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六樓後座 審丨瑾涵

近日，英國政府對外宣佈，英國境內所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其傳播力和致死率都比舊病毒有所提升，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變種病毒會讓疫苗失效。

截至當地時間1月26日，英國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已超十萬，成為全球新冠疫情最嚴峻的國家之一。同時，英國目前有約3.8萬名確診病患住院，比第一波疫情高出78%，為此，英國醫療系統承受著巨大壓力。而提出“群體免疫”這一抗疫政策的英國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蘭斯對此表示，這些資料“仍不夠有力”。儘管新冠肺炎在英國造成的死傷慘重，但仍不能完全認定“群體免疫”已經失敗。

那麼“群體免疫”在英國是否還有成功的可能？這還要從“群體免疫”對新冠病毒的適用度以及目前抗疫政治化的趨勢來具體分析。

“群體免疫”與新冠病毒

首先，需要重提一下“群體免疫”的概念。“群體免疫”顧名思義就是用“人牆”構建起的抗疫防線。傳染病的傳播需要一定基數的人口，如果一群人中的多數人都擁有抗體，就相當於建立起一道屏障，這種傳染病的傳播便就此終結。而獲得抗體的途徑無非兩種：一是打疫苗，二是等感染病毒後機體自發建立免疫。無疑，英國“群體免疫”的實現方式則是後者。

當初英國政府作出如此決定，一是考慮到新冠病毒是新型病毒，沒有相應的特效藥，研發疫苗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由於新冠病毒潛伏期長、初級症狀不明顯等特點，加之初期病毒檢測技術尚不完善，倘若進行大面積的境內外封鎖，可能會導致潛伏病例在解封后大爆發的情況，病毒無法得到真正遏制。而且封鎖禁令帶來的經濟停滯會帶來雙重損失。二是英國政府是典型的“小政府”，推行全民“群體免疫”的政策，相較於封鎖禁令，阻力自然小很多。

但提倡“群體免疫”的英國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自己都說，需要60%的英國人感染新冠病毒，“群體免疫”才能實現。這60%便是免疫閾值。按6648萬的英國人口來計算，需要4000萬左右的英國人感染，才能達到“群體免疫”的可能。如死亡率為1%，則會造成40萬人的死亡，這是非常慘痛的代價。現在在變異病毒的肆虐下，英國疫情的死亡率已經達到了1.4%左右。

新冠病毒對人體極大的破壞力讓每一例感染都變得異常殘忍。何況病毒在傳播過程中會不斷地變異，傳染力和毒性會提高。這使“群體免疫”成為成本巨大而不切實際的抗疫政策。

抗疫政治化的嚴重後果

抗疫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關乎全人類的前途命運。面對疫情的挑戰，全世界都必須努力消除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隔閡，儘可能地放下怨恨與偏見，攜手共同應對，才有可能徹底戰勝病毒。

任何國家把屬於全人類的抗疫事業單方面政治化，把不同的抗疫政策作為進行意識形態博弈的槓桿，都是罪惡而愚蠢的。如一些國家把戴口罩這一基本的防疫政策上綱上線，使之成為政治立場表態的手段，不僅嚴重損害了其國內民眾的生命安全，也給全球防疫帶來了巨大壓力。倘若這些國家還要標榜“尊重人權”，勢必遭到歷史的審判與清算。

英國也曾作出把中國的抗疫政策上綱上線的行為，與美國一同攻擊中國嚴格的防控措施“侵犯人權”。然而，如今中國生產生活的有序恢復，在全球疫情流行的情況下中國成為唯一保持正增長經濟體的事實，足以讓其國內疫情都未能控制好的英國羞愧難當，也讓那些試圖詆譭中國的其他西方國家的醜惡嘴臉無處遁形。

當下英國應儘快克服可能存在的極端政治勢力的干擾，營造尊重科學的社會氛圍。做到上述幾點之後，再去從大局出發評估“群體免疫”政策給英國乃至全世界帶來的各方面影響，總結吸取這些對全人類來說都是寶貴的抗疫經驗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