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網友“奮鬥在義大利”在義大利論壇獨家編譯了一則訊息，稱兩名武漢新冠肺炎患者曾經入住的羅馬某酒店，在病人確診後，幾乎沒有任何客人入住，瀕臨破產。但面臨絕境時，大量訂單湧入，卻依然無人入住。調查後發現，訂房者原來是競爭對手酒店的董事和員工。為了避免同行失業，他們組織起來拯救對手。

旅歐的著名前媒體人王勤伯證實了此事，確認這是由羅馬當地的旅館聯合工會發起的行動，“義大利是最有行業聯合會傳統的國家，行業聯合會制定行業規範、促進立法，對整個公民社會的運轉和危機應對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中國人的認知裡，挽救同行似乎是一件蠢事，畢竟我們從小就熟知的中國社會哲學裡，就有一句著名的“同行如敵國”。看看新聞，我們會發現很多敵對案例，比如相鄰的兩個早餐鋪為了搶客大打出手，比如A食肆的員工去B食肆門口拉客引發衝突，甚至還有為了擠垮競爭對手而去惡意舉報的……彷彿不鬥個你死我活就不能經營下去。

這種“同行如敵國”的思維，很大程度上還與許多中國人“以大為美”的思維相關，他們推崇巨頭，推崇壟斷，將集中度視為行業發展的重要標準。但在商業傳統更為悠久的歐洲，人們的觀念恰恰相反，同行不是敵國，大家合力做大市場，自己的生存空間才會更大。共存，才是最好的商業環境。

在現在的歐洲，義大利毫無疑問是一個趨於沒落的國家。儘管仍然牢牢位居發達國家序列，並排名世界前列，但在老牌經濟強國中，它的工業發展遠不及德國，發達度也不及荷蘭、比利時和北歐國家，失業率高企，經濟活力也不及新興的捷克與波蘭。可即使如此，它仍具有悠久的商業傳統，並向我們詮釋何為文明。

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國奠定了歐洲商業文明的基礎

在中國史學家眼裡，說起商業傳統，中國可算是“起了個大早”。楊向奎等史學家甚至推斷，商朝之所以得名，就是因為早期商部落和立國後的商朝人善於經商。當然，這種說法未必經得起推敲，多少有點牽強。

商業的發展離不開生產力的發展，在陶器、玉器、葛、麻、絲織物、漆器、銅器和酒等相繼出現後，中國商業也開始萌芽，出現各種手工業作坊。

宋朝是中國商業發展的高峰，從汴梁到臨安，北宋和南宋都站在了世界商業的最高點。

但不管是兩漢、唐宋還是明清，商業從來都不是中國社會的主流，重農抑商才是主流。在歐美強國已經通過工業革命邁入近現代化社會時，中國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小農社會。加上百年來的動盪和彎路，中國的商業發展遠遠滯後於時代，即使成為世界工廠後，商業也處於野蠻生長的粗放階段。

相比之下，西方商業的發展脈絡更加清晰，現代商業乃至現代文明的所有元素和環節都在西方萌芽和成長，這與古希臘城邦的商業發展和古羅馬共和國的分權制法治分不開。

相比中國古代文明，古希臘文化的最大特徵就是海洋性，因為地理因素，古希臘人早早開啟海上貿易，商業的繁榮促使古希臘人必須學會坐下來好好談判，因此產生了古希臘式的民主氛圍。同時，發達商業產生的自由民，又因為經濟許可，開始投身於哲學、藝術、科學和文學等領域，進而獲取話語權，因此催生了大量哲學家、藝術家、詩人、科學家和演說家，反過來又推動了民智發展。

古羅馬帝國的分權制在法律上確保了公民權益，《國法大全》作為保護和規範商品生產、交換的法典，被恩格斯稱作“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這也使得商業得到相應保護。

相比之下，中國沒有古希臘和古羅馬式的共和制度，沒有“自由民”的概念，並不利於商業發展。中國古代法律源遠流長，但無論是久遠的《禹刑》，還是上世紀初期仍然存在的《大清律》，都多半是刑法，沒有保護民眾權利的民法。也正因為這樣，古代中國始終無法走出農業社會的桎梏。

即使是許多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紀”，歐洲商業也仍然維持著固有的慣性前行。尤其是古羅馬帝國覆亡後，城市自治在歐洲更趨主流，大多數城市沿用古羅馬傳統和法律，對私有財產進行保護。因新冠肺炎患者曾經入住而無人問津、瀕臨破產，卻被同行挽救的那家酒店，恰恰就來自古羅馬帝國時代和中世紀時期的歐洲商業中心——義大利。

中世紀的麵包作坊

早在古羅馬時代，現在的熱那亞、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就已經是極為繁榮的工商業城市，在中世紀同樣興旺。到了文藝復興時代，它們又成為最先興起之地。文藝復興這場人文主義革命催生了新興資產階級和市民階層，並使得中世紀的手工業行會制度向近現代工廠模式轉變。

即使工業革命之後，中世紀行會制度仍庇護歐洲

在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薩，現在仍可見到那座古樸的行會教堂。儘管名氣遠不及聖母百花大教堂，但仍意義非凡。它由中世紀佛羅倫薩工匠行會集資建造，牆身上每座聖人雕像都代表一個行業的保護神，行業包括法官和公證行會、銀行珠寶商行會、羊毛業行會、藥業和香料業行會、皮匠行會、鐵匠行會、裁縫行會和食品業行會等，共計十四大行會，可見當時商業之繁榮。

