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可以殺害我們的公民，他們可以折磨我們的公民，他們可以用炸彈炸我們的公民，而我們卻不能碰他們的文化遺產？這說不過去。”特朗普針對伊朗威脅道，“如果他們敢動，就會有重磅反擊。”

而曾在奧巴馬政府任職的國家安全官員科林·卡爾在推特寫道：“以文化遺址為（打擊）目標是戰爭犯罪。”

特朗普執政以來，世界和美國一起，見證了華盛頓的喧囂。此一喧囂常被計到特朗普的頭上，彷彿一切因總統而起。但實際上，喧囂只是美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現實自然發酵的產物；特朗普的勝選與兩黨政治的極化，是此一發酵的結果，而非原因。

民主本是一團亂麻。作為三權的一極，總統應該扮演亂麻的梳理者和調停者，但特朗普執政體現出顯著的單極偏好，用類似矽谷的演算法模式，瞄準選民痛點，推送單一價值與理念，將執政變為一場持續競選，忽視“聯邦”“合眾”的應有之義，將自己降格為煽動者甚至撕裂者。

正如執政再荒唐都無以否認勝選的事實，一時勝選也不足以賦予執政永續正義。無論連任與否，美國第45任總統已經留下了遺產。

冷戰結束以來，隨著共同外敵的消失，華盛頓政治趨於內向，黨爭激化，府會不和。這一時期，克林頓遭到眾院彈劾；2000年的“世紀大選”中，兩黨為計票陷入拉扯，民主的純度下降；參議院阻撓議事規則（filibuster）開始被少數黨頻繁使用，政府停擺也日益常見。

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機，給了華盛頓在後冷戰時代再團結的契機。但在反恐戰爭走向常態、金融危機逐步淡出後，即便是主張團結的奧巴馬，亦與國會不睦（府會交流多倚仗老派議員、時任副總統拜登斡旋），其任內同樣出現了長時間的聯邦政府關門；黨派壁壘森嚴，“更像民主黨人的共和黨員”或“更像共和黨人的民主黨員”不復存在。

（2018年8月26日，美國共和黨重量級人物、參議員約翰·麥凱恩去世。隨著這些建制派共和黨參議員的離開，特朗普對於共和黨體現出越來越強的塑造力）

兩黨、府會之間的持續緊張，在特朗普總統任內達至這一階段的頂峰。面對問題，特朗普對“向本黨尋求支援、促成黨派談判、與國會斡旋”等常規做法不感興趣，轉而採取挾民意以令本黨、以行政令代替立法、大量任命保守派法官等非常規手段，將行政權滲透到立法領地，同時以可預判的司法判決來為行政權保駕護航，其結果是傳統的權力分立之基遭到侵蝕。

黨派利益體現為議員在各自選區利益的集合，議員與黨派，有著區別於總統的自身特殊利益。在特朗普執政之初，其廢除並替換“奧巴馬醫保”的意圖，並沒有在共和黨同時掌控的參眾兩院得到貫徹。然而，隨著特朗普在共和黨選民內部人氣的居高不下，以及麥凱恩、弗萊克、寇克等建制派共和黨參議員的離開，特朗普對於共和黨體現出越來越強的塑造力。

隨著2019年年初民主黨重新掌控眾議院，特朗普暫時擱置了通過國會立法實現自身意志的做法。在移民改革遇阻後，3月份特朗普不顧國會兩黨的反對，強行宣佈“邊境緊急狀態”。此舉的最大負面效應在於為後續總統樹立了不良範例，人們擔心未來的民主黨總統可能以“緊急狀態”進行槍支管控。

特朗普不顧國會兩黨的反對，強行宣佈“邊境緊急狀態”，圖為矗立在墨西哥與美國聖地亞哥之間的邊境牆

執政黨還幾番抵制國會反對黨對總統的監督。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格雷厄姆面對採訪時直言，“彈劾案到了參議院會很快死掉”“我不想假裝自己是個公正的法官”。其風險同樣在於不良示範效應，即未來的總統只要有效掌控本黨，本黨只要掌控兩院之一，那麼總統幾乎就可以免於被彈劾，其手腳也將越放越開。

