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蘇奎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3月13日的直播，特朗普13日宣佈美國進入緊急狀態，並表示將釋放500億美元救災資金，用於協助各州和市政當局控制疫情。美國總統還敦促各州立即建立緊急行動中心。

報道稱，美國金融和文化中心紐約，很好地體現了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已被新冠疫情“攻陷”的現狀。當局12日宣佈，超過500人的聚集活動被禁止，就此叫停了百老匯演出和眾多文化活動。曼哈頓主要旅遊地時報廣場13日下午變得出奇的安靜。

美國正在發生的一切，讓人不禁想起1918年的大流感。1918年的大流感起於當年1月，終於1920年6月。今年剛好是其結束100週年。

堪薩斯州位於美國中部，是美國的幾何中心。

堪薩斯大草原風景秀麗，但1918年的美國農民們卻恐怕難有興致欣賞冬日的草原。生活異常艱辛，農場每天需要用泔水餵豬，牛、羊、雞這些動物也都需要照料，每日辛勤勞作後，生活粗糙，居住逼仄，破舊的房子難以抵擋冬日夜裡的寒氣。

人們每日勞累、營養不良、寒冷受涼，在這樣的環境裡，感冒是稀鬆平常的事情。

邁納（Loring Miner）是哈斯凱爾郡(Haskell County)的執業醫生，細心的他在年初（1-2月的某一天，具體日期已經難以考證）接診了一例不同尋常的嚴重感冒病人，這位病人是個年輕農民。這位盡責的醫生迅速向州衛生部門和聯邦衛生部門報告了這個令他困惑的病例，儘管這並不是法定需要報告的病例。然而令人嘆息的是，那時候還沒有專門的疾控部門，各級衛生部門正忙於戰爭醫療服務，這位鄉村醫生的警告自然沒有任何人理會。

1917年4月2日，威爾遜總統到國會發表演講要求對德宣戰，他已將前一年讓他當選的競選口號——“他讓我們（美國）遠離戰爭”（He Kept Us Out of War ）拋諸腦後，很快就正式介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年開始，美國各地就開始了大規模徵兵，戰前美國常備軍只有區區13.3萬，那是萬萬不能滿足需求的。如同美國各地，無數堪薩斯大草原的年青農民們進入了堪薩斯州東部新建的芬斯頓（Camp Funston）軍營受訓，而這個軍營的訓練規模超過5萬人，病毒就這樣不為人知地潛入了美國軍隊。

1918年3月4日早晨，軍營廚師(Albert Gitchell )因為有感冒症狀到軍醫服務處求醫，當天中午107名士兵有了同樣症狀，而到了週末，感染的士兵數量更是增加到了522名，到了月底，感染住院的士兵達到了1100名，其中的20%伴有肺炎，輕症的更是高達數千人，死亡38人。

而這距離堪薩斯大草原的首例農民病例的時間可能還不到1個月。

不過令人奇怪的是，病毒消失就如同其到達那麼迅速，很快整個夏天就再也沒有新的病例報告，最糟糕的情況似乎已經過去了。然而，沒有人想到病毒只是在夏天暫時潛伏，它還在等待更有利的時機對人類進行最致命的出擊。

1917年6月2日，首批14000名美軍士兵登陸法國準備參戰，此後源源不斷的美國士兵抵達歐洲大陸，1918年夏天每個月送往歐洲的美國士兵達25萬人，整個戰爭期間參戰美軍士兵高達280萬，病毒在1918年春天也跟隨士兵跨越了浩瀚的大西洋抵達歐洲和全世界。

1918年春末，西班牙通訊社向倫敦路透社發出了一條並不引人注目的新聞通訊：一種奇怪的流感疾病在馬德里爆發，但症狀溫和，目前還沒有死亡病例報告。因為西班牙媒體最先報道了疫情，再加上西班牙沒有參戰使得媒體可以自由報道疫情，西班牙國王被感染更增加了新聞性，1918年這場世界大疫因此被誤稱為西班牙大流感，還有人幽默地稱之為西班牙女士(Spanish Lady)。

沒有任何人能想到，這恰恰是病毒開始大流行的標誌，1918年8月，在蟄伏了5個月後，病毒殺了一個回馬槍，跟隨參戰士兵從歐洲再次回到美國，並將掀起一場大殺戮。

8月28日，波士頓港口接送參戰美軍的輪船上發生了一例流感病例。德文斯軍營（Devens Camp）位於波士頓西北，這裡嚴重超員，設計容量為36000人的軍營實際駐紮軍隊超過45000人。這裡很快成為了重災區，到9月中旬，感染者已經超過2000人。

