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百位外國領導人打過交道，拜登在外交上很自信：“沒失敗過”

1月20日，拜登在凜冽的寒風中宣誓就職，正式出任美國第46任總統。拜登在發表就職演說中就宣告美國民主事業的劫後重生，聲稱將再次與世界接觸，用榜樣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樣來領導世界。這場演講頗具有拜登風格，坦誠自信、堅定而有同理心。

過去四年，特朗普用單邊主義和霸凌主義開路，令兄弟鬩牆、孤立無援，美國信譽掃地。拜登誓要撥亂反正，用其畢生外交技藝，與友重修舊好，對敵暗度陳倉，讓美國再度領導世界。

“嗨，喬”

1972年，29歲的拜登當選為特拉華州聯邦參議員，自此在參議院一待就是36年，曾任司法委員會和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2008年，拜登作為奧巴馬的競選搭檔入主白宮，幹滿了兩屆副總統任期。在任四十餘年，拜登熱衷外交事務，遍訪全球各個角落，與超過150位外國領導人會面，建立了十分龐大的人脈關係網路，大約是最具有國際知名度的美國政客之一。

此次大選期間，拜登對支持者津津樂道，“我與目前世界上所有重要領導人都打過交道，他們都認識我，我也認識他們。”拜登幕僚、可能被提名為美國駐北約大使的朱利安娜·史密斯戲謔，“你可以把他送到哈薩克或者巴林，這沒關係，他會找到30年前結識但現已主管一方事務的普通人。”

拜登擅長從對外交往中積累實踐經驗，能敏銳捕捉國際動態和了解各國情況，並投其所好地結交他國政治領袖，因此在奧巴馬時期成為最受國際好評的美國副總統之一。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喬治·米切爾形象地描述稱，當他向外國領導人一一介紹同僚時，他說“這是史密斯參議員，這是瓊斯參議員。當我看向喬的時候，外國領導人會向看下拜登：‘嗨，喬。’”

從政近半個世紀，拜登這一生太多跌宕起伏的故事，有多少支持者，就有多少反對者。有人稱讚他是風趣幽默、坦誠率性、有親和力的政治家，也有人批評他是見風使舵、油嘴滑舌、名不副實的政客。不管被貼上什麼樣的標籤，拜登的歷史地位將留待後人評價，而現在，是屬於他的“高光時刻”。

“感情攻勢”

從外交政策理念和主張上看，拜登是典型的民主黨建制派，崇尚多邊主義，注重藉助盟友體系維護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但他並非自由國際主義原則教條式的擁護者，而更傾向於靈活利用各種可行的手段實現外交目標。

與藤校出身、相對高冷的奧巴馬不同，拜登注重做人的工作，認為一切政治都是個人的。從根本上說，政治有賴於信任，而建立信任需要牢靠的私人關係，外交政策實際上是私人關係的邏輯延續。拜登指出，“在實施外交政策時，你必須弄清楚對方（領導人）的頻寬是多大……你必須弄清楚什麼是現實可行的。這樣你就可以對他們可能會做什麼，或你可能會讓他們同意不做什麼做出更明智的判斷。”這被稱為“人格現實主義”（Personality Realism）。

在去年出版的自傳《應許之地》（A Promised Land）中，奧巴馬稱讚拜登是一位熱心、沒架子且樂於與人分享想法的人，總是一個接一個地與人握手、擁抱、親吻、擊掌、說讚美的話和開玩笑。透過這種務實、善解人意的交往風格，拜登迅速與各國領袖建立私交。有時，拜登會直接跳過白宮接線員給他國領導人打電話，讓他們措手不及。而通話往往從對方的生活開始，談論家庭、晚輩、食物、天氣等對方可能關心的私人話題，為之後提出政治訴求進行充足的氛圍鋪墊。例如，拜登誇耀稱，他自己知道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前主席馬蘇德·巴爾扎尼每一個孫輩的名字，因此比其他人更能讓巴爾扎尼做一些不願做的事情。這裡所使用的手段大概不是特朗普式的威逼脅迫，而更像是基於對方私人生活的“感情攻勢”。

