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這一輪的中印邊界衝突，應該回到2019年，當時莫迪政府在大選後，大張旗鼓要解決克什米爾的自治問題，決定撤銷憲法370條，剝奪克什米爾的相對自治權。同時莫迪政府將該地區一分而二，一個由查謨和克什米爾組成，另一個由佛教拉達克組成，並在邊境地區大興土木道路工程。此舉加劇了中印、印巴的多邊緊張關係。
巴基斯坦最近提議，從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地區開闢一條新的運輸和貿易路線，連線新疆和克什米爾，並延伸到阿富汗，同時也將成為從中國到沿控制線部署的巴基斯坦軍隊新補給線，這也是迴應印度廢除克什米爾自治權的戰略部署，可能再度引發印度人的民族主義情緒。
此外，拜登和哈里斯曾表示，克什米爾地區是"獨立的"，該地區的人民主權必須得到尊重，美國朝野一直有激烈討論，把克什米爾局勢稱為”人道主義危機”，到質疑莫迪政府大量拘留未成年人和克什米爾政治領導人，而隨著拜登的核心團隊相繼任命了兩名克什米爾出生的官員，很多人相信，本屆美國政府可能在在克什米爾議題“修理”莫迪政府。
當然，如何理解印度的民族主義，印度僑民是怎樣看待自己的角色定位？需要通過歷史來探究。
沒想到，尼赫魯大學的一位教授鄙視地回答說，“海外印度僑民除了給我們帶來傷害，沒有什麼好事，就是讓我們自相殘殺。”面對這樣的回答，我發愣了半天，摸不著頭緒。
泰姬陵相距一公里外，就是很大的貧民窟
後來，我們記者一行參觀了泰姬陵附近的一個貧民窟，透過NGO講解，得知有些家庭三代沒有上學，自然都不識字，而很多穆斯林家庭抗拒常規的疫苗接種，原因就是相信某種傳聞，就說美國人會勾結外族人，在疫苗動手腳，破壞他們的基因，傷害他們種族繁衍……雖然我對印度保持好奇心，但如何才能恰當解讀“神奇的印度（incredible India）”？對此我一直保持敬畏之心。
多年過去了，人口很快就要趕超中國的印度，成了各路風投眼中的香餑餑。2019年，因《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出臺引發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為印度2億穆斯林人口，以及莫迪領導下的印度發展前景，注入新的陰影。
而對於看重“下一個中國”市場機會的國際投資者來說，印度族群矛盾引發的社會動盪，尤其印度極端民族主義組織——印度國民志願服務團（RSS）上街遊行展示民粹力量，或許會促使他們對於印度市場的風險再次謹慎評估。需要特別指出一點，當年殺害甘地的兇手就是前國民志願服務團成員，該組織後來成為了一個武裝團體，而印度人民黨的意識形態源泉就源於國民志願服務團，總理莫迪仍然是其成員之一。
印度國民志願服務團號召全員支援莫迪政策
01—莫迪藉助民族主義動員贏選戰
2019年印度大選的結果，標誌著莫迪政治權利的鞏固，印度人民黨的目標是用他們的“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的概念取代世俗的、民主的現代印度共和國。
2019年2月14日,在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普爾瓦馬(Pulwama)發生的恐怖襲擊以及隨後2月26日在巴基斯坦境內巴拉科特(Balakot)空襲行動，成功地被用來進行新的民族主義動員。RSS–BJP雙方聯合起來，成功地開展了一場以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為中心的運動。
2019年8月，莫迪決定廢除憲法第370條，結束查謨-克什米爾地區的特殊地位，終止原有的其部分自治權，包括擁有獨立的旗幟和憲法，以及除外交事務、國防和通訊以外的所有事務的獨立，同時逮捕地區領導人，以及三個月多里截斷了對外聯絡，包括網際網路與電話。
12月中旬，莫迪政府決定在東北部阿薩姆邦實施全國公民登記制度，以查明1971年孟加拉國內戰開始後抵達印度的任何居民。近200萬人由於這一新的登記而失去了公民身份; 其中120萬人被發現是印度教徒，這促使印度人民黨努力推動透過一項法律，為鄰國移民的公民身份提供一條快速通道——這項公民法修正案（CAA）適用於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國的印度教徒、基督教徒、錫克教徒、帕西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換言之，只要他們不是穆斯林。對於那些因為國家公民登記委員會(NRC)登記政策而失去公民身份的穆斯林，政府正在建造拘留中心來收容這些新的無國籍人士。(儘管印度人民黨堅持非法穆斯林移民將被驅逐出境，但孟加拉國不太可能接受他們。)