與幾個月以前出現的病例不同，這次的感染來得異常凶猛。根據德文斯軍營的軍醫格里斯特（Roy Grist）的記載，病人入院2小時，面頰上就出現紅褐色斑點，高燒達到40度，劇烈咳嗽，幾個小時後，很多病人從感冒症狀就發展到嚴重肺炎，病人開始咳血，甚至耳朵、鼻子和眼睛都在出血，耳朵、臉以及皮膚髮紺（藍黑色），身體異常疼痛，即使輕微的觸碰都疼痛難忍，幾小時後病人即告死亡。

到9月10日，死亡病例已達20多人。軍隊醫院所有床位都已經被佔用，源源不斷的病人無法收治，波士頓所在的麻省國民自衛隊在一天內為軍營建了一所臨時醫院，10日就收治了200名感染士兵。9月11日，波士頓出現了第一名平民病例，這預示著一場更加猛烈的傳染風暴即將到來。

特拉華河畔的費城是美國的歷史名城，1790-1800年曾作為美國的首都，是國內著名河港，是美國造船中心之一，這些水兵就是這樣來到了費城。1918年的費城，石油和造船等工業發達，大量的流動人口聚集到費城尋找機會，人口達到了175萬，軍事工業方面的人員就超過30萬人，是美國最大的都會區之一。但相關的城市服務設施卻遠不能滿足需求，住房奇缺，很多工人居住環境惡劣，貧民窟群居現象普遍，不少人甚至需要床鋪輪流睡覺。

9月11日，費城出現了第一例感染者。

顯然，病毒已經兵臨城下，費城面臨著極大威脅，需要政府迅速和有力的應對。

1918年的費城經濟蓬勃發展，卻是美國城市治理最糟糕的城市之一。著名的調查記者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在一篇報道里寫道：“我們所有的市政當局或多或少都有些壞，而費城則是最為腐敗和最為心安理得的。”利益集團通過金錢及選舉操縱市政事務。更糟糕的是，市長史密斯（Thomas B. Smith）因在總統大選中牽涉進槍殺命案，正遭遇檢察官的刑事調查。在上一輪共和黨的總統大選初選中，史密斯過於積極地介入黨內不同候選人的爭奪之中，且引入了黑幫勢力，一名警察在當地的選舉造勢活動中被打死，史密斯被認為負有責任，他正忙於脫罪，根本無心政務。面對洶湧的疫情，市政府幾乎沒有做任何準備，如囤積物資、藥品，應急醫護人員等等工作。

沒有幸免的，病毒跟隨波士頓的水兵到達了費城。4天后，也就是9月11日駐紮費城的水兵就出現了第一個感染病例。9月15日，入院士兵總數超過了600，而且由於軍隊醫院收治能力已經到頂，士兵們已經住進了州立醫院。僅僅2天后，5名醫生和14名護士病重倒下。這一輪病毒首先發起進攻的中心區域——千里之外的波士頓，死亡人數則已經超過1000人。費城，這個“兄弟之愛城”(City of Brotherly Love)可以說到了一個非常緊急的關頭。

戰爭勝利的好訊息不斷傳回，普通費城人的生活照舊在進行，甚至仍然豐富多彩。人們蜂擁而至劇院(Shubert Theater)觀看音樂劇——《秦周楚》（Chu Chin Chow），到歌劇院去觀賞歌劇——《交給珍妮》（Leave it to Jane），流連在公園裡傾聽音樂家蘇薩（John Philip Sousa）的“自由債券音樂會”（為戰爭籌集的國債被稱為自由債券），所有人對於戰爭取得勝利都充滿信心，相信士兵們將很快回來，社會上一片祥和歡樂的氣氛。

他說：“我能夠將疾病控制在現有的範圍（軍營），我們肯定會取得勝利。目前還沒有人死亡。不必擔心，無論感覺怎樣。”第二天，再有兩名水兵死亡後，他又稱，這些感染者是死於一般的普通感冒。另外一名衛生局官員甚至稱，從現在開始，病人將開始減少。簡單地說，就是疫情可防可控。