行會是歐洲中世紀商業的最大特色，由同一行業的從業者組成，本身就是傾向於合作的架構。它大概在公元9世紀誕生，在自由市和海濱城市最先發展，12世紀擴充套件到整個歐洲大陸和所有行業，連劊子手都有了行會。

歐洲行會組織有一整套的行業規範，雖然行業各有差別，但有幾點是相通的。比如對產品品質的要求，反對造假和失信，行會內部強調平等和民主，互助友愛，如有爭執也要學會彼此諒解。

皮靴製造業的行會

資料顯示，大多數行會都有要求會友們“像兄弟般互助”的條文。1303年，義大利某城市的畫家行會規章就規定，“凡（會友）有需要，都給予兄弟般的幫助”，“對路過本城的外地人要殷勤招待，這樣就可獲得你所要知道的訊息”……

丹麥某行會也規定，如果有會友的房子被燒，商船蒙難，會友們必須提供幫助。但凡有會友重病，行會會讓兩名會友進行照顧。如果會友身故，家庭又有需要，行會會撫養其子女。

有這種悠久傳統，羅馬酒店向那間新冠肺炎患者住過的酒店提供幫助，也就不足為奇了。

正因為行會的存在，才有歐洲璀璨的文化、建築和人文精神

行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行業規範和互助，它還成為歐洲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動力之源。

中國人除了喜歡說“同行如敵國”之外，還喜歡說“師傅教徒弟要留一手”，但正是這兩種陳腐觀念，限制了商業和技術的發展。

相比之下，歐洲行會制度卻提供了商業和技術發展的土壤。因為行會的存在，行會成員非常重視集體經驗，並可以在集思廣益的情況下進行自主創造。這一點在歐洲教堂建築中體現最為明顯，現在在一座座歐洲城市裡依然矗立、美輪美奐的巨集偉教堂，多半經過了數百年的建設，它們的建成從來都不依賴於某個人的指揮，而是行會從業者們的集體智慧和努力。在這個過程中，歐洲的建築學和金屬鑄造技術等都得到了長足發展，也為後來力學、物理學和機械工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許多歐洲城市的中心廣場裡，行會建築都是最耀眼的存在，尤其是在商業發達的義大利、德國、荷蘭和比利時等地。比如被雨果譽為“世界最美廣場”的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廣場，就有各個行會留下的行會建築。從中世紀開始，布魯塞爾一直是各方力量爭奪之地，不同勢力在此角力，也帶來了不同的文化與思維。同時，手工業的發展使得布魯塞爾與布魯日、根特和安特衛普等城市一起，具備了良好的經濟基礎。也正因此，布魯塞爾一向以包容開放富庶著稱，而且因為習慣於在各方勢力間尋找平衡，也因此具有了“柔軟的獨立性”。

比利時布魯日的市集廣場同樣知名，這個14世紀的歐洲大商港，與根特和安特衛普一樣，坐擁運河與港口，有著悠久商業傳統。

12世紀，因羊毛紡織業和布料貿易的興旺，布魯日成為歐洲最富庶的城市之一。當時，布魯日會進口英國的羊毛和鐵器，南歐的柑橘、糖和香料，北歐的皮毛和銅器，還會出口大量毛紡織品。

1277年，熱那亞商船駛入布魯日，使得布魯日成為連線地中海與北海貿易的第一個商業城市。除了貿易因此受益之外，布魯日的財政體系也日益健全，銀行業迅速發展，證券交易所也於1309年開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布魯日都擁有低地國家乃至全世界最發達的金融市場，連以商業聞名的威尼斯人，都是在1314年才學到證券市場知識，他們的老師正是布魯日。

當年的漢薩同盟，誕生了眾多商業名城。這一商業同盟在14世紀中期達到頂峰，擴充套件至波羅的海南岸和東岸的所有德國港口城市，以及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和俄羅斯，直到1699年才宣告解體。中世紀後期，不萊梅、漢堡和呂貝克城市等一起控制著北海和波羅的海沿岸的商業通道。在這幾座城市的廣場中，現在仍有大量行會建築存在。

行會的存在也帶動了市民社會的發展，比如早年的不萊梅，它曾被主教區所控制，但經濟發展動搖了教會統治。1404年，不萊梅政府在市中心廣場上豎起象徵公民自治和經濟自由的羅蘭騎士雕像，並於1409年建成市政廳，以顯示相對於教會的獨立性，彰顯由城市議會執行的自我管理政治體制，也彰顯公民權利的覺醒。

換言之，悠久的行會傳統，是歐洲文明的重要一部分。

結語

“同行如敵國”，“師傅教徒弟留一手”，本質都是一種小農社會思維，持這種思維的人不會明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現代經濟比以往更強調分工協作，也更強調共存和“做大蛋糕”的意義。歐洲之所以成為現代商業的發源地，恰恰因為悠久的商業和合作傳統。遭遇新冠肺炎侵襲而瀕臨破產，卻能得到同行相救的酒店，能帶給我們許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