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要被定為PHEIC的傳聞，前幾日便甚囂塵上，大量媒體——官方的不官方的——都如臨大敵，有些認為將導致中國貨物不能出口，有些認為中國將成為旅遊禁區，甚而還聲稱影響將“大於中美貿易戰”，大有一旦宣佈，中國就將萬劫不復之虞。

​ PHEIC是從2005年才有的新概念，目前全世界大概宣佈過6次(含武漢)，其中便包括以巴西為主體的寨卡(zika)病毒事件，其他地方我也不了解，拉美的情況我自信較熟悉。巴西一度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在2016年同樣是PHEIC的主要範圍，它山之石，或許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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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寨卡(zika)病毒及其引發的神經系統病變”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e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

​ 首先須要明確的是，“PHEIC”說的是病，而不是國。它並不是針對某個國家要宣佈所謂的“疫區國”，它的物件指是某一種疾病。這種疾病發生在哪個國家，哪個國家便存在危險。

​ 理論的講，上述國家就都屬於“疫區國”，但是最嚴重的，還得說是巴西。

寨卡在巴西的發作

​ 巴西的災情，和我最近在玩的“瘟疫公司”過程十分接近。

​ WHO宣佈PHEIC之前約七個月，巴西Salvador de bahia省份的衛生部門便已經確認寨卡病毒的傳播，起初的症狀是輕微的，只是發熱頭痛之類，幾天之後便可正常，亦無任何致死病例，時任巴西衛生部長甚至表示“我們不擔心寨卡，它只是一種溫和的疾病”。

​ 2015年的10月份，情況不太對勁了。巴西的衛生部門發現患有一種名曰“小頭病”的新生兒明顯蔓延，巴西政府即開始重視，但為時已晚。2016年頭一個季度，巴西的寨卡疑似病例共有91387例，一個半月後，5月16日已經增至138108例——WHO也正是因此局面，宣佈寨卡病毒為PHEIC事件的。

​ 2016年初的巴西，也正處在內憂外患的困局中，情形大概又較中國惡劣得多。剛剛過去的2015年，是巴西噩夢般的一年。這個嚴重依賴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國，受世界大宗價格變化的影響，2015年GDP增長為-3.8%，這已經是巴西過去五年間，第四年出現GDP萎縮了，國家的經濟似乎現出崩潰的局面。

​ 2016年，本是巴西有所期待的一年，這一年的八月，奧運會將在名城裡約熱內盧舉辦，巴西希望藉著奧林匹克的東風，也抓一把發展的紅利，甚而一舉實現國家的扭虧為盈也未可知。

基督像沒能給巴西帶來太多好運氣

​ 寨卡的到來如一盆冰水，PHEIC宣佈的三天後，路透便揭露美國奧委會向運動員傳達了“不建議參加里約奧運”的內部通知。2016年5月，全世界20餘國的150名專家聯名呼籲：鑑於寨卡病毒傳播風險極高，將給遊客“構成不必要的風險”，建議取消里約的奧運主辦資格另擇吉地。

​ 何況巴西本就是旅遊大國，巴西的外匯來源，首要來自大豆(巴國大豆產量是全世界的1/4)，其次是鐵礦砂——對世界經濟稍作關注的人，沒有不知道淡水河谷鼎鼎大名的，再往下數，便是旅遊了：巴西風景絕美，文化多元，我個人覺得算是拉美最好玩的國家之一，旅遊業也確是巴西創匯營收的主要手段，疫情對旅遊業的影響可想而知。

​ 以國內當下的眼光，無論怎麼看，PHEIC事件對巴西的影響似乎都是致命的。

巴西的行動

​ 寨卡病毒的傳染源較為明確，主要宿主是一種叫“伊蚊”的蚊子，面對十數萬的病例，巴西倒沒有封城的必要。時任巴西總統羅塞芙呼籲全國滅蚊，一時間，彷彿是中國“全民除四害”空氣的蔓延。2月14日情人節當日，羅塞芙率全國主要部長上街率先滅蚊。投放巨量殺蟲劑，還搞出高階手段，向蚊蟲DNA中植入某種可自我毀滅的基因，成了當年的科技熱點話題。

​ 其餘如研製疫苗、扶植困難患者等常規手段亦不一而足。巴西也是個泱泱大國，區域發展同樣“十分不均衡”，總體來說，自南向北愈來愈窮(但北部的海濱風光極佳，是我見過相當美麗的海岸)。寨卡病毒的高發，也在全國最貧困的東北部地區，巴西政府撥款約9億用於安頓受災家庭(事後被證明遠遠不夠)。

​ 針對不能不保的奧運會，巴西亦下達一系列特殊防護措施，如口罩手套護目鏡之屬，據BBC測算，為此的額外花費約2.8億人民幣。

​ 系列措施取得成效，至2016年7月，巴西時任體育部長便表示每日新增疑似病例從未超過150人，1月份里約市的寨卡病例共7000人，至7月已銳減至700人，其中絕大部分已治癒。6月11日，巴西已舉辦43場奧運測試賽，數千名運動員無一人感染寨卡病毒。

​ 儘管如此，WHO仍抱審慎態度，經過近半年觀察確認疫情確已平息後，於當年的11月18日，終於宣佈解除寨卡病毒的PHEIC地位，歷時共約十個月。

PHEIC對巴西的影響

​ 令人感到驚奇的是，與目前各路自媒體宣稱的“影響甚至大於中美貿易戰”截然不同，PHEIC似乎並未給巴西造成太大影響。

(注：巴西是整個拉美面積最大，情形最複雜的國家，不需要之一。這一部分的內容可以用好幾本書來展開，在此我便只描述現象，不提及原因——對於本文的目的，我想這已經足夠）