9月15日，迫於嚴峻形勢，克魯森召集本地衛生專家開了第一次會議，但他只是在會上承諾要繼續嚴密監視疫情的發展。21日，感染者已經上升到1083人，費城市的公立醫院也開始收治軍營的士兵。但克魯森仍然堅持認為，這僅僅是幾年前發生過的一般流冒。他可以將疾病消滅在萌芽之中。費城衛生委員會（負責制定健康和衛生方面的規章、政策，而公共衛生局則負責日常衛生管理）更是發表宣告：當前在費城居民中沒有發生流感。不過，衛生委員會還是宣佈將正在發生的疫情納入需要報告的疾病，並呼籲公眾要注意衛生、注意保暖、保持雙腳乾燥、大便通暢、避免人群聚集等。

9月25日，據當地媒體報道，最近24小時又新增了118名感染者。更糟糕的是，9月28日按計劃要舉行費城歷史上最大的集會——費城自由債軍民大遊行。當地的很多衛生專家和一線醫生憂心忡忡，他們致信公共衛生局和衛生委員會要求取消3天后的大遊行，甚至投書媒體，然而克魯森拒絕了這些建議，當地的媒體也拒絕登載醫生們的呼籲。

更大的悲劇無可避免將要發生。

克魯森1893年在傑弗遜醫學院（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獲得醫學博士，他具有醫學專業知識，知道在這個時候大遊行意味著什麼，但他還要考慮更多的因素。10月份，費城必須要完成銷售聯邦政府分配的約2.59億美元的戰爭債券，市政府需要一場大遊行來激發大家的愛國熱情。此外，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士氣，他不能宣佈任何可能打擊士氣的負面資訊和行動，更加不能製造恐慌，這個不僅他知道，費城的媒體也懂，每天都在宣傳流感沒有危險。

到9月26日，累計已經有1400名水兵感染入院了，27日再增加200名感染者，其中費城市民就有123名。這時費城累計已經有70名感染者不幸去世了。但所有的資訊都沒有能夠阻止28日的大遊行。

1918年9月28日下午2點，費城歷史上最為壯觀的一場軍民大遊行準時在寬街（Broad Street）開始了。畢竟戰時的各種管制和犧牲已經很壓抑了，大家都需要一場活動來釋放一下。圍觀的市民超過20萬人，遊行隊伍長達3.2公里。

遊行的隊伍包括軍樂隊、童子軍、婦女支援隊，當然列隊的士兵則是遊行活動的主角，戰鬥人員走在隊伍的最前面，而支援的婦女及犧牲戰士的遺孀則殿後。遊行隊伍還包括有費城的驕傲——在費城船廠製造的最新式雙翼飛機，士兵們現場表演拼刺刀，戰機從頭頂呼嘯而過，佇列士兵則表演高射機槍打飛機，軍樂隊不時賣力地吹奏進行曲。州長檢閱了遊行隊伍。群眾熱烈地現場購買自由債券，在宣佈完成自由債銷售後，參加遊行的領導升起了費城的城市榮譽旗。最後的壓軸戲更是精彩，由號稱進行曲之王的音樂家蘇薩親自指揮樂隊演奏來結束當天的大遊行。

費城大遊行擠滿了街道兩側的人群，圖中為士兵護衛的雙翼飛機機身。

這場大遊行讓參加者熱血沸騰、鼓舞人心，場面之壯觀、巨集大甚至讓媒體震驚。第二天各大媒體的頭版都被大遊行的新聞所佔據，不吝讚美之詞。《費城問詢報》（The Philadelphia Inqurier）寫道：“在這樣的時刻和如此的壓力之下，（遊行隊伍）所展示出這個城市的能量——財富、堅強、智慧、耐心以及心靈手巧，都是前所未見的……從（遊行隊伍）的每一個步伐、每一次喊聲，我們都可以看到和聽到勝利的預言”。晚報（The Evening Bulletin）寫道：“這是費城偉大的一天”。

病毒發起了更猛烈的進攻，潛伏期只有48-72小時。偉大和悲慘之間的距離不到72小時。遊行結束72小時內，費城所有醫院已經全部擠滿了感染者。遊行之後6周時間，1.2萬人喪命，也就是每5分鐘就有人不治身亡。6個月之內，2萬人死於感染。

儘管迫於不斷擴大的疫情，10月2日，克魯森才終於正式承認大流感已經擴散到城市裡面，並且不再堅持是費城以往的普通流感，而是與軍營相同的一種新型的具有強傳染性的流感。

