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于丹藉助於《百家講壇》平臺，完美地實現了從文化的角度進行變現的可能。試想過去的學術象牙塔就是冷板凳，又有多少人願意問津。電視和網路的雙重平臺，把她從之前的默默無聞，直接推上了前臺。

然而成也平臺，敗也平臺。一旦被推上萬人矚目之處，身處聚光燈下，不但自己的一言一行被全部看到，還會因為鎂光燈的作用，被無限放大。于丹本身就因為聚光燈的效應，將自己真實的一面暴露了出來。最終，也徹底敗在了真實面前。

文化人的不堪一旦被放大，其殺傷效果要比其他階層人士的人設崩塌，厲害無數倍。

從心靈雞湯到文化奶媽

文化講究傳承，但是幾千年來，傳播平臺的限制，使得文化以及真理，始終掌控在少數人的手裡。文化對於大眾和草根相當遙遠，即便生活處處都蘊含著文化的真理，可惜詮釋的權利始終掌控在有文化的人手裡。正因為如此，在傳播平臺擴充套件之後，才有了一股解讀文化的熱潮。

所謂解讀文化本身，就是因為文化本身的侷限性，限制了它廣遠傳播的趨勢。于丹最初的走紅，就是從解讀《論語》開始的。因為文言和白話之間的這種隔閡和斷代，導致大多人對於傳統經典的認知是一片空白，而一個"解讀人"的存在，正好起到了橋樑的連線作用。

過去的歐洲，只有貴族才有機會和資格學習拉丁文，從而能夠掌握更廣泛的知識。而在古代的中國，文言和白話兩條線一直存在，掌握了文言文，在古代就成為了事實上的精英階層和士族階層。

經過一百多年來反封建的鬥爭，文言文逐步退出了主流舞臺，所以和白話文之間的傳承就進一步出現了斷代。如今想要了解傳統的經典，需要切實掌握一定的知識和基礎，才能看懂過去的一些經典。

正因為有這種需求，才有了于丹式的人物，再結合傳播平臺的推廣，使得這類人的文化價值，在一個特定的時期被無限放大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于丹所做的事情，就是一個"文化奶媽"。

很多受眾不直接去了解經典，而通過於丹這樣的人，透過進一步的解讀，再去掌握其中的知識和價值。因為經過了解讀，因為將文言轉化成為了現代的語言，看起來理解就簡單多了。但是很多人卻忽略了一個異常關鍵的事實。

無論是解讀人的功底如何，還是解讀人採取的什麼方式，本質上來說，這種解讀的背後，最終體現出來的知識體系，只是解讀人自己對經典的理解。至於經典本身所要傳遞的資訊是什麼，如果受眾不去看原著的話，就等於被解讀人事實上帶偏了。

于丹這位"文化奶媽"，事實上在大紅大紫的當年，就是把其主講和解讀的經典，統統歸類到了心靈雞湯的層面。也正因為如此，最終出現了事實上的翻車。

過度解讀背後的驢唇不對馬嘴

于丹大型翻車現場出現在2014年，彼時的北方，冬天霧霾嚴重的情況比比皆是。原本的公共問題，卻又被于丹強行的解讀扯上了心靈雞湯。

于丹認為，面對霧霾應該從自行解決問題的角度出發，關上窗戶開啟空氣清淨機，就能解決問題。如果還是不行，就要開啟精神層面的防護，不要將霧霾放進自己的內心。這話聽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事實上驢唇不對馬嘴。

霧霾的形成，跟全社會過度的工業活動有直接的關聯。最應該採取的解決之道，是將霧霾的問題放置到公共的語境下，由全社會採取必要的措施去治理，而不是像于丹所說的這樣，用個人的行為去阻止。這種各自安好的心境，事實上只是一種鴕鳥政策罷了。

至此，于丹的心靈雞湯徹底成了心靈毒雞湯，而她甚至被網友直接斥責為"精神霧霾"的集大成者。

于丹之所以會翻車，就在於對經典的解讀和理解，處處新增上了自己心靈雞湯式的解讀標籤。而且本身站在鎂光燈下，自己不謹言慎行，往往採取用自我的方式，試影象過去那樣對網友和大眾形成影響，並且還期望再引發共鳴，這種想法未免已經想當然了。

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經典，這本身沒什麼問題，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將解讀的內容放置在公共語境下之後，不能強行把自己的標準去對標公共的標準；不能用自我的解讀去詮釋萬物，一旦有些解釋太過牽強的話，大眾的感受就會適得其反。

于丹，這位《論語》解釋小能手，最終就是如此翻車了。而且從客觀的學術角度看，于丹本身的專業是傳播學，其傳統學術的造詣平平，更不會有多麼高深的理論和成就。可惜，她自己並沒有理解這其中的本質。

她的成功並非她解讀的成功，而是平臺推廣的成功，是特定時期文化語境下的一種獨特放大，造就了于丹在這個領域的獨樹一幟。如果她有自知之明，能夠將自我的解讀和公共的文化語境區分清楚，也不至於在之後被網友詬病。

相比之下，後起之秀的蒙曼雖然也是按照于丹的成名軌跡在走，但是由於彼時于丹成名過程中的公共文化語境已經改變，所以作為後來者，其從成功到翻車的距離，中間的過程沒有像于丹這樣持續很久。

從東施效顰到邯鄲學步

蒙曼在傳媒平臺解讀的同樣是經典，之所以會這樣，本身就是因為文化之間的鴻溝還在。只不過于丹解讀的是《論語》，而蒙曼將關注的眼光聚焦到了詩歌上。

我國是詩歌大國，詩歌本身作為一種文學形式，承載的是詩人自我的感悟。如果後人對詩歌進行必要解讀，這對於理解詩歌本身是有幫助的。然而過度解讀的話，未免就會露出破綻。何況從他們的初衷來看，他們更多關注的是成名，而非詩歌解讀的語境是對是錯。

因為藉助於傳媒平臺，很多公共語境下的平臺，就能成為這類人施展自我價值的最好時刻。平臺的推廣效應，將他們的自我解讀放大到了一個很高的層次。如果蒙曼自身具備深厚的學術造詣，那也行，可如果犯常識性的錯誤，那就等於在浪費公共資源了。

蒙曼的翻車，在於其解讀《憫農》的時候，將烈日炎炎的夏天勞作場景，曲解成為了春日的播種場面。這種解讀的錯誤過於低端，以至於她也很快從公共的傳播視野中消失了。從此之後，試圖透過走于丹的老路。

不過這種想用心靈雞湯的方式來傳播文化的成名方式，逐漸被後面很多的躍躍欲試者摒棄了。因為這些人很清楚，強行上臺，最終的局面不過是邯鄲學步，徒增笑柄。

也由此，從於丹的翻車到蒙曼的雪藏，讓大眾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對經典的理解可以各行其是，但個人的觀念不能強加到大眾的頭上，更不能打著無比正確的旗號，到處去圈錢做生意。而於丹和蒙曼這樣的"文化奶媽"，最終也變得一文不值了。

文化和公共語境，需要真正的經典以及深厚的學術造詣來撐場。以文化的旗號來圈錢，而自身的文化素養卻很低，甚至十分的自我，這樣的人最終會在鎂光燈下原形畢露。老老實實做人，這才是一個文化人，在標榜自己是文化人之前，最應該保持的一種秉性。

畢竟文化本身並非高不可攀，文化的載體可以和大眾產生隔閡，但是文化本身永遠就在每個人的身邊。它可以化身泥土，也可以變成市井之氣，永遠保持敬畏，不以自己的標準為公共標準，就是最好的文化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