立法權之外，司法之基也正蒙受“黨派化”侵蝕。執政3年來，特朗普任命了162名法官，其中最高法院法官2名、巡迴法院法官48名；相較之下，同等級別法官，奧巴馬8年任期內只分別任命了2名和55名。特朗普重視法官任命不代表法治受到尊崇，而是因為在極化的政治環境中，諸如移民、墮胎、槍支等重大議題的爭論，都倚賴法院一錘定音。

雖然參議院積極配合總統任命法官，但並不代表司法判決會完全體現白宮意志。未來，圍繞涉及廣泛公民權益案件的判決，即便是特朗普任命的法官，也大概率將在事實基礎、既有判例、共和黨意志與白宮偏好之間取得平衡，且難以完全將民主黨的存在排除在外。類似“羅訴韋德案”這樣的經典判例，短時間內在最高法院被推翻的概率並不大。

（2018年7月10日，特朗普在電視臺向全國宣佈，提名佈雷特·卡瓦諾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這是特朗普任期內任命的第二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權力分立是理想，黨派政治是現實，黨派和平才能府會融洽，達成善治。制度之基遭蝕，與其說是特朗普的精心設計，不如說是他不得已的順勢而為。從結果上看，移民改革和基建等特朗普的優先要項，未能真正進入國會討論議程，其中既有民主黨的阻撓，也有共和黨基於黨派利益的掣肘。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統本人也是受害者。

制度之基的受侵蝕，既是特朗普的遺產，也是冷戰以來的華盛頓留給第45任總統的慘淡現實。

經濟之於大選，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美國經濟已實現了自2009年6月以來第125個月的連續增長，股市創新高，11月新增就業崗位為26.6萬個，失業率降為3.5%，系1969年以來最低水平。

巨集觀向好，微觀卻不盡然。2019年以來，貿易戰的拖累效應開始顯現，工業產出陷入技術性衰退，製造業指數持續低迷，工資雖重回增長，但勢頭緩慢。6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釋出報告稱，美國當下家庭收入中位數相比1990年只增長了2%，貧困發生率與金融危機前一樣；9月，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工資收入、就業機會與醫療費用，被普通美國人視為評價經濟最為重要的三大指標，特朗普看重的股市在九大因素中排倒數第二；多數美國人（69%）認為當前的經濟有利於富人，不利於中產階級和貧困人口。

是聚焦巨集觀還是微觀，是關注做大蛋糕還是修訂分配規則，體現著兩黨差異化的經濟政策偏好。應對問題的策略上，共和黨向外，民主黨向內，但都富有民粹主義色彩：受茶黨塑造的共和黨基本盤，堅信抵制移民和貿易保護可以增加就業與收入；民主黨年輕選民則認為，只有向華爾街和矽谷財團開刀，普通美國人才能共享發展成果。

特朗普將“製造業迴流”與“美國再度偉大”深度捆綁，成功勾起“鐵鏽帶”中老年白人群體對於20世紀中後期“美國製造”榮光的回憶，從而在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威斯康辛三州意外勝出。

通過鼓吹迴流，特朗普成功將國內產業空心化帶來的分配不公、階層分化問題嫁禍於全球化，批評中國、巴西等新興經濟體搶了美國人的飯碗，並將之作為發起貿易戰的主要依據，有意忽略“美國製造”背後的“美國金融”與“美國科技”，才是全球化的主宰者以及本國製造業的替代者。

民主黨陣營逐漸興起的進步派，聚焦於反思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帶來的經濟與階層分化問題，批評自里根時代以來盛行的芝加哥學派，質疑華爾街和矽谷侵蝕了普通美國人的利益。本屆總統候選人桑德斯、沃倫等，提出以徵稅與反壟斷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平等主張，要求開徵“富人稅”，以稅收建立“全面醫保”，並豁免部分學生貸款。

