“燒錢遊戲”中，特朗普心中很清楚當前仍在經濟危機陰霾籠罩之下的美國實在無法再拿出這麼多軍費滿足自己“好大喜功”的執政意圖。

據美國布朗大學沃特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的研究報告顯示，2003～2019財年美國在伊拉克戰區花費約8220億美元，2001～2019財年美國在阿富汗戰區花費約9750億美元，而“911”後，美國與戰爭相關的開支已經高達5.9萬億美元。這筆天文數字飽受美國納稅人的批評，言辭尖銳地指出這筆錢“沒有用在刀刃上”，並隔空喊話特朗普要求“將這些錢用於改善美國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並提高福利水平”。

為了保住即將在2020年開始的大選，特朗普不得不放低姿態考慮民眾訴求，儘早在中東的戰爭泥潭中抽身。

除此之外，導致特朗普“秒慫”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特朗普對伊朗的軍事實力和民族情緒有所耳聞。

曾經，美國也幻想通過戰爭把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推翻，從此在該地區建立西式民主制度和親美政權，確保美國對亞洲的控制能力。但顯然，這件事事與願違，和美國的設想相去甚遠。

更讓美國感到擔憂的是，今時今日的伊朗擁有核威懾的能力，在整體實力上強過了當初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如果美國真的貿然出兵甚至引發熱戰爭，那麼伊朗會不會因為“逼急的兔子也會咬人”的情況下選擇絕地求生，對美國實施核反擊也不得而知。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只能謹小慎微，不敢再過於輕舉妄動。

特朗普狂妄自大的政治言論早就已經屢見不鮮，所以這次特朗普在向伊朗“宣戰”後又“求和”的荒唐舉動，只需要將它當作2020年國際政壇的開年滑稽大戲來看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