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發生是因為美英法等國不斷提出的修改貿易通商條約難以得到實現，英國人便借“亞羅”號事件挑起了戰端，但是，要對中國發動戰爭，英國首相巴麥尊知道，必須贏得國內的支援。
當時，英國國內反對對中國動武的力量還是很強大的。首相巴麥尊為此請來了議會檢察長理查·柏塞爾，希望他陳述有利於對華戰爭的意見。因為，當時針對亞羅號事件，英國國內許多反對派對政府利用這一事件挑起的戰端非常不滿，聲稱英國政府違反了國際準則。這樣的論斷，巴麥尊很想請英國法律權威理查·柏塞爾來支援他的觀點。
本文根據《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寫
但是，在議會的辯論中，理查·柏塞爾卻作了與巴麥尊的願望想反的陳述，他對過分狂熱的駐華官員的舉動表示反感，認為他們正把英國置於極其嚴重的困難之中，這樣的說法，讓巴麥尊很尷尬。
他為自己的觀點極力地辯解。他說：“我相信，總的來說，軟弱和猶疑是政治家所能犯的最壞的錯誤。”顯然，巴麥尊這是在為理查·柏塞爾的言論發起攻擊了，他在指責了理查·柏塞爾軟弱之後，把話題引向為什麼要對中國發動戰爭上面。
巴麥尊說，大不列顛帝國的國民，在遙遠的中國遭受到了種種的侮辱、強迫和虐待，對於這樣的事情，是不能置若罔聞的。巴麥尊說到這裡時，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歡呼聲。他繼續說，“中國根據修約所享有的各種權利，已被人破壞，因此，我們有責任維護我們的利益，有權利對付這些暴力行動，而且必須採取一切辦法，毅然決然來對付這些行動。”[1]
當然，巴麥尊的這番慷慨陳詞，就是要為發動侵華戰爭尋找藉口。因為他要發動戰爭，議會裡的反對黨總會發表不同的看法。這就是英國政黨的特色。執政黨在臺上不管幹什麼，反對黨總會發表不同的意見。
對於“亞羅”號事件以及巴麥尊提議要對中國擴大戰爭的提議，在1857年2月的議會上爭論得十分激烈。2月24日，英國保守派、輝格黨的主要領導人德比伯爵在議會上院提議，他表示對在中國的英國官員的全部行動表示不滿。他說：“本院深為遺憾的獲悉，在廣州的女王陛下的臣民同中國當局的友好關係破裂了，其原因是女王陛下的首席商務監督採取步驟，據說，是為了違反虎門條約而索取賠償”。[2]
德比伯爵說出這番話的時候，他把矛頭指向了在中國出任公使的包令，說，我不想對包令博士說不尊敬的話。他的確很有才學；但在進廣州城這個問題上，他犯了一個錯誤。可能包令博士也是為了帝國的利益，認為只要進了廣州城得到正式的接待，就是維護了英國的尊嚴。他認為與進城這件事相比，“任何犧牲不為大，任何通商中斷都不足惜，任何流血都不足悔。”[3]
德比原先是輝格黨人，後來變身成為托利黨人，且成了託利黨的黨魁，成為了英國首相最強力的競爭對手。他的這番陳詞，實際上是反對巴麥尊的。德比的發言，把駐華公使包令噁心了一個夠，這讓首相巴麥尊、外交大臣克拉蘭敦都感到不快，因為包令是巴麥尊和克拉蘭敦推薦出任駐華公使的。
德比的發言之後，外交大臣克拉蘭敦也站起來作了發言，當然他不能直接反駁德比的觀點，但也不好意思全然支援包令。他說：我不相信包令的行動沒有問題，但是目前情形下，除了支援包令，沒有別的辦法。
克拉蘭敦不想也不願意與德比伯爵進行直接的辯論，他的發言到最後，他編造了一個並不存在的故事來煽動人心，說：一個可憐的法國教士，經過三天拷打後被吊死，他的心被劊子手吃了，這樣的事情可能再出現。它會提醒你們應該警醒起來。
英國大法官克蘭譁茨的發言更加荒謬，他說，懸掛英國國旗的船隻進入中國不管是合法或非法，中國人都不應該過問，他們也無權登上一艘英國船檢查。克蘭譁茨的發言言外之意，包令做得還遠遠不夠，正是這種卑鄙的心態，使得他們為侵略暴行張目，而在議會正在進行辯論的此刻，包令正在香港進行他更為卑鄙的行徑。
此刻，包令一面讓自己的手下編輯了中文版本的《丙辰粵事公牘要略》到處散發，把“亞羅”號事件的責任完全加在葉名琛頭上，並以此迫使清政府就範，答應英國人的修約條件。一面又極力拉攏美、法兩國公使，希望搞一個聯合的軍事同盟。他認為這樣有助於在中國獲取更多的利益。1857年4月1日，包令來到澳門，祕密拜訪美法兩國公使，和盤丟擲了他的建議，建議中說：“三個條約國家的全權公使，約定相互給予實際的支援和幫助，以期實現各自向中國當局提出的要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條約國家的海軍必須實行合作以征服廣州城。”[4]