客觀地看，華爾街與矽谷模式確實有利於經濟增長但較少顧及社會公平，這也是為什麼加州富可敵國卻遍佈無家可歸者。但過於關注一州、一市甚至某一街區的短期得失，也會妨礙經濟成長的普惠效應發揮，亞馬遜第二總部在紐約鎩羽而歸便是此一狹隘情緒的集中體現。民主黨進步派的經濟平等主張若持續發酵，可能誘發後金融危機時代另一次佔領華爾街或者佔領矽谷運動。

對外貿易保護與對內經濟平等，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美國製造”衰落的背後，是底層民眾在金融與科技產業主導的全球化程序中的低獲得感。兩黨經濟政策雖都直抵人心，但從實踐效果看，恐怕難免雷聲大雨點小。

在外貿方面，儘管特朗普政府先後發起301調查、232調查，試圖平衡美國鋼鋁、汽車貿易進出口，但相關國家多選擇反制。在美日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雙方共識主要集中在農產品、藥價制度、金融開放和數字通訊技術領域，美方擬對進口汽車設定配額或徵收高額關稅的衝動，遭到日方堅決抵制；而在美歐貿易談判中，反汽車關稅成為歐盟的底線，美方至今未敢打破。

在國際談判中，相比起促成“製造業迴流”這個目標，以資本流通為核心的“開放金融”和以資料跨境流通為核心的“自由數字貿易”，才是美方的務實關切。

類似地，民主黨繪製的對內經濟改革藍圖中，即便進步派如願贏得2020年總統大選，推動加徵所得稅或修改反壟斷法，其順利通過國會的概率也微乎其微。拋開巨集大命題，前汽車之城底特律的產業工人集體轉型為Uber司機、大規模廠房被改造為藝術區，或許是更為務實的出路。

經白宮幾番動員，2019年以來美聯儲三次降息，其中立性遭到質疑。但在經濟整體向好的氛圍中，聯儲享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寬容。

隨著減稅法案效應的遞減以及大選年的來臨，特朗普必將繼續施壓聯儲降息，但空間著實有限。大選年，經濟灰天鵝未必出現，但扭轉民眾獲得感偏低格局的可能性更低。美國選民仍只能在逆全球化與逆市場化的辯論中，做出艱難抉擇。

20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了涵蓋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外交政策等內容的“軟實力”概念。特朗普執政以來，根據“softpower30”統計報告，在年度國別軟實力排行榜上，美國連續兩年跌出前三。如果說“9·11”事件動搖了美國的國家安全，金融危機威脅了美國的經濟安全，那麼特朗普的執政，將從根本上改寫有關美國軟實力的定義。

文化方面，“何為美國人”這一基礎身份認同出現危機。以拉丁裔為代表的少數族裔通過投票與選舉來影響政治，力圖提升國家福利水平，這與傳統上基於新教倫理的“個人奮鬥”產生衝突。

民主黨在團結少數族裔的過程中，存在滑向福利政府的傾向，這引起共和黨選民的反彈。激進的共和黨人對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展露出敵意，將“基督教福音派”與正統的美國人劃等號。

2017年，針對夏洛茨維爾白人至上主義者示威，特朗普評價其中“不乏好人”；2019年7月的一次集會上，特朗普建議眾議院4名少數族裔女性議員“從哪兒來回哪兒去”。近年來多起槍擊案中，都有白人至上主義思想的影子。此外，移民、族裔與經濟、社會問題的交織，造成傳統美國夢的褪色。少數族裔和白人中下層通過努力改變命運變得困難，一線高校招生腐敗是“向上流通”變得艱難的一個縮影。

（2019年7月的一次集會上，特朗普建議眾議院4名少數族裔女性議員“從哪兒來回哪兒去”。圖為與特朗普互懟的國會眾議院4名少數族裔女性議員）

政治價值觀方面，華爾街和矽谷繼續展露著全球野心，白宮和國會內部的全球主義者卻變得稀缺，內向化、黨派化、社群化的情緒在彌散：對外堅持“美國優先”，對多邊秩序缺乏興趣，以拒絕任命法官的方式促使WTO上訴機構停擺；對內主張“政黨優先”，基於黨派立場、選舉利益而非事實基礎、公共精神來決策，對他者缺乏同理心。

