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喀爾郊區，一個悶熱的午後，Binta和一群女人正在塞內加爾政府診所後面排著長隊。當她的名字被叫到的時候，Binta很快地衝進檢查室，接受了一系列性傳播感染(STIs)測試，並收到了一些免費避孕套。

在完成了所有檢查後，護士給她貼了個被稱作是“健康衛生通關卡”的身份標籤以用於之後警局的“合法性工作者”登記。

這位24歲的單親媽媽搭了1個半小時的計程車抵達診所，儘管這意味著她晚上的電腦課要遲到了。穿梭在達喀爾交通擁擠的大街小巷，她用手機給她4歲的兒子拍了許多照片。對於Binta來說，耗費這麼長時間來診所做檢查是值得的。“每名性工作者都應該謹慎對待自己的身體。”她表示。

去年秋天，她簽署了一份關於規範塞內加爾性工作產業的政府計劃。所有參與了該計劃的性工作者都必須在警方處做身份登記，每個月進行強制性健康檢查，如性傳播感染測試呈陰性，則會拿到一張有效身份卡以證明他們的健康狀況。如果有性工作者被檢查出感染了艾滋病，她們將會在被允許接客之前接受免費的抗逆轉錄病毒療法治療。（該療法又稱“雞尾酒”療法，可以使患者發病時間延後數年，對早期患者十分有效。所以存在接受了治療的HIV患者還能接客的情況。）

Binta不假思索地就加入了該計劃，並認為它將保護她遠離性傳播疾病和藥物濫用。

塞內加爾對性工作的合法化和監管機制有效控制了該國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因此，該項計劃受到了廣泛讚譽。目前，塞內加爾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僅為0.4%，明顯低於許多西非和中非鄰國；根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資料，非洲地區的平均艾滋病感染率為1.5%。而東部和南部非洲的感染率更是高達7.1%。

一些公共衛生專家認為，塞內加爾的性工作登記制度打開了政府與性工作者們關於性行為安全問題的交流視窗，為今後針對弱勢群體的艾滋病預防規劃奠定了基礎。

但，就政策實行效率而言，仍存在疑慮。塞內加爾依舊有許多沒有登記的性工作者。這實際上就導致了一個雙重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祕密”妓女們都被忽略了。

塞內加爾96%的人口擁有宗教信仰，性工作者在這個國家面臨著巨大的社會恥辱和歧視。NSWP表示，這使得性工作者很容易受到警察的歧視和剝削。此外，該制度只適用於21歲以上的女性，使得男性性工作者得不到支援(根據塞內加爾法律，同性戀是非法的)。

綜合以上因素，便是性工作者低登記率的原因——只有20%的塞內加爾性工作者和43%的達喀爾性工作者登記註冊過這種卡。

塞內加爾衛生部艾滋病毒司的專案協調員蓋伊稱:“目前，這個系統並不起作用。”因此，他也通過外展計劃為已註冊和未註冊的女性性工作者提供支援。

塞內加爾衛生部和民間社會團體希望改變這一狀況。性工作者仍然是艾滋病毒流行的主要“貢獻者”。他們的感染率為6.6%，比普通人群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高了16倍！

“問題出在這張實體身份卡！”

儘管《登記法》於1969年首次提出，但直到最近才有證據證明了它對性工作者的積極影響。《登記法》繼承自法國殖民時期的法律，在塞內加爾宣佈獨立後，該法律仍然適用。

去年，倫敦大學學院的發展經濟學家奧蕾莉亞·雷平與塞內加爾衛生部艾滋病和性病司司長謝赫·恩多爾教授合作發表了一份報告，報告揭示，登記制度對性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有著嚴重的影響。

雷平發現，雖然性傳播感染率下降了38%，但性工作者的幸福感竟也大幅下滑了。

“這項政策的確有效地降低了艾滋病毒感染率。問題出在這張卡上。政策本身沒毛病，但這張實體的卡卻讓某些妓女望而卻步。”

登記成為“性工作者”的女性被恐怖陰雲所籠罩。她們擔心她們的家庭成員有一天會發現她們的身份卡，又或者在登記資料庫上看到她們的名字。為了避免被發現，他們會特意去偏遠診所。

28歲的註冊性工作者Awa在診所接受CNN採訪時表示，她一直擔心自己11歲的兒子會找到她的身份證。

“在家的時候，我在床墊上打了個小洞，把卡片藏在裡面，因為我兒子已經懂事了，他知道這是什麼，”Awa止不住地擦眼淚，“一方面來說，性工作登記卡的確幫助了我，我從來沒有任何健康問題，當我需要藥物時，政府也會給我。但在生活中的更多方面，這張卡片根本沒有任何助益。”

