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斯蒂格勒的思想切入，管窺技-藝-思之扭結的過去、現在、未來

by劉永謀

從斯蒂格勒的思想切入，管窺技-藝-思之扭結的過去、現在、未來。不少談論技術問題的哲學家也喜歡談論文藝，比如，海德格爾喜歡討論詩歌和荷爾德林。此種風尚在當代法國思想家中尤為常見，福柯、鮑得里亞、德勒茲、德里達和斯蒂格勒均如此。福柯更是提出生存美學的理論，要求哲學家做出表率，把生活當作有自己“風格”（Style）的藝術品。他曾道：“藝術成了一種專業化的東西，成了那些搞藝術的專家所做的事情。為什麼人的生活不能成為藝術品？斯蒂格勒同樣抱怨藝術的專業化，希望藝術家成為福柯意義上的哲學家，或按照生存美學哲學地生活。他認為“何為藝術家”，藝術家是個體化形象的典範——這可以理解成是心理的和集體的個體化過程。”這裡的“個體化”與福柯提及的“風格”可謂異曲同工。顯然，兩人對藝術家和哲學家要求太高、賦予他們的責任太大。在中國，“哲學”是理性、呆板和枯燥的代名詞，“藝術”則意味著感性、不羈和浮華。然而，在當代法國，哲學、藝術和技術卻常常在技術哲學中交織在一起。今天的時代無疑是技術時代。哲學家常自詡其對時代精神的把握，先鋒法國哲學家當然勤於反思高新技術問題。而思考技術問題時，他們將“技”與“藝”放在一起審度。

今天，法國技術哲學標誌性人物（如拉圖爾和斯蒂格勒）與藝術家的聯絡都非常緊密，也是有名的策展人。斯蒂格勒曾指出，“我們今天所說的”藝術”，在古代就是”技術”。”總之，在法國，“技藝不分”有詞源上的原因。在法國人看來，藝術並不侷限於在博物館和藝術館裡珍藏的純粹審美之物，更多的是應用於建築、機器、傢俱、裝潢、服裝和園藝等領域的實用工業美學品。埃菲爾鐵塔和盧浮宮的玻璃金字塔堪稱藝術與技術完美融合的典範，巴黎人不但不覺得“違和”，反倒引以為傲。本文以斯蒂格勒為例，談談法國技術哲學家對“藝術危機”的看法。斯蒂格勒所謂的“藝術危機”指的是什麼？他有否想過該如何解決這一危機？

技術與藝術的關係：

斯蒂格勒主張“泛”技術，他認為“人的行動即是藝術”，舞蹈、文學、詩歌、音樂乃至政治，無一不屬於技術領域。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用“技術”一詞指稱人類行為中只有優秀者掌握的專門技能，如聲樂技術——雖然人人都會唱歌，但只有歌唱家才掌握聲樂技術。而藝術則是技術的最高形式，特定技術最終昇華為藝術。斯蒂格勒對技術的理解如此之泛，根源在於他對人之本質的理解。他曾用“艾比米修斯的過失”來隱喻其人性論：艾比米修斯負責給動物安排技能，結果忘記了人類，所以人一開始就是被遺忘的、有缺陷的。後來，普羅米修斯盜取技術和火給人，才讓人類能生存下去，因此，人從源頭上便是依賴技術的有缺陷的存在，人離不開技術。技術之於人並非簡單的工具，而是類似於義肢或假牙的代具，技術代具與人的缺陷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簡言之，人本質是工具製造者。在斯蒂格勒看來，技術性就是時間性。動物世界沒有時間，只存活於當下，而人可以藉助技術記憶通向過去和未來，他提出人有三種記憶：遺傳記憶、後生成記憶和後種系生成記憶。

“藝術危機”

藝術產業化意味著藝術被商業邏輯俘虜，藝術為消費主義和消費社會服務。藝術品是技術物儲存的人類意識，使得藝術可以被用來交換而商品化。在斯蒂格勒看來，藝術產業化意味著藝術的衰敗。包括藝術在內的記憶術成為資本主義技術-工業體系的核心，資本主義社會進入了斯蒂格勒所謂的“超工業化時代”。藝術已完全被異化，成為控制當代社會權力形式，捲入全球資本主義商業戰、資訊戰和思想戰的漩渦之中。這就是斯蒂格勒所謂的“藝術危機”。他將“藝術危機”稱為“象徵的苦難”，其等同於當代文化的苦難。

“藝術危機”的解決

斯蒂格勒認為藝術家扮演“個體化推動者”角色，所謂“個體化過程”，就是“我”在“我們”中成其所是的過程，即個性化與集體潛力共同實現的過程。也就是說，藝術家不僅是生產藝術作品的人，更是有能力且有責任創造新的個體化樣式的人。藝術危機導致大眾喪失個性、遺忘本真的審美經驗，非個性化意味著精神貧困。其次，人人都要搞藝術創作，都應該成為藝術家。斯蒂格勒認為：“何為作品？但凡能觸發人之內心感應，具有轉化為動能之潛勢的，皆為作品。護士和麵包師也是藝術家，他們是潛在的藝術家。他們並非時刻在舞臺上。”因此，人人都是藝術家，人人都可以做電影導演，因為如前所述，人的意識流和電影的時間流是同構的。再者，大家不能僅僅做觀眾或聽眾，而要藉助數字技術成為業餘愛好者。數字技術被視為毒藥，讓人上癮且無法集中注意力，但是電子媒體亦可幫助普通人進行藝術創作或表演，打破業餘愛好者和職業藝術家的界限。比如，用手機拍攝短影片、單反相機完成攝影、作曲軟體譜曲，藝術的門檻在數碼時代不斷降低。按照斯蒂格勒的說法，“技術即是毒藥也是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