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駐伊美軍“定點清除”了伊朗革命衛隊高官蘇萊曼尼少將，根據美國的說法，此人是過去中東多次襲擊美國目標的真正幕後主使，因此是個“恐怖分子”，除掉他是必須的。

美國的行為當然引起了伊朗的激烈反彈，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群情激奮的誓言報復，儘管被許多人嘲笑為“伊朗最多嘴炮解決”，但是這幾天若干地方的美軍基地接連遭到了襲擊可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

美國針鋒相對的公佈了52個伊朗境內的目標，並且聲稱如果伊朗不停止襲擊活動，那麼美國就要真的將戰火燒到伊朗本土。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這一步，那麼伊朗肯定除了毫不猶豫的動用導彈還手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別無他路，戰爭就會真的爆發。

但是考慮到美國目前在海灣地區的兵力部署數量，以及美國國力現狀，這樣一場戰爭是難以支援的。所以特朗普的說法更多的就是一種恐嚇。

正是因為這種對峙高度緊張，所以即便是從理性判斷認為戰爭不會爆發的人，也會擔心雙方最終擦槍走火引發一場大戰。

事情為什麼到了這個地步？

有些人將責任一股腦推到了伊朗頭上，指責伊朗報復蘇萊曼尼被殺是因為他們搞“國家恐怖主義”，甚至還莫名其妙的搬來一個《聯合國安理會1747號決議》說他已經被聯合國認定為恐怖分子，最後上了闢謠榜貽笑大方。

只要實事求是的回顧一下，這一切的起因必須追溯到伊朗核協議被撕毀上。

伊朗的核計劃確實不被國際社會所容，但是伊朗的核能力是誰最先幫助起步的呢？答案是美國。

早在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之前的巴列維王朝時期，國王政府堅持了世俗化和西化路線，大量的引入西方文化倡導社會改革進行所謂的“白色革命”。

儘管這個“白色革命”又因為國王政府的貪汙腐化最後聲名狼藉，並且觸犯了大量伊朗宗教人士和社會底層的利益，最後引發“伊斯蘭革命”，王朝政府被推翻。但是不可忽視的是，伊朗正是在“白色革命”期間走上了一個現代化國家的道路。大量的人口受過適當的教育，一個完整的國民工業體系建立起來，軍隊在美國和以色列的教官顧問幫助下實現了改革，大批先進的武器裝備引入伊朗。

這其中不起眼的一項就是，美國承諾幫助伊朗建設若干座核電站，並且接受了大批伊朗留學生學習核物理，甚至為伊朗的科研機構自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裝置和指導。

彼時美國的中東政策是企圖利用巴列維渴望通過西化來實現國家現代化，同時利用什葉派和遜尼派的矛盾，讓伊朗和以色列聯手壓制住正在方興未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席捲中東，防止阿拉伯國家會因此倒向蘇聯。

正是因為美國對巴列維政府的支援，結果引來了宗教人物的嫉恨，所以在“伊斯蘭革命”之後美國成了“大撒旦”而以色列成了“小撒旦”。

隨後發生的德黑蘭大使館人質事件使得美伊關係進一步惡化。

但是真的讓美國忍無可忍的是，伊斯蘭革命之後的伊朗試圖將自己建立的政教合一和“民主政權”模式向其他阿拉伯國家輸出。如果伊朗的這個想法能夠實現，毫無疑問作為中東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就能夠對整個中東地區進行整合，伊朗居於什葉派少數地位又天然的具有去跟遜尼派爭奪宗教正統的動力，畢竟這件事綿延千年之久。

爭奪正統的一個靶標就是以色列，因為巴以問題中內含的宗教因素，在某種意義上以色列很有點全部伊斯蘭世界公敵的意思，偏偏阿拉伯國家在巴以對抗中屢屢居於下風。能夠完成中東地區整合的伊朗，憑藉自己相較於以色列大出多少倍的體量，必然能發揮出國家和社會沒有完全實現現代國家構建的阿拉伯國家所不能的力量。以色列必然難以應付。