包令積極地預謀與英、法兩國聯結軍事同盟之時，他不知道國內正在為“亞羅”號事件挑起的戰爭進行著激烈的辯論，更不知道，許多反對派把矛頭指向了他。
在眾議院裡，人們很希望巴麥尊把發動侵華戰爭的理由和辯護詞發表出來，以便更多的人做出判斷。但是，巴麥尊卻始終沒有讓人們的願望得以實現。這是大家對一場戰爭的發動不敢輕率的投下支援票。而讀過包令的檔案的人，更是公開地對戰爭的發動持反對態度。
包令的什麼檔案呢？原來在“亞羅”號事件發生後，包令向巴麥尊的彙報報告中，不僅闡述了事件的真相，更指出發動一場戰爭，使中國完全屈服的必要手段。
法國畫報展示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時，葉名琛與廣州官員討論形勢
因此，讀過包令這個檔案的人對發動戰爭大為反感。一個叫賴雅德的議員在議會上公開反對：“它們包含的這些事情，如果不是記錄在卷，無人會認為任何有生氣的人會寫下這些東西。由於約翰·包令爵士的非法措施……他們已毀了一座大城市，停止了一宗大買賣，殺了成千上萬的無辜人民，並且把新增的捐稅負擔不僅加在中國人民頭上，也加在受難的印度人民頭上，而從後者榨取稅款，實際是使用酷刑的。他和他的朋友們，作為下院獨立的議員，能同意這樣一場戰爭嗎？”[5]
答案當然是不能，當時，聽到賴雅德這番話的議員們紛紛表示要抵制首相發動這場非正義的戰爭。但是面對眾議院的反對之聲，巴麥尊竟然憤怒地解散了下院。迫使對華發動戰爭的提案獲得通過，但是為了緩解反對派指責的壓力，他不得不讓包令做了政黨之爭的“犧牲品”。他又任命了新的駐華公使，包令被取代。巴麥尊任命的是一位侵略老手，曾任牙買加總督和加拿大總督的額爾金伯爵。
被巴麥尊任命為新任駐華公使的額爾金到中國之前，英國外務大臣克拉蘭敦也對他進行了談話，向他發出了指令。克拉蘭敦給額爾金的指令主要有兩項：就是要求中國人對戰爭的賠償和條約予以完全執行。至於修約問題，則應以談判取得而不是絕對的要求。
克拉蘭敦還說，如果清政府不答應英國的要求，額爾金有權使用武力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他與中國代表談判解決一切爭執問題，也可採用海陸軍事行動。克拉蘭敦這個表態等於把對中國動武的主動權交到了額爾金的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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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馬克思：《馬克思論中國》，第62頁，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
[2]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第7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
[3]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第4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
[4]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第69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
[5]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第7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
[6]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第8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