在雷平的報告中，她建議可以用一個移動應用程式來代替這張卡來跟蹤預約，或者在每次就診時使用一個快速響應(QR)碼。她最近獲得了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的資助，與衛生部一起探索這些替代方案。

終生制的妓女烙印

在達喀爾波利克里克醫院辦公室喝阿塔亞茶時，恩多爾表示，換卡實現起來會很困難，他也承認，目前的系統的確問題多多。

“當你註冊時，性工作者的標籤就是你終身的烙印。”恩多爾稱，警察和醫療工作者可以很容易地進入性工作者的資料庫。

“這意味著，即使你不再做性工作者這個職業，你的曾孫也能在某個地方找到你的名字，這是個問題，需要改變。”

雷平在她的研究中發現，如果登記在案的性工作者錯過了每月的健康檢查預約，他們將面臨長達6個月的監禁，警察可以藉此機會濫用職權。

研究發現，登記在案的性工作者比未登記的妓女更容易遭受警察的暴力。

“一些婦女告訴我們，如果警察知道了她是一名性工作者，他們就會向她們要錢，或者如果她們拒絕給錢，警察就會告訴她的家人她是一名性工作者……這毫無疑問是一種勒索。”

不過根據雷平的調查發現，登記在案的性工作者也更願意向警方報告嫖客的暴力行為。

“如果登記在冊的性工作者與嫖客產生了矛盾，她們可以憑藉她們的身份卡向警方報警，並獲得公正對待，”Binta解釋說，沒有登記在冊的妓女則沒有法律追索權。

37歲的哈蒂嘉是一名沒有登記的性工作者，她住在達喀爾最貧困的地區。她表示她曾被強姦，如果她有身份卡，就能向警方報警了。

哈蒂嘉坐在臥室裡，身後靜音的電視上播放著新聞廣播，她回憶起被一名嫖客襲擊的那個晚上。那個男人在沒有避孕套的情況下強姦了她。

但是，她又表示，她寧願冒著沒有性工作者身份卡（包括被逮捕）的後果，也不願面對伴隨著這張小卡片接踵而至的種種恥辱。她曾兩次因在沒有身份卡的情況下賣淫而被關押。第二次，她在監獄裡呆了45天。現在她對選擇在哪裡會見嫖客更加小心謹慎了。

哈蒂嘉說:“當你沒有身份卡時，你會感到恥辱，但有了身份卡，會更恥辱。”和眾多當地女性一樣，她們都認為性工作身份卡就像把雙刃劍。

哈蒂嘉回憶起幾年前的一件事，當時她去附近的警察局解決與房東的糾紛，一名男子進來報告說，他被一名妓女搶劫了。她說，警方給他看了一本小冊子，裡面都是登記在案的性工作者的照片。

哈蒂嘉表示她沒法面對自己的工作隨時隨地被暴露的風險。

“我最關心的是我的家人。我不希望他們知道。其他的我什麼都不在乎。”哈蒂嘉和她年老的母親以及一個同樣是祕密從事性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

哈蒂嘉在達喀爾從事點對點教育，她與非營利組織Enda Santé合作，組織會議，分發免費避孕套，並與其他達喀爾的性工作者分享經驗。

組織的主任迪烏夫表示，哈蒂嘉在社群建立信任關係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她的存在使他們能夠接觸到許多未經登記的性工作者。他說，自從組織於15年前開始實施基層專案以來，塞內加爾性工作者中艾滋病毒的感染率已經從20%以上下降到了5-6%。迪烏夫將這一成功歸功於非營利移動診所。應許多性工作者需求，這種移動診所通常在晚上為她們提供服務。

迪烏夫稱：“與性工作者合作是塞內加爾能夠控制艾滋病毒風行的關鍵。但這不僅是公共衛生和技術方法的問題，更必須考慮到社會、宗教和社群對性工作者們的影響。”

無論是已登記女性還是未登記的女性，她們所面臨的現實往往都是一樣的：忙於工作、獨自照顧孩子、贍養年邁的父母、晚上出去會見嫖客，並試圖保證自己的安全。

週六晚上，在達喀爾夜生活區Almadies的許多海濱酒吧中擠滿了性工作者和她們的嫖客。有些女人拿著卡片，有些不拿。

當Binta週末去那裡工作時，她總是帶著她的身份卡，她把它藏在錢包的一個祕密夾層裡。

她說她不想讓這小小一張卡片來定義她是誰。

注：從事性工作被認為是一種恥辱。採訪的數位女性性工作者（如下所提及）都以匿名的方式呈現。

圖/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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