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凌晨，迄今為止歷史上最嚴重的一場人為災難在蘇聯最大的核電站切爾諾貝利爆發，其四號反應堆在測試時發生爆炸，後續的災難處理措施則因人為原因延宕數日之久。事故發生後兩週內，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釋出的輻射量與500顆廣島原子彈相當，三十餘萬居民被迫疏散，近100萬人參與了事故的後續處理，具體死亡數字和造成的健康影響無法統計，其環境影響則將至少持續幾個世紀。

三十四年來，有關切爾諾貝利爆發原因的追問從未停止過——它看上去是許許多多並不顯眼的細節不斷疊加的意外後果，你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數人只是做出了一些每個人都會做的錯誤選擇：初期資訊混亂不清，無法預估決策後果，難以理解專業內容，習慣性避免承擔責任，機械接受上級命令，甚至是按規定要求辦事。

然而即使如此，仍有一些人在重重壓力之下選擇了相反的方向：盡己所能保護民眾，為堅持己見不惜前途，或者是在世介面前，說出真相。

三十四年過去了，那些曾經選擇逆向而行的人，後來怎麼樣了？

瓦列裡·列加索夫

切爾諾貝利事故調查中一個繞不開的名字。作為專家組成員，列加索夫院士是事故發生後第一批趕到現場的莫斯科專家之一，並因長時間暴露在高輻射環境中而嚴重損害了健康。當其他官員盡力掩蓋事故原因並嘗試息事寧人的時候，列加索伕力主儘快撤離普里皮亞季居民。他還發出警告稱，必須立刻採取行動，以防止第二次事故的發生。

1986年8月，在事故發生近四個月之後，列加索夫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會議上，用長達5個小時的演說公佈了事故調查的細節以及諸多內幕。這是一次個人行為，事後遭到了蘇聯當局的嚴厲抨擊和質問，列加索夫兩次被剝奪國家榮譽稱號，處境艱難。1988年4月，在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兩週年紀念日的第二天，列加索夫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對於切爾諾貝利的最新調查結果，本該在第二天（4月28日）公諸於世。

塞拉費穆·沃羅比約夫

時任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民防部門負責人。第一批抵達事故現場的人，最早堅持周邊民眾必須得到通知並實行疏散的人之一。

4月26日凌晨兩點，沃羅比約夫在睡夢中被電話叫醒，隨後趕到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儘管對核電站內部結構並不熟悉，但沃羅比約夫是最早判斷出事故嚴重程度的幾個人之一，依靠最大測量範圍只有3.6倫琴/小時的測量計（同款測量計是產生大量誤判和拖延的直接原因），沃羅比約夫迅速判定事故級別遠非“本地”而是“普遍”，按照當時的民防手冊，這意味著立即通知周邊居民已發生輻射事故，並要求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

但事故現場的其他人立刻否決了他的提議，並指責他是在製造恐慌。沃羅比約夫打給民防總部的電話被對方判定是“開玩笑”，在臨時會議現場則被告知“你無權決定”。27日凌晨，距離切爾諾貝利最近的城市普里皮亞季終於開始疏散，但沃羅比約夫在事故發生七天後被撤職。

之後幾年，沃羅比約夫的名字始終不為人知，也未迴應過輿論對他的指責，多年後的一次採訪中他對外透露，事發當時情急之下他曾嘗試過守在當地對民眾發出直接警告，但“一位克格勃警官走近我，進行了預防性談話”。他被告知，核電站發生的所有一切都是國家機密，不允許資訊分享，隨後在基輔克格勃總部，沃羅比約夫被要求籤署了保密協議。

根納季·別爾多夫

沃羅比約夫並非事故處理現場要求首先通知民眾的唯一一個人。時任烏克蘭內務部副部長的根納季·別爾多夫組織了普里皮亞季的疏散和前期準備工作，與沃羅比約夫一樣，他同樣被多次指為意圖製造恐慌。

由於並不清楚核電站究竟發生了什麼，別爾多夫和他的警察部隊在最初執勤的幾天沒有任何防護裝備，所有人都遭受了大量輻射，但憑藉處理事故的直覺，內務部警察部隊在第一時間——26日凌晨5點——封鎖了所有去往核電站的道路，要求停駛途徑當地的火車，並呼叫了超過1100輛公車，準備隨時進行疏散。

在之後有關切爾諾貝利的記述當中，別爾多夫將軍的形象近乎完美：他的部隊有效避免了所有可能導致情況進一步惡化的民眾反應，整個撤離過程奇蹟般地沒有發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和民眾抵抗事件，儘管警察部隊中的所有人都忍受著高輻射帶來的痛苦，但“沒有一個人離開崗位”。

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找到這位曾經說過“只有親眼看到所有才能正確評估情況”的將軍在離開切爾諾貝利事故處理現場之後的訊息。

亞歷山大·利亞什科

別爾多夫將軍背後的人，時任烏克蘭總理。事故發生時，72歲的利亞什科已經在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總理職務上工作了十四年。26日凌晨2：40左右，利亞什科被蘇聯總理雷日科夫的電話叫醒，儘管這通電話中包含的內容只有極為籠統的“切爾諾貝利發生事故”，雷日科夫本人也還不清楚核電站的受損詳情，但利亞什科的命令在電話結束後不久便即下達：準備可能的疏散工作。

在事後的回憶當中，利亞什科無法解釋當時自己的決定：那或許只是一種察覺到危險的直覺，當時他並不掌握能夠決定疏散的足夠資訊。但之後的二十四小時裡，利亞什科始終拒絕撤銷自己的命令，並在多場會議上固執己見，願意為此承擔一切責任。他的堅持，成為別爾多夫將軍得以及時呼叫千餘輛公車等待疏散命令的前提。

1987年6月，在事故發生一年後，利亞什科從烏克蘭總理位置上退休，2002年因病去世，享年87歲。

尤里·班達熱夫斯基

切爾諾貝利的影響遠未隨著處理工作的結束而結束。班達熱夫斯基是白俄羅斯第一個著手研究切爾諾貝利事件對人群健康，尤其是對兒童健康影響的醫生。

1989年，班達熱夫斯基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邊境建立了一處醫療研究所，研究所的所在地——戈梅利市距離切爾諾貝利僅100餘公里，是事後遭受核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班達熱夫斯基發現，當地的甲狀腺癌病例顯著增加，而這種疾病在此前的白俄羅斯非常少見。除此之外，他還在被調查的兒童群體中發現了較為普遍的內分泌以及心血管疾病。

1999年，班達熱夫斯基在白俄羅斯被判處8年監禁，罪名是受賄。但根據一些國際組織的說法，他是因為對核事故後白俄羅斯醫療政策的批評才入了獄。 2005年，班達熱夫斯基終於被白俄當局釋放。出獄後，他重操舊業，在烏克蘭基輔的郊外建立了一處醫療康復中心，專門為切爾諾貝利的受害者提供醫療服務。

但是，班達熱夫斯基已經和當年接觸過的白俄羅斯兒童失聯許久。據他所說，白俄政府現在已經封鎖了所有相關資訊：“政府關閉了所有的資訊渠道，他們總是說：‘一切都沒問題’，但我已經接到了好幾通電話，告訴我很多兒童已經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