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役上將布萊爾在參加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聽證會時提出，中國在地區的軍力發展和動向可能導致“東亞北約”的出現，暗示美國可以聯合東亞地區國家形成類似北約的軍事同盟。“東亞北約”或者“亞洲版北約”的說法並不新鮮，美國學界人士亦早有提及，但由美國軍方前要員在聽證會上明確提出並不多見，反應出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發展的焦躁不安。

特朗普執政後，美國部分人士對國際形勢和對華判斷日趨負面，認為“大國競爭”已取代和平與發展成為時局主流，中國與俄羅斯則成為美國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對世界形勢和中國定位的“再認知”促使美國對華政策進入“再校準”階段，其策略也從“全政府”、“全社會”逐步向“全世界”升級，企圖發動全部盟友和夥伴力量，建立阻遏中國發展的國際聯盟。“東亞北約”無非是這一努力的一部分，但在當前國際形勢和地區背景下，美國企圖重演冷戰時期的“集團式”或“陣營式”對抗，最終只會與盟友需求背道而馳，落得呼者切切、應者寥寥的尷尬局面。

第一，當前的國際格局不是冷戰期間的兩極格局。北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國際體系因素使然，是美國與蘇聯兩極對峙的結果。美蘇在戰後數年走上對抗道路，面對蘇聯的可能威脅，實力較弱的歐洲在兩極格局下並無選擇，必須以軍事同盟的方式與美國聯合以確保自身安全。兩極格局的穩定性也確保了美歐齟齬不斷，但北約依然沒有解體。然而，當前的國際格局與冷戰截然不同，世界多極化是大勢所趨，冷戰結束後世界正從單極霸權日益走向多極化，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大大推動了這一程序。在這一體系下，東亞國家有更為多樣的對外交往選擇和空間，沒必要也不可能加入某一個“冷戰式”陣營。

第二，當前的東亞不是戰後的歐洲。由於遭受兩次世界大戰的摧殘，戰後歐洲百廢待興，在經濟和安全上依賴美國援助與支援。美歐同盟從一開始就帶有“美主歐從”的性質，冷戰兩個平行市場的出現也讓絕對依賴美國的歐洲並不會因為冷戰而損失與蘇聯經濟交往的紅利。然而，現在的日本、南韓等東亞國家卻要面臨“大國競爭”對手與經濟交往夥伴是同一物件的同盟困境。如果美國要求日韓配合其“大國競爭”戰略，以更為緊密的軍事同盟方式對抗中國，那麼兩國與中國的經濟交往必然會受到影響，而這絕非兩國所樂見。

第三，當前的美國不是戰後崇尚自由主義的美國。二戰結束後，儘管美國也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但總體上仍高舉國際主義旗幟，希望通過與歐洲的聯合打造符合西方利益的戰後國際秩序。如在經濟上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推動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推崇投資和貿易便利化，將全球化視為圭臬；在政治上強調人權、民主、法治等理念；在機制上建立了以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多邊體制。這些戰略共識都確保了北約乃至整個美歐同盟的總體穩固。然而，當前的美國以“美國優先”為引領，最大化自私逐利的成果，以貿易戰逼迫盟友經濟讓利，以撤走安全保障威脅北約和亞洲盟友分擔軍費，這些都讓東亞盟友難以在道義上將美國視為同盟領袖。

從國際格局、地區形勢、美國政策等各方面看，美國對盟友主導能力的下降都是顯而易見的，美盟關係正經歷深刻變革。北約峰會各國不願跟隨美國將中國列為最大威脅、慕尼黑安全會議歐洲方面提出“西方缺失”都為傲慢的美國敲響了警鐘。既然伴隨著美歐同盟70年的北約都已迷失方向，“東亞北約”就更是天方夜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