修正案透過的訊息一出，印度多個邦就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據《今日印度》訊息，阿薩姆邦有數萬示威者湧上街頭，並與警方發生衝突，是當地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阿薩姆分離運動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騷亂。其中大部分示威者是學生。印度人權活動人士曼德（Harsh Mander）說，這可能是印度史上最危險的一項法律，因為它等同於真正破壞了印度整個國家和憲法的基礎。曼德表示，印度憲法是以世俗倫理為基礎的，而非宗教。當宗教身份成為決定歸屬的首要條件，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錯誤。曼德自稱是錫克教徒，屆時他會註冊成為穆斯林，以表達對這個少數族群的支援。
雖然抗議行動規模數十年未見，會影響莫迪的支援率，可能會給印度即將進行的主要地區選舉帶來一些變數，然而，在新德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政治學退休教授 Sudha Pai 看來，“印度人民黨在制定自己的說辭和贏得選舉方面非常在行。因此，儘管人民黨看起來確實像是在掙扎，但現在就將其視為對其聲望的威脅還為時過早”。
在2019年的大選，莫迪成功地將人們的注意力從諸如發展、基礎設施、經濟衰退和45年來最高的失業率等問題上轉移，從而重新掀起了反對巴基斯坦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以更大的優勢重新掌權。
02—解決克什米爾問題為何迫在眉睫
印度教是塑造印度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概念之一。這一概念被廣泛地用來描述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各種表現形式。19世紀，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桑格 · 帕裡瓦爾率先開創了這一領域，在印度人與歐洲殖民者的對抗中，他們渴望為印度人建立一個國家認同。後來，v.d. 薩瓦卡的《印度教: 誰是印度教徒? 》 被認為是建立印度教身份的奠基文字。薩瓦爾卡認為，“印度教徒”包括三大支柱: 共同的民族、種族和專門以印度教徒權利為中心的文化。一個印度教徒應該與其他人有共同的血統，並且應該尊重印度教的文化和文明。印度應該是印度教徒的祖國和聖地。此外，那些信奉其他信仰的人只能在印度教徒容許的情況下生活在這個國家。
與此同時，印度教的社會想象導致了印度穆斯林少數民族的被排斥。保衛“印度民族”，防止伊斯蘭教的傳播成為印度民族主義組織的基本關切。例如，他們認為莫臥兒帝國的穆斯林在征服印度期間強迫無數印度人皈依宗教。此外，關於印度教創傷的社會記憶的建構，尤其是穆斯林統治者入侵和摧毀其他寺廟的事件。印度教的觀念反過來又把穆斯林塑造成印度的“外來者”和“入侵者”。因此，在印度民族主義話語中，穆斯林歷來被視為“威脅他人”，而 保護這個“印度教國家”不皈依伊斯蘭教一直是核心問題。它試圖阻止一個由非印度教徒，特別是穆斯林組成的國家，而是建立一個純粹的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
印度人民黨經常打著印度民族主義的旗號，鼓勵針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和仇恨犯罪。這種情緒被用來描繪克什米爾危機是對印度領土完整的威脅。在社交網站上，穆斯林被負面地描繪成性掠奪者，以及屠宰牛的人(印度教徒認為牛是神聖的)。此外，莫迪總理從未公開譴責針對穆斯林的仇恨攻擊，儘管從2015年到2018年，印度12個邦共有36名穆斯林被謀殺。所有這些事件導致反穆斯林偏見在社會上普遍合法化。這種反穆斯林情緒為印度人民黨提供了一個基礎，使民眾情緒轉向對穆斯林少數民族的集中憤恨。
此外，仇視伊斯蘭教的全球現象進一步加劇了反穆斯林情緒在印度社群的蔓延。這種仇視伊斯蘭教的情緒，幫助印度人民黨政府贏得了印度民眾的支援。2019年，印度人民黨利用印度反穆斯林情緒的上升和“印度教”的推廣，在下議院贏得了絕對多數席位。隨著印度人民黨再次掌權，伊斯蘭恐懼症為莫迪將克什米爾爭取自決組織與恐怖主義聯絡起來創造了機會。印度人民黨不僅可以加速其極端民族主義政策，而且將克什米爾爭取自由的鬥爭比作“伊斯蘭恐怖主義” ，使其非法化。
克什米爾地區對印度人民黨及其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的重要性不容忽視。根據印度教徒的願景，克什米爾是印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認為歷史上的印度河流域或河流文明是印度教的一部分，然而該中心被認為位於巴基斯坦的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和哈拉帕。同時在克什米爾，印度教潘迪特(Pandit，屬於婆羅門)種姓人群聲稱，他們擁有穆斯林到來之前的生活歷史，以及曾經享有獨立自治的權利。在這種印度教意識形態高漲的背景下，迫使克什米爾納入印度的“印度教統治”成為必要。因此，憲法第370條象徵著克什米爾”不完全”融入印度其他地區。