但這實在是太晚了。

即使這樣，他仍呼籲對於媒體的誇張報道不要過於恐慌。事實上，他恐怕是多慮了，費城問詢報自己一直在積極控制輿情，頭版還在吹噓：科學的護理可以阻止疫情。

圖為影院門口張貼的大幅關閉通知海報。

10月3日，市政當局終於下令關閉所有公共場所，學校、教堂、劇院、酒吧等，禁止一切人群聚集活動。所有人在公共場所需要佩戴口罩(舊金山緊急立法規定不戴口罩除開罰款外，可以監禁10天，不過是否應該強制佩戴口罩一直有爭議，舊金山的做法在100年前的美國醫學界爭論就非常激烈)，不戴口罩的人被老百姓稱為“逃兵”（slacker，在一戰時期，這是一種非常有侮辱性的稱呼）。隨地吐痰被定性為犯罪，警察滿大街搜捕隨地吐痰的，有一天竟然抓到了60人。即使情況已經惡化至此，但媒體竟然發表社論質問：當局似乎已經瘋了。他們在試圖做什麼？是要把所有人嚇死嗎？對流感的害怕正在製造一種恐慌，我們懷疑當局的激進措施正在引發非理性的恐慌。

圖為舊金山的佩戴口罩宣傳單。

事實上，整個城市已經從亢奮轉為恐懼。藥店被哄搶，乃至搶劫，物價飛漲，一瓶威士忌標價52美元（相當於現在的710美元）。更悲慘的是，人與人之間失去了信任，以及因為信任缺乏而導致的非食物缺乏性饑荒。鐵路行業缺員達50%以上，城市生活需要的貨物運輸也出現了困難。很多家庭雙親感染去世，成百上千的小孩沒有人敢收養，孤兒院已經人滿為患。“兄弟之愛城”已經難以覓愛了。

西雅圖的一輛公車售票員在勸阻未戴口罩的乘客上車。

費城一共建立了12所臨時醫院以收治和隔離病人。但更大的困難是，醫護人員極度缺乏，25%的醫護人員去了海外戰場，很多醫護人員48小時沒有休息。甚至有醫護人員在路上被病人家屬劫持以照顧感染的家人。幸運的是，費城有5所醫護專業學校和1所藥學院，這些學校的高年級大學生充當起了抗疫戰士。然而缺口仍遠遠不能滿足，紅十字會只能呼籲志願者加入。

這個時候也有可惡的騙子冒充醫生，利用求醫難和人們病急亂投醫的心理收取高額診費，然而調查發現這些騙子開的藥實際上就是糖果。由於醫院的秩序已難以維持，10月17日，警察接管醫院的保衛，同時警車也開始充當救護車。

感染究竟因何而起？

沒有人知道，更談不上科學的治療。醫生大多是讓病人躺在床上休息、開窗呼吸新鮮空氣，使用一種可以止痛的藥粉（Dover’s powder）緩解劇烈的疼痛。死亡人數一直在創新高，克魯森也一直在被打臉。當單日死亡人數到了200時，他承諾傳染的高峰已經到達。當新的記錄到了300時，他又稱這個死亡數字標誌最高位了。10月17日，這個數字更是達到了759人！那一週逝去的則達到令人恐怖的4597人！

圖為聯邦衛生部門發放的防疫指南單張，包括建議步行上下班。

更蹊蹺的是，死者並非都是老弱病殘之輩，反而多是年輕人，年輕人的免疫系統反應過於激烈了。據統計，15-34歲染病者死亡率最高，65歲以上的老人只佔死亡人數的1%。總部位於紐約的一家保險公司發現其介於25-45歲年齡段的工人客戶死亡率為3.26%, 考慮到感染率為25-40%，可以推斷出該年齡段感染後的死亡率竟然高達8-13%！

遺體處理問題是疫情期間碰到的最大問題之一。本地已有的停屍房設計能力才36人，但這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停屍房的遺體堆積高達4層，五官流出的血液散發出惡臭，十分恐怖。由於殯儀從業人員嚴重不足，很多人在家庭死亡後，遺體在家沒有人去處理，甚至在大街上也堆放了遺體，進一步增加了傳染的風險。即使有人處理，也根本買不到棺材。首都華盛頓衛生部門還曾將運往匹茲堡的棺材強行徵用。