對拜登而言，無論對方是誰，搞好關係總沒錯，他深信自己有能力透過私人交往實現國家目標。正因豐富的人脈資源和高超的溝通技巧，拜登被多次委以重任，赴歐洲斡旋協調在烏克蘭問題上對俄羅斯的統一立場，赴利比亞與卡扎菲談判爭取釋放政治犯，平均每月去兩次伊拉克監督當地的民主化程序。

2011年，拜登訪問土耳其，當時正在手術康復中的埃爾多安特地將其接到私人住所，就敘利亞和伊朗問題談了兩個小時。事後，拜登稱“我不想讓人覺得我在誇大自己的重要性或是與他的關係，但我們聽取了對方的意見。他是在真誠地聽我說，並不是在挑戰我的觀點。”

再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與奧巴馬關係冷淡，但與拜登關係甚密。儘管當時美以關係出現齟齬，但拜登始終與內塔尼亞胡保持緊密聯絡，成為奧巴馬對以政策較為倚賴的幫手。內塔尼亞胡的辦公室曾擺放著一張照片，上面寫著拜登對他說的話，“比比（內塔尼亞胡的暱稱），你說的任何屁話我都不認同，但我愛你。”正出於對拜登的信任，內塔尼亞胡向其求助修復以色列與土耳其的關係，拜登的介入最終促成兩國簽署關係正常化的協議。

“直言不諱”

曾與拜登共事的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在回憶錄中評價拜登是“一個正直的人”，但“過去40年裡，他在幾乎所有重大外交和國家安全問題上均判斷失誤”。批評者認為拜登沒有標誌性的外交政策，但其對此自信迴應“想不出在哪失敗過”。

這種極具個人化的外交風格，顯然為拜登帶來很多利好，但言多必失、物極必反，拜登也常常惹上其不自知的麻煩。拜登經常對外講述其如何硬懟他國領導人的故事。在與塞爾維亞時任總統米洛舍維奇的會談中，拜登怒斥後者為戰爭罪犯；在2011年3月與普京的會晤中，拜登將手搭在其肩膀上，並直言“總理先生，我望向你的眼睛，我認為你沒有靈魂”；在與阿富汗時任總統卡爾扎伊共進晚餐時，因同對方就腐敗問題展開激烈交鋒而中途退席。

這種“直言不諱”顯然無助於美國與物件國關係的發展，只是淪為拜登賣弄話語、譁眾取寵的工具，而這差點讓其付出政治代價。拜登曾四處自我吹噓，在2016年與烏克蘭時任總統佩特羅·波羅申科的會晤中，敦促後者解僱一位總檢察長，否則烏克蘭將得不到美國的10億美元援助貸款。拜登回憶說，“佩特羅，你拿不到你的10億美元了，沒關係，你們可以保留總檢察長。（但）你要明白，我們不會付錢的。”波羅申科最終照做。拜登將此事打造為其透過外交手段施壓成功的案例，但不曾想多年後其與波羅申科的錄音被爆出，特朗普方面極力炒作拜登此舉是為袒護在烏克蘭天然氣公司任職的兒子亨特，拜登是否公器私用一度成為美國大選的焦點議題。

重圓的破鏡終究是破鏡

然而，時過境遷，這個世界已與四年前大不相同，拜登的慣用套路能否繼續奏效，其外交理念能否為他國所認可和接受，還需要時間去驗證。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四年的美國外交環境，絕對不會比四年前更友善，拜登需要克服的內外障礙也遠比想象大得多。

美國的盟友與夥伴們，並不希冀回到奧巴馬時代，更不懷念特朗普時代，但同樣也對拜登時代的前景不甚篤信。重圓的破鏡終究是破鏡，信任的修復不可能一蹴而就，深重的內部危機與反覆無常的外交政策，更令國際社會對拜登四年究竟能做到什麼打上一個問號。近來，默克爾與馬克龍均公開表示反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更強調歐洲的戰略自主，這是對美國領導力和國際信譽不信任的公開表現。拜登的外交朋友圈或許還在那兒，但盟友們對拜登治下的美國心理上已漸行漸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