與此同時，克什米爾問題成為印度民族主義組織和巴基斯坦國家認同的角力場。與印度教不同，巴基斯坦認為自己是印度穆斯林的家園，是一個現代的伊斯蘭國家。鑑於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這種身份衝突，克什米爾問題被視為對印度民族凝聚力的關鍵考驗。
換句話說，印度擔心克什米爾的分離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引發嚴重的地區、政治和宗教分離主義趨勢，破壞印度的基礎和完整。由於克什米爾的重要性，印度將盡一切可能保住這塊領土。因此，印度人民黨沒有繼續給予克什米爾特殊地位，而是決定撤銷憲法370條，剝奪克什米爾的相對自治權。
03—海外印度教徒也為莫迪的民粹主義喝彩
儘管印度民族主義在印度社會中根深蒂固，但它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成為一股政治力量，當時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能夠動員超過30萬印度教徒從事宗教活動，就像1992年在印度北部阿約提亞(Ayodhya)寺廟之爭所做的那樣，當時巴布裡（Babri） 清真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虛構的印度教寺廟。
與此同時，印度在經歷了1991年5月的經濟危機之後，正在慢慢走向市場經濟，當時政府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援助，這提供了一個使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走向自由化的契機。經濟的自由化並非沒有社會代價，由於爭奪資源和權力的鬥爭，許多地區經歷了更加沙文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更加強化的種姓政治。新興的中產階級也清楚地看到了中產階級和受壓迫者之間的巨大分裂，中產階級在傾向於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及新出現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不安全感與維持宗教信仰之間左右為難。然而，正是在莫迪和印度人民黨的領導下，這些不安全感，越來越多地被引向一個想象中的歷史敘述，嗅出對印度教民族和宗教構成威脅的虛構物件。
在美國的印度教移民，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對特朗普的支援中，把印度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採訪中，大多數印度特朗普選民認為，這是他們對印度的愛國責任。正如一位印度裔美國醫生所解釋的那樣，印度和美國面臨著來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的同樣的恐怖主義威脅，而且‘特朗普將直面恐怖分子’(George，2016)。 印度教特朗普的選民不但被恐怖主義的敘述吸引了，而且其反對印度的非法孟加拉國移民，此種言論與美國右翼民粹主義者關於非法墨西哥移民的言論如出一轍，他們聲稱這些移民對經濟和美國的身份構成了威脅。
因此，對印度安全邊界的關注，與印度教關於宗教復興的敘述產生了共鳴——那就是來自穆斯林為主體的激進移民侵犯了印度教身體。與此同時，莫迪的“印度製造”方法(鼓勵外國直接投資，消除稅收規定和官僚繁文縟節，創造更多有利於商業發展的部門)也接近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號召，莫迪自稱的卑微出身ーー是一個茶水工人的兒子ーー似乎在向海外的普通印度教徒說明，他們是異性戀、誠實和反體制。
英國學者安德森(2015)提出了新印度教的兩個“類別” : “硬”——不含糊地與印度民族主義聯絡在一起; 和“軟”——往往更隱蔽，更傾向於避免與印度教明確聯絡。在強硬的新印度教標籤下，我們可以把印度教的 Yuva Vahini，印度教的 Janjagruti Samiti，印度之聲，印度教覺醒論壇，Shri Ram Sena，以及其他各種激進組織如國民志願者服務團（RSS）歸為一類。這些組織大力宣揚印度教沙文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軟性新印度教類別本質上更模糊，可能包括印度基金會智囊團，以及各種國際組織，如英國印度教論壇、印度教寺廟全國理事會(英國)和美國吠陀基金會。軟性新印度教團體，經常出現在散居國外的印度裔人群中，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他們經常似乎是”印度教社群”的主流代表，但出於外交和務實的原因，他們避免與印度教網路公開聯絡，而且表面上更具包容性。
但新印度教並不完全是一種歸類的模式或框架，也不是一種型別學或分類學。這種意識形態顯然超越了體制; 它在媒體和教育領域以難以分割的方式擴散開來; 在國內和公共領域，宣揚印度教引起的仇視伊斯蘭教現象司空見慣，而在過去，這種現象是異常的，這使具有世界主義思想和世俗觀念的印度人感到驚愕。