教會組織馬車，巡街叫喊收拾遺體。教堂的神父、牧師、神學院的學生都拿起了鐵鍬。此外，啤酒廠等一些工廠的冷凍倉庫被改建成了太平間，城市總共新增了5處太平間。製造公車的汽車廠開始生產棺材。公路局的挖掘機被命令用於挖掘墳墓（實際是萬人坑），市政府的公務人員、監獄的犯人也都參與埋葬遺體。

大量志願者在挖掘集體墳墓。

羅森布拉特博士（Sidney Rosenblatt)）在費城疫情期間，剛剛到猶太醫院（現在改名為愛因斯坦醫學中心）實習，他在日記中記到：在（10月）最後幾周，我經歷了人間地獄。我做的所有工作就是宣佈並簽發死亡證書……景象令人心碎。

美國1918年開始的大流感總共導致2200萬美國人染病，在最嚴重的10月份，全美就有19.5萬人染病身亡，整個疫情期間死亡人數高達67.5萬人，是一戰美國犧牲人數的5倍以上，美國最大的對手不是德國人的炮彈和毒氣，而是病毒。

事實上，費城的悲劇很大程度上是拜聯邦政府的戰爭政策所致。1917年正式對德宣戰後，美國政府就將戰爭宣傳工作視為重中之重。宣戰僅僅2個月，美國就通過了所謂的煽動法（Sedition Act），任何批評政府和戰爭的言行都屬於重罪，可能導致20年監禁。

9月份，美國軍隊已經出現比較大面積的疫情感染，但聯邦政府負責醫療的總醫官布盧（Rupert Blue）卻稱：如果已經採取了合適的預防，那就沒有理由拉響警報。上行下效，費城有關官員在疫情期間不斷以謊言欺騙民眾就不奇怪了，更重要的是，他可不想因為告訴民眾真相而被人舉報是影響戰爭士氣。

不過，還是有一些地方的官員及時將真實情況通報給了民眾，並適時採取了措施，使得感染率和致死率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密西里州的聖路易斯市就是其中的代表。1918年，聖路易斯有80萬居民，是美國10大城市之一。衛生局長施塔克洛夫（ Max C. Starkloff）一直緊密監視周圍軍營的疫情發展情況，並提前在媒體上釋出防護措施，在出現病例後，又及時採取禁止聚集、關閉公共場所等果斷措施，聖路易斯的疫情控制就取得了好得多的成績，避免了無謂的犧牲。

聖路易斯單日最高死亡人數是60人，而費城是759人。聖路易斯累計感染死亡人數僅1703人（事實上，由於後期市民和企業不能持續忍受有關的疫情控制措施，提前解除控制措施使得疫情死灰復燃，導致了較大傷亡，這本也是可以避免的死亡），而費城超過20000人。按照每10萬居民病亡人數進行比較，聖路易斯為358，全美為612，而費城則是819。

1892年，俄國植物學家伊凡諾夫斯基發現菸草花葉病的致病因子能通過當時各類細菌都不能通過的細菌過濾器的微孔，這一發現暗示了可能存在一種比以前所知任何一種細菌都要小得多的病原體。

1898年，德國細菌學家萊夫勒和弗羅施證明動物中的口蹄疫病也是由病毒引起的，這是當時所知的第一種由病毒引起的動物病例。他們還提出其他一些感染性疾病，如天花、麻疹、猩紅熱、牛痘等產生的原因，也都可追溯到那些非常微小的病毒。這在病毒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影響，是人類認識病因過程中的一次重大突破。

不過，一直到1939年，德國科學家考施在電子顯微鏡下才觀察到病毒的形狀，這是人類第一次真正看到病毒。

也就是說，在1918年疫情發生的時候，人類還沒有見過病毒，病毒的研究仍然是極少數科學家的前沿研究，對大部分醫生和老百姓而言，病毒還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對病毒傳播規律的認識更是無從談起。

因為感染者血液缺氧導致面板呈現恐怖的藍黑色，1918年的大流感曾被誤認為是14世紀肆虐歐洲的黑死病又回來了。此外，霍亂、傷寒、登革熱等歷史上存在的惡性傳染病都有醫生認為是此次疫情的罪魁禍首。由於當時對細菌的認識已經比較充分，更多的醫生認為是一種致命病菌導致的，以為細菌就是微生物的全部，很少人想到是病毒作祟。

科學家經過多年研究，已證實H1N1禽流感病毒是1918年這場瘟疫的禍首。從這個角度講，100年前這場大疫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災難之一。