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是中國兒童觀的快速提升。觸動民間憤怒的，主要是“棄養”，尤其對兩個弱小生命充滿憐愛。要在二十年前，這種情緒不會如此強烈和廣泛，影響其變化的是民眾的兒童觀和中國的人口結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專業兒童組織與政府的良性推動，已大大提升了國人的兒童觀；中國正成為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也讓兒童資源被更加珍視，再加上自媒體的助攻，民眾對“棄養”的憤怒，就瞬間變成了一種風暴。

關於代孕的關注，其邏輯卻更加複雜。代孕在中國是被禁止的，當然，公民尋求跨國代孕服務卻不被禁止，鄭爽並沒有違法。中國有些家庭很需要孩子卻不得，代孕顯然給了他們一種渠道。民眾對代孕本身沒有憤怒，但對明星和富人濫用這種機會又不珍惜是有怨言的。代孕雖然在一些國家合法，但也是頗受爭議的倫理問題，或複雜的哲學問題。哈佛大學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在2012年就寫過一本書《哪些是錢不能買的—市場的道德侷限》，他其中就舉例了代孕合法化、性交易合法化，甚至碳排放交易的推廣。Sandel認為，經濟學帝國主義，正在將很多原本不屬於市場的變為市場交易，這樣讓人們把本來有道德羞恥感的行為透過付費變得理直氣壯，這腐蝕了社會的道德基礎。從鄭爽的棄嬰行為也能看出，她把代孕只看成了一種交易，所以，才會那麼輕易做出“棄嬰”決定，這挑戰了社會倫理底線。當然，Sandel的觀點也是有爭議的，他直言，他哈佛的經濟學同事給他寫信說，“希望他不要告訴別人，是誰教了他的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