正是在這種宗教話語的邏輯中，對聖牛和印度教婦女的保護成為一個“純粹的”印度教民族國家的象徵，而不是對立於幻想的另一方——穆斯林。與此同時，在印度，穆斯林婦女作為人口炸彈的性別化敘述越來越多，並被稱為比‘穆斯林恐怖分子’更大的威脅。故事的焦點不僅在於生育過度的穆斯林女性和超性感的穆斯林男性，還在於穆斯林社群誘惑、吸引和綁架年輕的印度教女孩嫁給穆斯林的計劃。一些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認為，最終結果是印度教徒在自己的國家成為少數民族。
在這裡，莫迪與許多其他民粹主義領導人一樣，有能力將本土主義和宗教話語的敘述結合起來。他與其他民粹主義者分享這樣的知識: 情感、影象和符號，而不是理性的論證或精確的歷史，可以透過提供給他的追隨者所說的“一個讓印度再次偉大的幻想”來激勵個人。
然而，莫迪與其他地方的民粹主義領導人有著更多的相似之處。莫迪對新聞界的厭惡，他透過推特和Mann Ki Baat節目與大眾直接溝通(字面意思是“心靈對話” ，這是一個由莫迪主持的印度廣播節目) ，以及他對諸如印度民族主義北方邦首席部長等領導人的偏愛，這些都符合文化導向的極右民粹主義。
在莫迪的領導下，現代化、發展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結合在一起，呼籲民粹主義的文化政治，將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選民的關切結合起來。然而，正如印度阿育王大學教授Mehta 在談到2017年印度古吉拉特邦選舉時指出的那樣，“他的權力越大，他的演講就越流露出不安全感”。
即使在印度人民重新掌握了權力之後，莫迪仍然需要不斷強調個人和國家的受害感，他需要不斷強調對少數民族的刻板印象，這種需要隨著他任職時間的增加而不是減少。可以說，“偏執狂正在取代自信”。
04—圍繞“何謂印度”的三種力量鬥爭
無論從語言、宗教、種族、文化任一方面看，印度的多樣性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複雜得多。根據官方記錄，印度至少有1618種語言; 6400個種姓; 6個主要宗教，其中4個起源於這些土地; 以及6個人類學界定的族群。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在政治上被當作一個國家來管理。這種多樣性的一個衡量標準是，印度慶祝29個主要的宗教文化節日，而且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國家中，宗教節日數量最多的國家。
那些認為是英國人統一了印度這個多樣性大國的人，不應該忽略這樣一個事實，正是英國人策劃了印巴次大陸的分裂，導致了超過一百萬人的死亡和一個巨大秩序的公共輪迴。英國的殖民主義有著不光彩的歷史---- 遺留下來的遺產在他們殖民的國家的分治中繼續潰爛---- 巴勒斯坦，塞普勒斯，除了中東印度次大陸以外的非洲國家。正是泛印度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將這種多樣性團結起來，並將660多個封建王國納入現代印度，形成了泛印度意識。
可以肯定說，“印度理念”這個概念的出現，是印度人民爭取自由鬥爭的產物。它起源於20世紀20年代印度爭取自由鬥爭過程中出現的三種觀點之間的持續鬥爭，這三種觀點圍繞印度獨立性的內容展開。佔據主流地位的國大黨明確主張，獨立的印度應該是一個世俗的民主共和國。左派雖然同意這一目標，但進一步設想必須擴大國家的政治自由，以實現每個人的社會經濟自由，這隻有在社會主義下才可能實現。
與這兩者對立的是第三種觀點，認為獨立的印度的性質應該由其人民的宗教信仰決定。這一願景有兩種表述: 一種是穆斯林聯盟倡導的“穆斯林民族國家” ，另一種是國民志願服務團倡導的“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前者在英國殖民統治者的策劃、協助和教唆下，成功地實現了不幸的國家分裂，誕生了巴基斯坦國家，其後果就是加劇緊張局勢。而國民志願服務團在印度獨立時未能實現其“印度教國家”的目標，繼續努力將現代印度轉變為極端不容忍的法西斯主義的”印度教分支”。聖雄甘地被暗殺，反映了人們對印度自由運動拒絕接受人民陣線的願景和政治計劃感到失望。
顯然，當代印度的意識形態鬥爭和政治衝突是這三種願景鬥爭的延續。毋庸贅言，這場戰鬥的輪廓將決定實現“何謂印度理念”的程序的方向和內容。在印巴分治和可怕的社會災難之後，世俗主義成為實現印度理念不可分割的因素。 然而，不幸的是，在實踐中，這只是在實現宗教與政治分離的世俗主義目標方面走了一半。
如何才能吸引被剝削的大多數印度農村人口; 吸引社會上受壓迫的人口，特別是那些繼續遭受基於種姓的令人厭惡的壓迫和暴行的人口; 吸引眾多的語言民族; 吸引多宗教的印度人口，尤其是吸引所有印度人走上經濟和社會正義的包容性道路，構成包容性”印度理念”的核心，這些仍然是一個未完成，但更為迫切的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