這樣子中東地區就會徹底脫離了美國的控制。

在伊朗的理論中，“政教合一”和“民主政權”確實對於阿拉伯國傢俱有巨大的殺傷力。雖然教派不同，可是在阿拉伯國家中影響力強大的“穆斯林兄弟會”所追求的目標其實與伊朗並無本質的不同。

“穆兄會”建立那天就認為“阿拉伯國家的痛苦是因為西方入侵導致的，世俗統治者們則因為自己的慾望做了西方腐化墮落的代理人，想消除阿拉伯整個民族的苦難，就必須建立一個涵蓋全體穆斯林的政教合一國家，徹底摒除一切西方的文化和社會影響。”而要想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爭取民主權利。

伊朗恰在此時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更重要是現實的樣本，讓“穆兄會”覺得自己的目標並非遙不可及。

所以，美國必須遏制伊朗在海灣地區的影響力上升，尤其是制止其向其他阿拉伯國家“輸出革命”的任何嘗試。

美國的嘗試可謂不遺餘力，除了在兩伊戰爭中拉偏架暗中支援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在必要關頭不惜自己出手，甚至導致了“文森斯”號宙斯盾巡洋艦擊落了伊朗民航機造成300多人死亡的慘劇。中間唯一的小小逆流就是，里根政府曾經嘗試緩和美伊關係抽出更多的精力去對抗蘇聯，但是不幸因為“伊朗門事件”的曝光不得不無果而終。

伊朗在對抗中也不斷的調整自己策略，從最開始同時對抗美蘇兩國，到發現自己實力不足的時候，政策變得靈活起來，甚至能不拒絕祕密與里根政府進行接觸和交易。

當然，伊朗社會也並非鐵板一塊，即便霍梅尼在世的時候，前議長拉夫桑賈尼這種開明派也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而霍梅尼去世後，開明派的勢力進一步上升，兩位主要任務哈塔米和鹿哈尼先後當選總統。

不管伊朗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如何調整，但是有兩點始終沒有改變。第一是伊朗的政權始終是通過全民性選舉產生，第二伊朗始終在謀求做一個波斯灣地區真正大國額努力，這個傾向是從王朝時代繼承而來的。

因為前者的存在，所以美國對於伊朗的攻擊就只能將其貼上“恐怖主義”標籤，指責其政教合一的國家體制是“邪惡”的；而伊朗謀求後者的動力其實來源於自己的民族性深處，畢竟波斯民族也是一個有著幾千年燦爛文化的民族，數次建立爭雄中東大帝國的歷史早已寫入了整個民族的記憶中。

至於伊朗連續做出了導彈和核武器開發以及打造“什葉派之弧”的舉動，其實都不過是在追求這個目標的手段而已。

美國如果不想丟掉自己世界霸權就必須掌握中東，這裡不僅是世界的重要能源來源地更是連線歐亞非三大洲的地理要衝；可是要控制中東就不能放任一個強國完成對中東的整合，必須是自己放心的若干盟友在美國的主導下掌握這一地區，曾經關係友好的薩達姆試圖打破美國這一佈局的時候，美國毫不猶豫與其翻臉；至於伊朗為了對衝美國的戰略壓力開發導彈和核武器，也就當然不能為其所容了。

奧巴馬政府迫於美國國力下降，試圖集中主要力量跟其他大國博弈，咬牙在中東戰略收縮，因此簽署了伊朗核協議，某種程度上應該被視為緩兵之計。

偏偏特朗普政府特殊的政治基礎決定了他對以色列的態度與奧巴馬政府頗為不同，他試圖通過不計後果的支援以色列壓制阿拉伯國家，同時趁著阿拉伯國家面臨重大危機的時候壓迫他們對以色列徹底妥協，以此確保未來中東地區的走勢不脫離美國劃定的軌道。

但是很不幸，他的做法給了伊朗以可趁之機。美國當然不能容忍伊朗在本地區的影響力上升，因此就利用撕毀核協議作為開端，發動了再一輪對伊朗的圍堵。

這就是今天中東局勢的真正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