巴西GDP:2010-2018

​ 巴西在2010年實現了7.4%的增速，之後幾乎逐年下滑。但在疫情最嚴重的2016年，GDP不僅止住頹勢，甚至還由於匯率因素略有上揚(美元GDP)，至2017年疫情結束，竟出現了多年未有的“扭虧為贏”。

最重要，也最令人擔心的遊客數量，幾乎未受到任何影響。2016年奧運會期間，共有117萬遊客來到里約，里約酒店入住率高達94%，日均消費131.2美元。2016年全年巴西幾乎都處在PHEIC事件內，但遊客總人數反而突破了2014年的歷史峰值——看起來世界人民並不怎麼害怕PHEIC。

巴西股指IBOVESPA:2015-2020

尤其匪夷所思的是，巴西的股市自從宣佈了IPEIC便開始上漲，漲勢持續至今——下週一準備拋盤的朋友，要不要再考慮一下？

總之，從巴西2016年的各項經濟指標看，幾乎看不到該國當年被"PHEIC"過的跡象。

PHEIC對巴西的後續影響

寨卡病毒畢竟是一場惡難，沒有損失自然不可能。據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辦公室)估算，寨卡，以及後續被宣佈PHEIC大致為巴西造成了620億人民幣的損失(未提供計算口徑)。

但是，病毒似乎亦有辯證的另一面。

Richard Horton在柳葉刀上發表一篇題為"Offline: Brazil- the unexpected opportnity that Zika presents"的文章(寨卡病毒是巴西的意外機遇)，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認為寨卡的出現實則改變了巴西。

以衛生投入而言，多方面的證據都指出，寨卡在巴西的大流行是巴西政府的多年漠不關心的結果，即使在早前巴西GDP年化增長超過8%的好時候，政府對飲用水和衛生基礎設施的投資也不充分，飲水和排汙條件十分利於主要病原體攜帶者——伊蚊的繁殖。寨卡病毒實際上強迫巴西政府提升了衛生的投入，自2016年以來，儘管巴西的經濟未見多大起色，公共衛生投入倒增長了約30%。

流行病也改變了公眾的意識。巴西的問題，與中國又有不同：當地的工會勢力極強，某次座談中，我聽到我駐巴西前大使李金章曾指：巴西的工會是中資企業在巴經營的重大風險因素。巴西作為世界第八大經濟體，至今竟然沒有一條能橫貫東西的公路，也與過分強大的工會勢力密切相關。我們在此處不去討論工會與工人權利(我當然很有興趣在其他文章中談論這些問題)，僅以我自己在拉美的生活體驗，“過於發達的民眾權利意識”某種程度上的確形成了對社會的反作用。但在寨卡這樣大面積流行病面前，必須靠政府的強力手段方能迅速遏制疫情，巴西人民對“國家的強制力”亦有了更為多元的認識，對巴西的政治發展也造成不小影響。

此外，寨卡還帶來另一意想不到的“進步”，由於寨卡的危害主要作用於新生兒，降低出生率便成了防疫的不二之選，其中的措施當然就是墮胎——寨卡的主要流行範圍全是拉美天主教國家，墮胎在天主教屬於嚴重非法，大多數拉美國家均只接受“由於強姦、亂倫或危及母體健康”的人工流產行為。如在同為重災區的哥倫比亞，時行的政策仍然是“只有明確的畸形胎兒才可以墮胎”，感染人數同樣過萬的薩爾瓦多甚至規定任何情況的墮胎均屬違法。這當然是助寨卡為虐的政策。

面對疫情，天主教會也終於不能不鬆動。梵蒂岡教廷在2016年2月6日還表示“寨卡不是判處(胎兒)死刑的授權”(指仍然反對人工流產)，但在2月18日，教宗方濟各訪問巴西后，才被嚴重的疫情震驚，轉而鬆口“避孕並非絕對的罪惡”。這一表態對拉美的人權有深遠的影響。

最後一點想說的

R.Horton的文章有一觀點令我記憶猶深，我希望作一摘錄：

"Epidemics change the public conception of disease. Diseases are no longer seen as pathologies of the body. They also become pathologies of the environment. Health is no longer a quality within the pure control of the individual. It is something that depends on the organisation of society. "

——寨卡也改變了公眾對疾病的觀念，疾病不僅僅被視為身體的病態，它更是外部環境的病態。(個體的)健康亦不再完全由個人掌控，相當程度上，它須要依賴社會的組織形式。

一場大的疫情，不僅是個人的病患，它也是社會的疾病，這社會也一定存著一些問題；當這疾病過去，我們的社會也自然要產生一些抗體，促使這社會的機體更加健康。就我的所見：拉美的政府已經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之一，如果PHEIC連他們都不能影響，我們中國又有什麼好怕的呢？

進一步說，如果面對一個PHEIC，便被嚇破了膽，先是宣揚些什麼“亡國論”，甚而還有些朋友提出“要適度隱瞞疫情以防被WHO列入疫區國”的建議——這同2003年，某些惡徒拉著SARS病人滿街亂跑躲避WHO，最終釀成巨禍又有甚麼區別？17年過去了，這種“為國扯謊”的思想如果還不除掉，我們還不能老老實實的面對疫情，武漢的肺炎，難道不是白得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