在氣候變化議題上，總統特朗普、副總統彭斯將“全球變暖”斥作迷思，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廢除前任總統對傳統能源產業的限制，開啟“能源生產新時代”，以便“奪回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夢想”，從而“讓美國再次富裕”。民主黨雖關注氣候變化，但其“綠色新政”過於巨集大、籌款困難，幾乎淪為一紙空文。

在墮胎權益議題上，美國多個州近年來通過嚴苛的禁止墮胎法案。民調顯示，認為“墮胎在一定條件下合法”的民眾比例維持在50%~60%，遠低於同為發達經濟體的西歐、北歐國家（85%）。美國在墮胎議題上已經轉向了全面保守。

外交與安全方面，特朗普對維繫美國霸權的傳統國際體系不以為然，生怕被別國佔便宜，整體外交呈單邊化、碎片化特徵：退出多個國際組織；單方面撕毀伊核協議，又拿不出可供談判的新版本；既想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又想通過從敘利亞撤軍2000人（實際保留了數百人）來證明“戰略收縮”；一邊大喊“火與怒”，一邊又收到來自平壤的“美妙信件”——至今，本屆白宮鋪滿了總統的想法，卻鮮有闡述完整的政策。

（2019年11月4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向聯合國提交了一份正式通知，稱將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成為至今唯一一個要退出此項協議的國家）

早在2017年初，上屆參議院外委會主席、共和黨人鮑勃·寇克，就將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描述為“破球”，顯示其往往前後矛盾、反差劇烈，可信度、可持續性弱。此外，在退出伊核協議、沙特媒體人卡舒吉遇害案以及與土耳其關係上，白宮與參議院的分歧公開化；特朗普2019年下半年以來對伊朗持續忍讓，則直接促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去職。

到了2020年初，在不跟盟國和國會民主黨人“打招呼”的情況下，特朗普下令駐伊美軍在巴格達暗殺伊朗實權人物蘇萊曼尼將軍。得逞後，面對伊拉克政府的反彈，特朗普又宣稱，如果美軍被驅逐出伊拉克，對伊拉克的制裁將“前所未有”。“我們在那裡有一個非常昂貴的空軍基地。它的建造成本達數十億美元，除非伊方償還相關費用，否則我們不會離開。”

其他盟友關係上，在幾番被加徵關稅、提高軍費分擔比例乃至人身攻擊過後，歐盟、日本、加拿大等盟友與美國若即若離，北約不再鐵板一塊。從默克爾到馬克龍，加快歐洲單一市場建設、籌建“歐洲軍”的設想從未停止，特朗普在北約峰會等多邊場合也難言自在。美歐競爭加劇將是大勢所趨，而一個內部難言統一的美國，遠不足以對盟友形成有效的軟實力“俘獲”。

特朗普一直自比里根。如果單從親近娛樂業、善於集會演講來看，二人確有接近之處。然而，里根1980年首次競選時，普選票高出對手卡特10%，獲得壓倒性的489張選舉人票。1984年，里根競選連任，更是贏下了50個州中的49個。2016年的大選結果顯然遠比1980年糾結，而面對一個分裂的美國，2020年大選中無論哪一方都沒有可能拿下49州。

更重要的是，當里根宣佈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開幕時，美國處於走出冷戰的前夜，多元價值聚合，新興產業崛起，不同的族群有著相似的信仰，這不同於善於激發個體受害感與低獲得感的特朗普集會——同樣滿場高呼“USA”、同樣滿場拳頭揮舞，1984年見證了團結，2020年卻極可能是分裂。

正如開篇所言，特朗普不是一切的原因，而是結果。面對傷痕，他沒有彌合，而是撕裂，以致華盛頓政治癒發接近於一場又一場急功近利的展銷，而非理性、平和、雋永的討論。

2019年年底，民主黨孤注一擲地通過彈劾嘗試約束總統，特朗普也接近完成最後一次內部壓力測試。本屆政府任期之後，無論特朗普是否連任，華盛頓又將迎來另一場4年喧囂。

作者 | 顧登晨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編輯 | 謝奕秋

排版 | 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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